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祭祀文化的变迁_书院祭祀与时代学术风尚的变迁

　　摘要：书院祭祀与时代学术风尚紧密相关。周、张、二程和朱、陆等理学大师分别在南宋中期及宋末至明初等两个时期登上了祭坛，而明中叶及清中叶则分别兴起了对阳明和经学家的祭祀。这实际上是对儒学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理学的成熟、理学的兴盛及异趋、王学的风行与乾嘉汉学的兴起等阶段的体现。
　　关键词：书院祭祀；学术风尚；理学；阳明心学；汉学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6－0235－09
　　祭祀是书院的标志性特征，被称为书院的“三大事业”之一。在书院发展的早期，就已经有祭祀活动。随着书院制度的发展，书院祭祀的地位不断提高，祭祀规模也不断扩大，成为书院规制中的核心内容。书院祭祀的对象颇为广泛，包括先圣、先师、先贤，与当地有直接关系或者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在书院创建、发展过程中有功的官员，等等。一些书院还祭祀文昌帝君、魁星等神灵。
　　书院祭祀对象的确立与选择，与当时社会精神价值取向及学术风尚密切相关。胡适曾谈到：“一时代精神，即于一时代书院所崇祀者足以代表了。”陈元辉等也认为：“书院祭祀的人物，常常标志着书院的学术方向和学风。”在书院祭祀对象中，与书院学术传统、学风旨趣相关的历代儒学大师占有很大的比例。本文试图对不同时期书院祭祀对象的变化与时代学术风尚变迁之间的关系做一考察。
　　一、南宋中期：周、张、二程等理学大师登上祭坛与理学的成熟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书院祭祀沿袭官学之制，主要对象是孔子及其弟子。如岳麓书院在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李允则重修岳麓书院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白鹿洞书院重修时，“塑宣圣十哲之像”。尽管在南宋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就有江州濂溪书院供祀理学开山祖周敦颐，但直到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朱熹主持完成修复白鹿洞书院后，白鹿洞书院的祭祀对象仍然只是孔子及其弟子。这说明在当时书院祭祀的应当还是孔子等先秦儒学宗师。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儒家的象征。历代儒学学者，尽管为学方法、理论倾向各异，具体观点有别，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学派，但他们共同宗奉孔子，孔子是他们共同拥有的象征符号。从书院祭祀中可以看到，直到南宋前中期，当时不同学派在为学方法、宗旨、趋向上的差异并未体现在书院祭祀之中，各书院还未通过祭祀方式突显、标明自身在学术旨趣、为学方法方面的特色。
　　但这种状况很快就发生改变。南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朱熹在竹林精舍落成的祭祀仪式中，祭祀对象不仅有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等，还有宋代理学开创时期的几位大师周敦颐、二程、邵雍、司马光、张载及朱熹的老师李侗。虽然这一举动的意义主要在宣扬、光大儒家道统，突出儒家的道统观念，但是同时，此举也还有与标示道统相联系的另外一层意义：从祭祀对象的选择，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书院的学术风尚。从北宋中期开始，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儒家学者有鉴于汉唐以来儒学陵夷衰颓而佛道之学炽盛的状况，致力于复兴儒学。他们更新治学方法，摒弃了汉唐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而代之以义理之学。同时，吸纳佛道之学的理论思维成果，探讨天命、心性、理气等理论问题，建构了在理论形态上颇异于传统的理学思想体系。虽然理学从其产生之初直到南宋中期并没有取得官方地位，其影响也相当有限，甚至在传播、发展过程中还往往遭到禁罢，屡受挫折，但是由于这一新的理论形态具有内在的生命力，它的传播与发展一直没有停止，其社会影响力不断潜滋暗长。朱熹致广大、尽精微的理学体系形成与确立，离不开对北宋中期以来众多理学学者学术成果的集大成式的继承与发展。周敦颐、二程、邵雍、张载、司马光、李侗等虽然时代不同，理论特点有别，具体的学术观点更是差别很大，但都是理学从产生、形成初期到朱熹提出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代表人物。相对于传统儒学而言，他们代表了一种以探讨道德性命、穷究心性义理为主要特色的新的学术风尚、学术范式。书院祭祀这些理学学者，表明了探讨天道性命之理的理学学术形态已经为许多士人学子所崇尚、追求。
