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政党研究正迈向“黄金时代”
时间：2021-06-02 16:02:4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记者:王教授,您好!作为在我国从事政党政治研究的一个先行者,您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如《世界政党比较研究》、《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政党现代化论》等,对推动我国政党政治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最近,我在书店里又看到您的新著《政党论》出版了,这部著作可谓是目前国内首部系统论述政党现象及其运行规律的理论专著。那么,能否先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走上政党政治研究这条道路的?
王长江:政党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政治现象。在当今时代,政党几乎无所不在。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最为普遍的形式,已然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代名词。研究当今时代的政治,政党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课题。写一本专论政党的书的想法,早在20年前我刚刚步入党的建设这个研究领域时就已萌生了。那时我就开始意识到,研究党的建设,光研究中国共产党自己不行,还需要研究其他共产党,特别是苏共为代表的执政的共产党。当时,我们党已经恢复了与各执政的共产党的关系,在这些党内,开始出现改革的呼声。波兰党已经经历了由“团结工会”引起的危机,苏共则是戈尔巴乔夫初掌权柄。和这种国际背景相联系,研究者想把国外执政的共产党也纳入自己的视野,是很自然的事情。尽管如此,这一构想还是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在想,是啊,世界上存在那么多政党,而且不光是共产党,它们也要生存和发展,为什么不可以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从政党活动普遍规律的制高点,反过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这个念头一旦出现,便在我脑海里久久萦绕,挥之不去,最终确定了我走政党政治和政党比较研究之路的决心。我坚信,政党活动是有普遍规律的。完全可以以这种普遍规律为研究对象,来构建一套研究政党的理论体系。世界上已经有不少人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上个世纪50—70年代,在政治学研究中,政党研究甚至成了一个热点,还出现过一个不小的高潮。但是,国外、海外学者搞政党研究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往往把眼界局限于西方类型的党。在他们眼里,只有西方类型的政党才是本来意义的政党,苏共、中共这样的政党均属特例,甚至不能算作是政党。诚然,后来也有不少学者有意跳出这个框框,客观上却始终难以摆脱把西方政党作为坐标的窠臼。因此,虽然作为研究成果,已经出现了不少论政党的专著,有些专著迄今为止仍堪称经典,但这些著作概括的却只是西方政党的活动规律,而不是所有政党的普遍性的活动规律。毫无疑问,只有不带偏见地、把各种类型的政党都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才能对政党活动及其规律有全面系统的把握。应当有一部这样的书,这部书就叫《政党论》。
记者: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这本著作的基本框架?
王长江:政党是一种客观现象。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它出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按照固有的规律运行,影响着政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说政党活动有规律性,指的是政党政治中不以单个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在政党活动背后起作用的逻辑。我们时常能感受到这种逻辑的力量。在一些国家,政党被放在受顶礼膜拜的位置,但事实上,政党却和人们的期待相去甚远,不但未能很好地履行功能,还给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在另一些国家,政党被看作政客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肮脏场所,是政治阴谋、政治权术的代名词。背着这样的道德包袱,政党却依然能够熟练地运用政治技术,把民众调动起来,让他们怀着像观看奥林匹克比赛一样高昂的兴趣和热情,来观看政党之间的竞争。政党政治中这些光怪陆离的现象及其背后冥冥中起作用的东西,正是政党学要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内容。
我认为,政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政治现象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第一,它是政治组织,是人们用来控制公共权力的工具;第二,它是社会组织,是人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众多方式中的一个特殊品种。简言之,政党既是政治的,也是社会的。如果我们把政党放到现代社会的架构中,或许这个问题更容易理解一些:公共权力(也即国家或政府)和公民社会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两大要素。这两大要素之间的互动,推动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政党就是促进这种互动的一种最主要形式。因此,政党研究属于政治社会学的范畴。对政党的这一定位,是本书整体设计的出发点。沿着这个思路,全书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分析政党这种现象的基本点。诸如,什么是政党?政党是干什么的?政党作为组织,和其他组织相比,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性和活动特点?这些都是在这一部分需要阐述的问题。第二部分是把政党放回到它实际活动的环境中,考察它在与政治社会各要素互动中的情况,也就是政党的互动情况。这种互动在两个层面上发生:一是政党之间,二是政党与国家和社会其他元素之间。政党都想在沟通国家与社会的过程中起作用,那么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由这种相互关系和作用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形态,就是我们所说的政党体制。政党体制是政党政治中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第三部分是把政党放到整个政治系统中去,探讨政党和国家、社会中的诸多元素之间的关系。国家是一个整体的概念。细分起来,它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所谓政党和国家(政府)的关系,实际运行中体现出的是政党和这些机关之间的关系。
记者:政党研究的历史情况和现状如何?
王长江:对政党问题的研究,是在政党政治发展的实践中逐步系统化的。最早出现的关于政党的描述和评价,散见于一些研究各国政治的文献中,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作为一个单独领域获得政治学分支的地位。即使在对政党本质作了深刻揭示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政党也只是被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来描述的。到19世纪末,情况才出现了变化。一些政治学者把目光转向政党,把政党从政治学中单独梳理出来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开始有了系统地论说政党的著作。俄国政治学者奥斯特洛果尔斯基可以称为政党研究第一人和现代政党学的奠基人。他在对英、美政党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于1902年在伦敦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系统分析评述政党的两卷本著作《民主政治与政党组织》。接着,更多的学者开始投入其中。1905年,德国政治社会学者罗伯特·米歇尔斯也写出了《政党》一书。这以后,专论政党的书籍时有出现,政党学说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党研究迅速发展,确实硕果累累。仅举其中比较有影响或有较大影响的著作,就足可令人目不暇接。例如M.迪韦尔热的《政党》(1951年出版),S.纽曼的《现代政党》(1955年出版)等等,都反映了这一时期政党研究取得的进展。
记者:为什么政党研究在战后会迅速发展起来呢?
王长江:最主要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法西斯主义政党兴起并把各国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引发了一场空前的人类大灾难,这促进了人们对政党的思考。在许多研究者看来,政党是民主政治的工具。但是,德国纳粹党和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所作所为无情地告诉人们,政党不仅可以被用来发展民主,也可以被用来搞法西斯独裁。为了避免再度出现类似的灾难和悲剧,十分有必要对政党这种现象的本质、来龙去脉、有关政党发展的规律性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以便为政党政治朝健康方向发展提供一些明确的原则和规范。防止政党被用来危害人类,是这一时期、特别是战后初期贯穿在政党研究中的一个主导思想。
其次,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现有政党和政党体制出现了一些问题,引起了人们对政党问题的关注。英国、美国的两党制历来被西方人当作值得称羡的政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政治学者们却发现,即使在美国,政党的活力也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1950年,由美国政治科学学会提出的《走向更负责任的两党制》的报告认为,美国政党不能保障责任政党政府制极其迫切需要的连续性政策方针和责任,缺乏有效的权威。有一个美国记者甚至写作出版了一本名为《政党完了:美国政治的失败》的书,直言美国政党政治正在走下坡路。学者们纷纷提出,美国需要进行政党改革。到20世纪60—70年代,政党改革的呼声更高。1976年,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詹姆斯.M.伯恩斯还发起成立旨在加强政党作用的“政党振兴委员会”。这一背景,在当时显著地推动了政党研究的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