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说之历史误读|错批一人 误增三亿哪一年
时间：2020-07-23 08:02: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我国人口发展的实际状况,适时地提出了计划生育这一重要思想,并在一个五六亿人口的大国开始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就。新中国成立60余年了,回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行计划生育的历程,澄清所谓“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说之谬误,总结历史经验,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对我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要有计划地生育
什么叫计划生育?1957年3月1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结束语中指出: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够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有些时候增加一点,有些时候停顿一下,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毛泽东的这个设想,揭示了计划生育的科学内涵。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和中国人口发展现状,提出了计划生育这一新思想,折射出他深远的世界历史眼光。
能不能计划生育,从理论上讲,这是可行的。1956年10月12日,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说:“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从实践上讲,这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说: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因此,他强调指出,要研究计划生育的问题。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结束语中,毛泽东指出:现在我国人口每年增长1000多万。你要他不增长,很难,因为现在是无政府主义状态,必然王国还没有变成自由王国。在这方面,人类还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此后,毛泽东多次批评人口方面的无政府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决策人。
从20世纪50年代直至70年代,毛泽东一直是明确表示要提倡节育。从现有的文献看,至少讲过19次。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1960年5月11日,毛泽东在郑州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谈话。当他得知河南人口是5100万时,严肃地说:恐怕要提倡一下节育,多印一点关于避孕的书,制造避孕的药品和器具。1975年2月,毛泽东再次强调:人口非控制不行。
从以上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是努力提倡节育和计划生育的。越到后来,这个思想越坚定。
城市、农村都有实行
计划生育的要求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从1949年到1952年,每年净增人口为1000万左右。到1956年,全国总人口为6.2亿。对此,毛泽东认为,要正视人口增长过快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1.人口增加的严峻形势,人民要求实行计划生育。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我国的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增加的,大约在一千二百万以上。” “在许多人口稠密的城市和乡村,要求节制生育的人一天一天多起来了。我们应当根据人民的要求,作出适当的节制生育的措施。这个工作的推行,应当得到人民的自愿合作。”3月1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结束语中指出:人民有没有这个要求?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
2.人口多带来吃饭、穿衣、住房问题,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新中国成立后,就人口多带来吃饭等一系列问题,毛泽东谈了20次,其中与外宾谈了15次。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高度关注。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人口如果继续按现在的速度增长,那么,全国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就要降低,许多困难问题的解决就要延迟,这是很明显的。1963年5月3日,毛泽东会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时说: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人太多,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所以现在还有不少困难。两天后,即5月5日,毛泽东会见马里文化代表团时说:中国大是大,但人太多,难办,这么多人要吃饭、穿衣、住房子。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时说:中国人多,他们怕。我们也怕,因为人多要吃饭,要穿衣,那个问题可多了。
3.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还有四个重要的国际因素。第一个国际因素:人均概念。关于人均概念,毛泽东一共讲了14次。1956年2月25日,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汇报时说:我们永远不要这个什么“中国第一”。你人口这么多,按人口比例一算(系指按人口计算生产水平,如一个人拥有多少吨钢),荷兰、挪威都比我们多,总不要吹中国第一。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始终清醒地坚持用人均思想来考虑中国的发展问题。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后来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就是考虑了人均因素。第二个国际因素:人口多不是侵略的理由。面对“中国人多,将来出路成为问题”的质疑,我们从理论上回答了人口多不是侵略的理由,并践行了中国永远不称霸的诺言。毛泽东认为,靠发展经济来解决人口吃穿问题。1954年12月1日,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说:“我们人口多的问题,可以用发展生产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反对过去希特勒说过的话,他说,人口多就应该向国外扩张,在国外取得东西。”可见,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也是对国际舆论的正确回应。第三个国际因素:关注外国人口、国土比例。1961年12月5日,毛泽东会见委内瑞拉加拉斯加市议会代表团时说:你们是700万人口住在91.2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所以你们国家的前途是大有可为的。你们事业的环境是很好的,人口、国土比例是很好的,有发展余地。毛泽东会见外宾时,经常赞赏他们国家地广人稀、人口和国土的比例很好,并与中国做比较。可见,他是始终在思考着中国人口问题的。第四个国际因素:外国的节育实践。1958年1月23日,毛泽东会见奉调离任的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和夫人时说:英国、法国、日本已经控制了人口的增长。1月28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像日本人一样能控制,像英国一样能控制。可见,外国卓有成效的节育工作,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影响着他对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思考和决策。
从五个方面搞好计划生育
在毛泽东历次谈话中,认为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搞好计划生育:
1.要从人本的视角看节育。节育一方面要从使用上方便人民。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另一方面,节育要从经济上关心人民,提倡免费,实行少收费、不收费。1965年7月19日,毛泽东在对医务人员谈话时说,在天津避孕药不收费,似乎是赔钱,可是切实达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这是赔钱还是赚钱?他还说,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动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这是赚钱还是赔钱?这些都是从政治家的视角看问题的。
