【院士部长李强的传奇人生】

　　李强，中共中央特科的主要成员，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参加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他不仅研制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还创建了中共第一座秘密电台；他的“发信菱形天线”理论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强担任新中国首届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从1952年起担任了二十九年的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部长……
　　
　　在中央特科
　　
　　1905年9月26日，李强诞生在邻近上海的常熟虞山脚下尚湖边上的一个大家族中。他六岁入私塾，八岁进入常熟最早兴办的中西学堂高等小学，十四岁进入著名的杭州宗文学校。1922年，十七岁的李强在杭州阅读了一本《新青年》杂志，深受启迪和影响。后离开了宗文学校，经同学介绍，上了离家较近点儿的上海最大的一所由华人投资兴办的上海南洋路矿学堂。该校一律双语教学，为此，李强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功底。
　　1923年，李强从上海南洋路矿学堂中学部毕业，取得中、英文两张毕业证书。他还从国文老师叶楚伧那里了解到孙中山和国民革命，从《新青年》、《向导》那里了解到共产党的主张。1924年夏，国共合作期间，李强在上海南洋路矿学堂参加了国民党。
　　李强经常到上海青云路的上海大学听演讲和听课。上海大学是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校务工作实际上是共产党主持，学生以听社会科学系内容最多，经常在上海大学讲课的有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产党人。
　　五卅运动中，李强作为上海学联执行委员，积极投身革命洪流。在罢工、罢课、罢市的高潮时刻，经上海大学郭伯和介绍，李强于1925年6月10日加入中国共青团。1925年的8月，经中共上海曹家渡支部书记陈竹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组织和活动，历任共青团上海浦东区部委书记、中共常熟特别支部书记，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中共要想生存和对敌斗争，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据李强回忆：“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地下斗争的需要，决定成立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和交通四个科。我从那时起担任交通科长。”交通科后来改为通讯科。
　　1928年党的六大后，周恩来担任中央常委，负责主持特委工作，直接指挥特科。作为交通（通讯）科科长，李强主持中共中央与中共各省、市委，各苏区的通讯联络重任。四科的成员有毛齐华、张沈川、方廷桢、沈侃夫、李元杰等二十余人。
　　1928年4月15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罗亦农从他的秘书何家兴家中出来，立即遭到巡捕逮捕。罗亦农怎么也想不到，出卖他的叛徒正是他的秘书何家兴。
　　特科想尽一切办法营救罗亦农，包括发动工人武装劫救罗亦农。但蒋介石怕夜长梦多，即下令于4月21日将罗亦农枪杀于远郊。
　　李强寻找到罗亦农的尸体进行了妥善安葬后，就投入了惩处叛徒的斗争。特科在取得确凿证据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处决了何家兴。
　　1929年8月24日，中央军委负责人正在新闸路军委机关开会，突然来了一大批捕探，将在场开会的人全部逮捕，被捕者中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中央军委重要领导人杨殷以及颜昌颐、邢士贞等人，告密的是中央军委秘书白鑫。
　　当天晚上，心急如焚的周恩来召集紧急会议，同特科各负责人一起研究营救办法，周恩来在会上说：“凡是会打枪的都去参加营救。”李强会打枪，所以也被列入营救人选。当时给特科定了两条任务：“一是营救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另一任务是侦查白鑫的行动。”特科为营救彭、杨、颜、邢投入了全部力量。陈赓搬进南京路、西藏路口的新世界饭店进行指挥，李强负责侦查、监视捕房动静。
　　但因故而错失救人时机，最终，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人于8月30日被害。
　　唯一值得告慰先烈的是，叛徒白鑫于11月11日傍晚，在弄堂里被特科人员击毙。
　　另外，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等党内许多重要领导同志也先后被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在中共特科奋力营救同志，惩处叛徒，探听消息中，李强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研制中共第一部