　　此后数百年中，伴随着理学的发展历程，周敦颐、二程、张载常常出现在各地书院的祭祀中。宋淳�元年(公元1241年)，知军江万里兴建白鹭洲书院，“立文宣王庙、棂星门”，“又建祠祀二程夫子，益以周、张、邵、朱为六君子祠”。@康熙年间，云南崇正书院祭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位理学家。@在南宋以后白鹿洞书院的祭祀中，周敦颐、二程、邵雍、张载占有重要地位。
　　二、宋末到明初：理学的兴盛及异趋与对朱、陆的祭祀
　　朱熹在去世后不久，即成为许多书院祭祀的核心。在元代以后，各地书院供祀的众多儒学大师中，朱熹的地位最为突出，对朱熹及朱门弟子后学的供祀最为普遍。如元人贡师泰称：“书院遍天下，而闽中为盛。大率祠徽国公朱文公师弟子居多，若延平、武夷、建安、三山、泉山、尤溪、双峰、北山之属皆是也。”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很多活动是在福建进行的。其思想体系的建构也主要是在福建各地书院完成的，因此闽中书院的供祀特别突出朱熹及其弟子，也是很自然的。但事实上，在其它地区的书院中，朱熹也是最为重要的祭祀对象。据徐梓的研究，在元代，书院广为祭祀朱熹。在其随意抽取的50所元代书院中，有33所是祭祀宋元理学家的，而其中与朱熹有关的祭祀占67％。可以说，朱熹是当时书院祭祀的核心。
　　从思想学术发展史看，朱熹所扮演的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的角色。正是通过朱熹的努力，理学理论体系趋于成熟，为当时众多士人所服膺。同时，由于朱熹重视教育，所到之处，兴学校，建书院，聚徒讲学，门人弟子众多，其学术影响不断扩大。尽管朱熹生前曾遭罹伪学之禁，学术传播一度受挫，但朱熹去世不久后，朱学地位就日益尊隆。许多学者治学，惟朱子之说是尊，非朱子之学不从。宋代学者陈著就说：“《中庸》一书，朱子发之已尽，不待他人屋上架屋。”宋元之际学者、朱子后学熊禾谈到当时学术界尊崇朱学的情形说：“《四书》衍洙泗之传，《纲目》接《春秋》之笔。当今寰海数州之内，何人不读其书?”可以说，朱学已经成为时代学术潮流，书院对朱熹的广泛祭祀，正是当时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普遍尊崇朱熹之学的反映。
　　当然，尽管朱熹在宋末及整个元代的书院祭祀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但除朱熹外，成为一些书院祭祀对象的学术人物还有陆九渊等心学学者。对陆九渊等心学学者的祭祀主要是在其本人曾经讲学或其弟子门人、后学所主持创建、讲学的书院，如前文提及的金溪槐堂书院、贵溪象山书院、东湖书院祀陆九渊，慈溪的慈湖书院祀杨简。这种祭祀反映了陆九渊心学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与影响。陆学、朱学学者虽同属理学阵营，二派学者却在为学方法、本体理论等方面有较大分歧。陆九渊从“心即理”的观点出发，认为万物皆自心发，因此注重“明心”、“尊德性”，以“发明本心”为为学之要务。这与朱熹以理为最高本体而重视格物致知、穷尽物理，主张“道问学”的路径有重大区别。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 年)，在信州铅山的鹅湖之会中，朱、陆就此进行了激烈论辩，最终仍各执己见，不合而罢。在此后数年中，二人又通过书信往返，进行商榷论辩，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曾参加鹅湖之会的学者朱亨道在与友人的信中谈及鹅湖之会的情形说：“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朱、陆二人在当时学术界都有较大的势力与影响，两派弟子、后学因朱、陆学术分歧而各树壁垒，而持门户之见，以至形成了相互对峙的两大学术流派。在两派学术对峙而陆学影响与势力逊于朱学时，书院祭祀陆九渊就可以达到标示其自身治学宗旨、表明其学术倾向的作用。他们希望以书院作为学术基地，继承陆氏的治学路径，光大门户。在这里，祭祀对象是一种学术风尚的标志，一面吸引学子的旗帜。如南宋成淳九年(公元1273年)，文及翁在《慈湖书院记》中就从学术取向的角度说明了该书院祠祀杨简的意义与目的：“慈湖杨文元公之学，心学也。学孰为大?心为大。心之精神是谓圣。不至于圣，曲学也；不大于心，浅学也。一心虚灵，其大无对，六合之外，思之即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后乎千万世之未来，管摄于心。若不识心，何以为学?”凹在这里，以心为本、以识心、明心为学，倡扬心学的指向性表现得相当明显。
