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行最：从首席翻译到扶贫先锋] 中国扶贫基金会官网
时间：2020-07-30 07:29:0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用王行最的话说，“并不是所有的浙江人都是商人” 。从农业部的首席翻译，到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秘书长，王行最用他的智慧和行动，努力地经营慈善、消解贫困。 2009年3月，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20周年。王行最秘书长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关于贫困
提高扶贫标准对基金会工作无太大影响
环球慈善：您从1996年开始在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到现在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秘书长，从事扶贫工作已经13年了，您对“贫困”两个字是怎么理解的？
王行最：对贫困的定义，国内和国际并不是理解上有什么不同，主要的差异是标准的不同。就我所知，目前国际上对贫困的定义有三种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收入贫困。中国政府根据人均每年最低食物摄入量折算为货币，2000年确定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635元人民币为贫困线。今年我们国家把贫困标准上调了。国际上通行的贫困测量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人均每天收入1美元，按这个标准，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现有贫困人口数量为1.13亿；第二种是人均每天消费支出1美元，按这个标准我国的贫困人口数约为2.3亿。第二个概念是社会服务短缺型贫困，按享受社会服务的质量、数量、能力进行衡量。第三个概念是机会贫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在获取信息的数量和水平上产生差异，从而造成贫困。现在国际上和国内所谈的贫困概念，是上述三个贫困概念的整合，即“贫困”是指收入水平不足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和人的尊严，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缺乏保障导致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及贫困人口自身能力不足以把握好机会等。
环球慈善：2009年3月，我国实行了新的扶贫标准，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新标准提高到人均1196元，扶贫对象覆盖4007万人。 请问扶贫标准的提高对中国扶贫基金会有何影响？
王行最：国家扶贫标准的提高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工作没有太大影响。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其他众多从事扶贫的民间组织一样，是政府计划的辅助和补充力量。扶贫基金会的关注对象比现行的贫困标准人口要广泛一些。基金会会比照国家标准按照自己的使命和理念来设立项目，扶持低收入弱势群体。
政府与非政府不是对立的关系
环球慈善：您怎样看待NGO与政府的关系？
王行最：首先，政府与非政府不是对立的关系，在很多方面，两者是相互补充的。政府满足面上的普遍性需求时有它的特长，但在政府涉及不到的地方就需要非政府组织来弥补。非政府组织因其贴近受益人，从而更多地了解其差异化、特殊需求，并通过设立有针对性的项目满足特定弱势群体的需求。
我们在与政府打交道时的基本原则就是：一、把风险控制放在首位，做事让政府放心；二、踏踏实实做点实事儿。对项目本身的风险性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尽最大的努力控制风险。另外，我们的上级主管单位――国务院扶贫办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很大的支持和认可。
从政府方面来讲，政府职能的转换就要求政府适当地将一部分职能放给非政府组织来做。由政府出资，由非政府组织来具体运作，会提高工作效率，提高项目的针对性，满足受益对象的差异性需求。
以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亚洲开发银行、国务院扶贫办和江西省扶贫办合作在江西开展由NGO实施政府村级规划的试点项目来说，就是政府出资购买非政府组织服务的一种尝试。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其中更多的是担当了一个中介的角色，由我们负责向全国的非政府组织进行招标，选择其中的6家来具体执行这个项目，我们进行能力建设，并进行指导和监测。对这些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费用，是我们向国际组织筹集的。就这样，在大家的联合支持下，这个项目进展非常顺利。
扶贫基金会的“进化”
从大人物筹资到小人物筹资
环球慈善：中国扶贫基金会已经成立20周年，从10万元的启动资金，到现在成为扶贫领域的先锋，您认为它走过了哪几个历程？
王行最：20年来，基金会共筹措并投入扶贫资金和物资23.97亿元，累计实施200余项扶贫项目，受益贫困群众达718万。1989年刚刚成立的时候，扶贫基金会是一个“没有基金的基金会”，只有农业部下拨的10万元启动资金。在初始阶段，扶贫基金会主要依靠大人物的影响力来筹措资金。但是一个成熟的基金会应该是专业化的小人物筹资、实施和管理项目，从1996年换届之后，基金会的工作开始快速发展，到1999年基金会成立十年的时候，基金会已经募集资金6亿多元。
从泛扶贫到精细化扶贫
环球慈善：基金会的规模越来越大，自身也会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
王行最：的确是这样。从1999年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体制做了较大的调整，逐渐形成了市场化的管理方式。基金会从1999年之后进入了它的第二个阶段。基金会从体制、组织、制度和管理方面都进行了改革。
1999年之后，基金会有了很大变化。由原来的“泛扶贫”转移到“精细化扶贫”和“精细化慈善”，强调对受益人的援助要落实到具体的点上，落实到具体的项目上。
一花独放不是春
环球慈善：您说过，一花独放不是春，希望中国的各种民间组织都能发展起来才能促进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王行最：2006年，中国扶贫基金会提出要逐步向国际化筹资型基金会转变。这是基金会20年来的第三个重大转变。我们国家的公民社会发育还很不成熟，还处于初级阶段。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中国扶贫基金会要给予那些发展较好的NGO资金和项目，让他们去运作，促进NGO的发展。
慈善可以、也必须是要经营的
环球慈善：您说过，慈善是可以经营的。
王行最：慈善是可以经营的，也是必须要经营的。这对一个成熟的基金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2008年，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行政管理成本和项目管理费用才6%，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中国扶贫基金会推行以财务管理为核心的预算管理制度，使行政成本得到有效控制。形成了从原来一个人算，变成了人人算，花钱上从花了算，变成算了花的制度，大大地提高了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使有限的资金惠及更多的贫困人口。中国扶贫基金会目前已经形成了以财务为核心的项目管理体制。
扶贫感触
曾经的首席翻译
环球慈善：您与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徐永光先生一样，都是浙江人，浙江人从商的比较多，您为何一直从事慈善？
王行最：不是所有的浙江人都是商人。当年在农业部的时候，我也是知名的翻译，做同声传译。如果到市场上去替公司做翻译，挣的钱比我现在的收入要高的多。但是我总觉得，人总要有所追求，除了解决自己的温饱外，还应该对社会做点有用的事。
环球慈善：您当时放弃这么好的工作，不少人都不理解吧？
王行最：当我开始做扶贫工作的时候，放弃了原来挺好的职业，也有不少人不理解，觉得这人“有病”，但是我甘愿做一个“有病”的人。做慈善有一种成就感。扶贫基金会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通过我的团队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做很多事，可以帮助很多人。从中我获得许多精神上的快乐和满足。
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
环球慈善：从事扶贫工作这么多年，您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感受是什么？
王行最：我给你朗诵一段《中国扶贫基金会20年发展历程》画册最后一段话，这最能代表我的感受：
“如果说中国扶贫基金会20年的发展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那么映入世人眼帘的是一片片村舍新居、一幢幢崭新学校、一块块整齐梯田、一口口甘甜的水窖、一座座便民小桥；是贫困农户得到贷款后的喜悦、是贫困母婴得到救助后的笑容、是受助大学生溢于言表的自信、是灾区群众感激的热泪。而这幅画卷是基金会用于探索的创始人、锐意改革的决策者、奋发拼搏的员工、饱含激情的志愿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基金会工作的爱心人士共同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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