　　无线电收发报机
　　
　　李强回忆说：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六大专门作出了一个决定：“在上海建立中共秘密电台。”
　　事情是这样的。周恩来从莫斯科开完六大回到上海就住到李强家，他严肃地和李强作了一次真诚的谈话。周恩来说：“为了沟通上海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通讯联络，中央决定建立我党自己的无线电台。为此，中央特科四科从现在起专门负责建立电台的工作，你是科长，又是工科大学生，就由你承担研制收发报机的任务。”
　　李强想了想，感到有些为难：“恩来同志，你知道，我是学习技术工程的，你让我造铁路、公路、建桥和建造房屋，我都能接受，可是我从来没有和电讯打过交道，我连收发报机是什么样都不清楚呀！”
　　周恩来说：“我说李强啊，炸药、手榴弹都不是你的专业，你不是搞出来了吗？战争时期，哪有现成的专家？不会的都可以学会，我看你是个杂家，不会就学嘛，有什么难处就找我，我尽量帮助你。”
　　李强无二话可说：“那就干起来再说！”党中央决定由李强和张沈川负责建立秘密电台，李强负责研制收发报机，张沈川负责报务。
　　上海东有恒路有一家专门制作霓虹灯变压器的“绍敦电器公司”，老板蔡叔厚是“四一二”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蔡叔厚开的这家电器公司实际上成为上海地下党特科交通联络站，它经常是我党同志的落脚点和寻找党组织的地方。
　　李强接受试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任务后，“绍敦电器公司”的骑楼就成了李强加工试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车间，且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据李强回忆：“我有时连续几天关在骑楼里研读《无线电基本原理》、《无线电业余手册》以及美国出版的各种无线电报刊；有时连续在外面跑，同无线电行家广交朋友，切磋技术；我还交商界的朋友，经常出入亚美无线电公司、大华无线电公司，从那里购买无线电零件、器材、工具以及制造无线电收发报机的线路图样。如果有人问我的身份，我就说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
　　经商界朋友帮助，李强在“大华无线电公司”找了一个“内线”，还借出一台收发报机。由于只能“借”一天，李强连夜将收发报机一个个零件拆下来，一一画出草图，然后再拼装好，第二天按时还给公司那个“内线”，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
　　有图了，下一步就是购买零件，李强直奔美国RCA公司上海经销部。但是，也有极少数零件连洋行也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李强就自己动手做。
　　1929年春末，中国共产党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研制成功。李强制作的这台收发报机，看上去有些笨重，灵敏度也不太高，功率只有五十瓦。随着全国革命根据地的壮大，为了与中国南方根据地保持联络，中共中央急需在香港建立一座电台，目的是转报电文的内容，因为上海党中央的电台功率是达不到遥远的南方的。
　　李强为了选择香港电台地址，只身来到九龙弥敦道街，成功建立了电台。
　　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起义过程中，广西方面根据李强提供的呼号，一次次向上海发报，但由于距离过远，电台功率达不到，无法接通。于是，广西方面采取先发报到香港台，再由香港台中转至上海，最终获得成功。港沪电台相通后，通报的第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广西百色起义胜利！”
　　1931年春，苏区有了一百瓦功率的电台，党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有了电讯联络。这样，从上海到香港再到各大城市，从白区到苏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电波在白色恐怖的中国上空通行无阻，对中国革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发信菱形天线”诞生
　　
　　顾顺章叛变后，李强没有撤到苏区，他被周恩来安排去了莫斯科学习。到莫斯科好多天了，没有人和他谈进“东方大学”学习的事。后来，他被派往苏联邮电委员会通信科学院工作。
　　对于李强后来的人生轨迹走向，苏联的这段生活可以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苏联的六年时光，为李强提供了成为科学家的良好环境。1932年至1934年，李强被安排到共产国际无线电培训班担任教员，他采取英语授课，对来自中国的学员，他用中文进行辅导。