　　尽管书院祭祀朱熹或祭祀陆九渊所倡扬的是差异较大的两种为学倾向，这两种倾向之间的相互排斥性也相当明显，但我们仍能看到，在不少书院中朱熹与陆九渊同时成为祭祀对象。如为纪念鹅湖之会，宋末“信州守杨汝砺建四先生祠堂于鹅湖寺”凹以祀朱、吕、二陆，到淳祜十年(公元1250年)江东提刑蔡抗请于朝，赐名文宗书院。又如宋末元初，江西信州贵溪人程绍开本治陆学，抗元失败后隐居故里，筑道一书院，取《孟子》“道一而已”之义，以和会朱陆之学为宗旨，同时供祀朱、陆二人。凹又如白鹿洞书院，明代也曾将周敦颐、朱熹、陆象山三人同祀于宗儒祠。这种朱、陆并祀的现象，所反映的乃是学术界朱、陆和会合流的历史事实。朱、陆“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在伦理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仅仅在为学方法、求道路径方面存在分歧，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而在两派学者互相争鸣诘辩的过程中，双方既显示了自身理论的特长与优势，又显露出了不足与缺陷。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之上试图集两长、去两短，和会融通于其间，由此引发了和会朱陆之学的趋向。如南宋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时任江东提刑兼提举、与心学有着极深渊源关系的著名学者袁甫一方面建象山书院于贵溪，宣扬“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学问之大致，”明确地以褒扬陆氏心学为目的，使象山书院成为陆学的发展传播中心。但同时，袁甫又参与主持、兴复朱学的重要基地白鹿洞书院，并先后聘朱熹弟子张洽及原本从学于朱熹却偏向于陆学、有和会朱陆倾向的学者汤巾主持书院讲席。袁甫此举的原因，虽然可以从表面上解释为替陆氏之学张帜，因为陆九渊曾应朱熹之邀在白鹿洞书院讲学，他有关力辨道谊义利的演讲非常成功，影响很大，其内容也勒石存于白鹿洞。但是，此举也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和会朱陆的倾向已经相当明显，与陆学渊源深厚并极力弘扬陆学的袁甫也受到了这一风气的影响，表现出对朱学的重视与尊崇。到宋末元初的理学家吴澄那里，则兼综和会朱陆的特点表现得更加明显。他甚至认为，朱陆之间并无抵牾之处，所谓异同乃源于二家之门徒：“朱、陆二师之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门人，各立标榜，互相诋訾，至于今，学者犹惑。”元理学家郑玉更进一步指出朱、陆二者“大本达道，无有不同”。他说：“两家学者，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今二百余年，卒未能有同之者。以予观之，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明；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邃密。盖各因其质之所近而为学，故所入涂有不同尔。及其至也，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岂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尊周、孔，同排释、老，同以天理为公，同以人欲为私。大本达道，无有不同者乎?”曾这些观点，在当时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学者或由朱入陆，或由陆归朱，或兼采朱陆，朱陆合流成为宋末至元代及至明初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时代学风影响下，一些书院同时祭祀朱熹、陆九渊，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明代中叶：王学的风行与对阳明的祭祀
　　明嘉靖年间以后，又有许多书院开始祭祀王阳明，除前文所谈到的阳明弟子、后学在嘉靖间建立众多书院祭祀阳明之外，其他此类书院还有很多。如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刘元卿于江西莲花建复礼书院，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建四先生祠，祀王阳明、邹守益。书院祭祀的这一变化，是与当时学术界中王学的崛起乃至风行一时的状况相联系的。宋末以后，朱学由于受到统治者的青睐、推崇，其统治地位不断上升，在元代延祜年间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到明初更被确定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与之相适应，朱学在学术界也占据了主流的地位。一些学者认为“自考亭以还，斯道大明，无烦新著”，朱子之学“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圣贤之心，殆无余蕴，学者但当依朱子，精思熟读，循序渐进”，“不宗朱氏原非学，看到匡庐始是山”，因此谨守朱学矩蠖，不敢逾越。在治学方法上往往徒事记诵、因循旧说或强调躬行践履、注重人伦日用、言行酬酢的下学工夫。这使得朱学变得越来越偏狭无华，缺乏活力，理论上未能得以发展与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此时的朱学已经成为僵化的教条，虽然借助于其政治地位而传播于九州四海之内，但实际上并未能为社会生活提供指导，发挥范导人心的作用。