2.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争取群众支持。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还说:计划生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要来个大辩论,要公开作教育。他强调指出:“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几个同志的谈话时主张把计划生育的内容编成小册子,挨家送。这种做法,就是把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千家万户。
3.强调规划,分步骤进行,先城市后农村。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他认为,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当时,中国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就业的压力主要来自城市。毛泽东把节育的重点放在城市。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很大比重的国家里,要想真正取得控制人口的实效,除城市外,还必须把农村的计划生育普遍搞起来。毛泽东在把节育的重点放在城市的同时,也很关注农村的节育工作。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还说,他对中国的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不满意,因为在农村还没有推广。
4.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节育工作。1958年1月23日,毛泽东会见奉调离任的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和夫人时说:我们现在还无法控制人口的增长,大概到这个问题的威胁更大时,情况会好些。这同文化、教育水平有关。1958年3月23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一次插话说: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毛泽东希望人民有文化了就会自觉控制生育。他的这种人口素质提高反过来有助于控制人口数量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5.设立专门机构,为落实计划生育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1964年1月,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各直辖市和多数省先后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或领导小组。1973年7月,毛泽东又建议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各地区亦相应建立计划生育工作机构,牵动亿万个家庭的计划生育活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了。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注
计划生育政策
1953年,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已经不是通常估计的4.5亿,仅大陆地区的人口就已达到5.9亿。人口过快增长,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多方面的不利影响越来越明显,因此除毛泽东外,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也都明确表态支持节育,要求开展计划生育工作。
1953年8月,邓小平指示卫生部改变节制生育的态度和做法,帮助群众节育,并且批准了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
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所作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万,那么十年就是一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
1954年5月28日,邓小平再一次明确指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召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联席座谈会,并在总结时说:“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1955年2月,卫生部根据刘少奇讲话的精神,写了一份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份报告时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第一次把节制生育上升到党的重大政策。
1957年8月20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中国人多,必须提倡节制生育。这是有关经济建设的大问题。现在粮食、布匹、学校等紧张,都与人口多而且增长快有关系。”这次会议决定,由陈云兼中央节育委员会主任。一个月后,陈云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指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除了农业增产外,“还要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娃娃要少生一点。”
1957年10月国家公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
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
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城市人口从1964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包括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1965年,全国城市出生率已较1963年下降了15.5‰。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65年的28.5‰下降到1974年的19‰左右。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河北等五个省、市,提前完成了“四五”人口规划指标。当时人口增长率控制在1.5%以下的有七、八个省市。全国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2下降到1980年的2.238,净增人口数由2321万降至1163万,自然增长率由2.88%大幅度下跌到1.19%。应当说,这是很有成绩的。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说之历史误读
1957年,我国的人口总数为6.46亿,而到1979年年中,我国的人口总数为9.69亿。22年间,总共增加3.1亿。“如果在50年代中期就像70年代那样注意控制人口增长,那么中国人口就不会增加3亿”,这是“误增三亿”的基本根据。
对马寅初的批判始于1957年年底,批判的高潮是在1959年年底,对马寅初以及他的《新人口论》的公开平反是在1979年6月。这年8月,有人就此得出结论:“错批一人,多增三亿!”在回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倡导和实行计划生育的光辉实践之后,再来看看所谓“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之说,还站得住脚吗?
不可否认,马寅初是一位有历史眼光的学者,他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提出节育的人之一,而且始终坚持这一主张,哪怕是在身处困厄的日子。这种坚持真理的品格是令人尊敬的。但是必须指出,“错批一人”与“误增三亿”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人口高峰在1952年至1957年,在批判马寅初之前;第二次人口高峰在1962年至1967年,此时中央已经明确表示支持节育,与“批马寅初”浪潮无关。对人口增长直接施加影响的是人口政策,而不是人口理论,当时的人口政策并没有因“批马寅初”而改变,更没有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稍有人口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人口增长有惯性,将22年人口增长3亿定性为“误增”是不科学的,即使我国在马寅初提出控制人口的当时就采取最为严厉的措施,把全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立即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人口增长的巨大惯性,也不可能使这段时期的人口就达到“零”增长。
因此,“错批一人”是历史事实,但“误增三亿”却是对历史的误读。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左”的错误的影响,把人口领域的学术讨论变成政治问题进行批判,这个教训值得记取。如果这期间严格执行节育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是可以少增加一点的。这说明我们对计划生育问题的认识和执行力都不够。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实行计划生育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措施之严厉,可谓前所未有,也是源于对过去这一教训的总结。(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百年潮》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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