　　通信科学院阅览室里仅英美的无线电杂志就有六七种。一次，李强注意到一份英文杂志上刊登了一篇介绍美国一专家制造了发信菱形天线的文章。美国科学家布鲁斯在他的论文中虽然也讲到发信菱形天线的计算方法，但方法不够严格，因为他没有计算天线上由辐射所引起的电波衰减。对数学有特殊爱好的李强，眼前一亮，他决定：“美国人没做的事，就由我来做吧。我要用数学分析法完成对发信菱形天线的论证。”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李强终于用英文完成了他的研究论文《发信菱形天线》。他把论文交给了通信科学院。
　　1935年，一位苏联研究人员将此论文翻译成俄文，发表在苏联通信科学院出版局出版的《天线之电气计算》汇刊上。这篇论文在苏联无线电界引起了震动。鉴于李强在研究上取得的成果，苏联通信科学院将李强由工程师提升为研究员，李强被称为“无线电专家”，被列为苏联七位最高无线电专家中的一位。李强的研究成果被尊称为“李强公式”，李强的姓名也被收入《苏联百科词典》之中。1951年，《发信菱形天线》论文在中国用中文发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成立大会上，李强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院士）。这个身份使李强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院士部长之一。
　　
　　任延安军工局局长兼延安
　　自然科学院院长
　　
　　1937年7月，在苏联通信科学院，那台五百千瓦高频率的无线电波传来让李强震惊的消息：国内发生卢沟桥事变！祖国正面临日本全面侵略的危险，他已无心再在苏联从事无线电研究工作，经他一再请求，终于几经周折，回到国内，到了延安。
　　1938年年初，刚从苏联回国的李强被安排在延安军工局担负领导重任。局长滕代远特地和李强谈了一次话，滕代远说：“你可以和王诤一起工作，由你主持军工局的全面工作，另外，你还兼任军委三局副局长。”李强接受了任务。王诤同时兼任军工局副局长，交叉任职。
　　李强在陕北的第一个春天就是在大青马上度过的，这匹大青马带着李强走遍了沟沟坎坎，主要目标是寻找资源。资源是搞生产的第一要素，茫茫的黄土里蕴藏着可供生产军火的资源：陕北的棉花是硝化棉的原料；延长石油沟的石油是动力原料；黄土冈中还埋藏着铁和煤矿；这里的羊油资源可以用来提炼甘油，是硝化甘油的原料；木材则可以用来烧炭……
　　1938年3月，军工局正式建立时，选择了安塞茶坊镇作为发展军工事业的基地。
　　1938年，李强和沈鸿结合游击战流动性的特点，为前方部队生产了一种便于行军携带的小型修理机器――一套二点五英尺长的袖珍车床、铣床、刨床、钻床四种机器的“机械组合”，它成为流动的修械所，这种机器先后生产了三十套，专门供前线部队行军时用。
　　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茶坊机器厂还造出了近四十台造枪的专用机床，从而装备了一座专门的造枪厂――何家岔兵工厂。1939年4月25日，刘贵福和孙云龙用旧钢轨制出第一支步枪――“无名氏马步枪”，经试验，该枪性能良好，被列为延安“五一展览会”展品。五一节那天，李强陪同毛泽东参观展览会，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看着延安自制的“无名氏马步枪”，还把这支枪拿在手上掂了掂 ，举起来瞄了瞄。那神态似乎在说：“我们的战士可以拿着自己生产的步枪去打日本侵略者了！”
　　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何家岔兵工厂生产了二百多支步枪。为了增加产量，李强等领导同志又发动工人从废枪库里找来枪管，工人们把它们修造成崭新的步枪，枪厂每年修造上万条步枪，靠着这些枪，我们的部队可缴获敌人成十倍、百倍的武器。李强还重用技术人员，他的得力助手，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钱志通在李强的大力支持下，研究生产出了“强棉”手榴弹。因为要生产兵器就得有钢铁，这时的李强又在考虑军工局炼铁的计划，他找来同济大学毕业的徐驰筹办第一座炼铁炉。1943年10月，军工局为此还专门成立了炼铁部，设在延安大砭沟。经过反复试验，大砭沟终于炼出了第一炉灰口铁，从此结束了陕甘宁无铁的时代。从1939年到1943年，这五年中，李强领导着延安军工局和所属兵工厂共生产了步枪九千七百五十八支，子弹二百二十万发，手榴弹五十八万余枚，掷弹筒一千五百门，掷弹筒炮弹十九万八千枚，八二式迫击炮弹三万八千枚，修枪一万支，修炮四门，还为地方民兵制造了上万枚地雷。
　　中央军委将李强重用技术干部的经验向各边区和根据地进行了推广。1944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暨职工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李强是唯一一位获得过“边区特等劳动模范”称号的军委局级领导干部，获得了毛泽东的题词“坚持到底”四个字。
　　1944年6月，作为延安军工局局长的李强又接受了一项新任务：兼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他是继李富春、徐特立、陈康白之后的第四任自然科学院院长。
　　科技与教育本来就紧密联系，军工局长兼自然科学院院长，容两职于一身，为李强一向所倡导的并身体力行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供了舞台。
　　延安自然科学院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共培养了五百余名科技干部，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及后来夺取全国的胜利、建设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者
　　
　　内战爆发后，李强以军委工矿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考察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大军区兵工生产和资源情况。在历时九个月的调查中，他写了三篇内容翔实的调查报告。
　　一次，李强在考察军工生产时，遇见了廖承志。廖承志告诉他：“为适应解放战争新形势，你赶快去西柏坡，刘少奇和朱德正在等你去谈话！”李强快马加鞭赶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已经是傍晚，刘少奇和朱德马上召见了他，向他交代了建造短波广播发射台的紧急任务。李强从此又担负了领导建造短波广播电台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创建于1940年。当时的延安军工局和广播电台关系很密切，李强从废钢中找到一根合用的汽车曲轴，巧妙地用于电台曲轴，使中断的广播恢复了对内对外广播。解放战争开始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并随中共中央不断转移，这次已是第四次迁移台址，台名也变为河北新华广播电台。李强接受任务后的第一项工作是勘察新台址，最后确定台址建在河北井陉县，播音室选在窟窿峰村，发射台则建在天护村。
　　天线架起来了，但没有测定方向的仪器，无法对天线调试。李强提出：“找个月色明朗的夜晚，根据北极星的位置，瞄准地球子午线，这个方向就是天线第一个木桩的方向。”结果这部天线正对着南京和上海之间的无锡上空，这也是无线电史上的一个创举，“李强公式”第一次在祖国得到了运用。
　　李强在北京的第一个办公室是在广播事业局，此时，廖承志已调往侨务办公室，广播事业局的工作就由李强负责。
　　1949年10月1日，李强作为广播领域的专家和领导人，承担了保证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那部扩音机顺利运转的特殊任务。李强回忆说：“10月1日这一天，我一大早就赶到天安门城楼上调试，效果不错。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一开机器，我大吃一惊，扩音器竟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噪声，我们判断是机器与外界的音响发生了共鸣。广播局的一位同志急中生智，急忙将自己的帽子扣在话筒（麦克风）上，噪声果然没有了。”
　　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已经登上天安门城楼，群众向领袖欢呼，李强则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了与立于城楼正中的那架扬声器相连的各台无线电设备上。他仔细地听着那里面传出的音质、音量、音色。毛泽东走向话筒，随即，李强和在场所有人都熟悉的那洪亮的湖南口音通过话筒向全世界传出了一句最强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新中国成立后，李强除了担任广播事业局局长外，还兼任邮电部无线电总局局长。这期间，他办了一件大事，就是领导架设了从北京到莫斯科的有线电话。长达一万二千公里的电话线路，为中苏两国的交往起了重要作用。
　　正当李强构想建设“世界第一塔”，准备为新中国广播电信事业干一番更辉煌事业的时候，又有一项新的工作在召唤他了。
　　195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外贸易部，同时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部，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1952年至1956年年底，李强在莫斯科工作了五年，李强的正式头衔是外贸部副部长兼中国驻苏联商务参赞。1956年回国后，李强正式坐进外贸部副部长（后升任外贸部部长）的办公室。作为无线电专家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外贸部副部长，李强还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并兼任所长。
　　此外，李强还兼着成立不久的几个科技和国防建设领导机构的职务。如航空工业委员会的成员，国家科技委员会副秘书长等。李强作为外贸部副部长兼科技专家，也曾频繁地赴核导弹基地进行实地考察。
　　后来，中苏关系破裂，李强接周总理指示，负责清理苏联撤走专家的遗留工作。
　　李强在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部长位置上一直干到1982年才正式离职，为新中国的外交、经济、外贸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1996年9月29日，李强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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