　　朱学的这种流弊激发了新的学术思潮的产生。明中叶以后，王阳明等以“破心中贼”为宗旨，提出了一种颇异于朱学的新的学术理论――阳明心学。阳明心学主张致良知、知行合一，强调“夫君子之论学，要在得之于心，”将主体精神提升到相当的地位。“致良知”之说的提出，犹如清风吹进了因循保守、沉闷不堪的思想学术界，促使学者破除束缚，将思想从僵化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学术风气也随之发生巨大改变。正如王阳明所谓“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成为当时学者为学的宗旨。相对于朱学的繁琐迂回来说，王学具有简易直捷的特点。正如全祖望所谓“阳明之学，足以振章句训诂之支离，不可谓非救弊之良药也”。这为王学的广泛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阳明门人弟子从不同角度理解宣扬师说，并通过书院讲学等方式进行传播，以致王学最终风行天下，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在学术界，王学也在明代中后期逐渐取得主导地位，众多士人学子趋之若鹜，崇尚有加。全祖望论及当时情形说：“有明正、嘉之交，阳明、甘泉之学盛行。二家虽微有不同，然其要归则相近，学者不走姚江，即向增城。”因此，尽管就政治地位而言，朱学仍是官方学说，但王学的崛起与风行已经在许多方面动摇了朱学的地位。书院对王阳明的祭祀，是对其创新学术、倡导一代学风，从而导致学术风尚转变之功的肯定。在祭祀王阳明的姚江书院，可以看到不少学者都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王子当朱子之后，世竟安于帖括， 故明易简之学，使人知反本。”“正德、嘉靖间，文成王公倡明正学，高达之士风趋景从。”同时，众多书院祭祀王阳明，也反映了学术界朱学与王学势力互为消长盈缩、学术风尚发生变化的历史事实，是王学风行于世的表征。
　　在一些书院中，也有朱熹与王阳明并祀的情形。如创立于明万历年间的日新书院，“奉先师孔子之像于中，而晦庵朱子、阳明王子列左右侍焉。”在当时，不同的书院或祭祀朱熹，或祭祀王阳明，所标举的是不同的学术风尚。日新书院并祀朱、王，情形相当特别。顾宪成为此在《日新书院记》中从学术风尚变迁的角度加以说明。他认为：“弘、正以前，天下之尊朱子也，甚于尊孔子。究也率流而拘，而人厌之，于是乎激而为王子。正、嘉以后，天下之尊王子也，甚于尊孔子。究也率流而狂，而人亦厌之，于是乎转而思朱子。其激而为王子也，朱子诎矣；其转而思朱子也，王子诎矣。则由不审于同中之异，异中之同，而各执其见，过为抑扬也，其如之何而可?”这段议论，平正通达，思想相当深刻。在描述明代学术风尚由尊朱到尊王又转而思朱子的变化过程的同时，指出学者们在朱、王之间各执一偏，过为抑扬的偏激态度。“过为抑扬”一语可谓切中肯綮、直指病弊。在顾宪成看来，“朱子由修入悟，王子由悟入修”，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因而，日新书院并祀朱、王，实乃理所应当，“能法二子，便是能襄孔子”。顾宪成此论，反映了当时学界的一种倾向，即主张不再执着于朱学、王学乃至历代不同儒家学派之间的分歧与差异，而注重兼取其长。在虞山书院的祭祀中，这一点就体现得相当明显。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常熟知县耿橘重修虞山书院。书院在祭祀子游的同时，还有所谓自伏羲、尧、舜、文王、孔子以来五圣十六名贤的画像。其中包括宋儒周敦颐、二程、邵雍、张载、朱熹、陆九渊及明初朱学代表人物薛�、江门心学创始人陈献章及王守仁。这种祭祀对象的选择，体现了诸家兼收并取而不偏于一隅的特点。事实上，作为明代王学重要基地之一的姚江书院，在清初也表现出明显的融合程朱陆王之学的倾向，如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主持姚江书院讲席的邵延采在《姚江书院记》中就谈到当时书院是“濂洛朱陆，异同并收，期于躬行，有所得力而已”。这种风气，从全祖望《杜洲六先生书院》中也可以略窥大概。浙江慈溪杜洲书院建于元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祀曾经讲学于慈溪的童居易、黄震等六人。其中童居易为杨简弟子，学者称杜洲先生，尚“发明本心”之学，是陆氏后学的代表人物，而黄震(字东发)则是朱学的继承者，全祖望有“四明之专宗朱氏者，东发为最”之评。童居易与黄震虽有学术门户之异却仍然同祀于杜洲书院，全祖望对此举颇为赞赏，由此引发出一段感慨与议论：“慈湖之学宗陆，东发之学宗朱，门户截然，故《日钞》中，颇不以心学为是。……夫门户之病，最足锢人。圣贤所重在实践，不在词说，故东发虽诋心学，而所上《史馆札子》，未尝不服慈湖为己之功。然则杜洲祠祭，其仍推东发者，盖亦以为他山之石，是可以见前辈之异而同也。彼其分军别帜，徒哓哓于颊舌者，其无当于学也明矣。”这一评论反映了全祖望对于摒弃学派异同从而促进学术发展的认识。这与清初的学术倾向是一致的。
　　四、清中叶：对经学家的祭祀与乾嘉汉学的兴起
　　到清中叶以后，随着乾嘉汉学的兴起，书院祭祀对象又有了新的变化，有功于经学的汉儒在书院受到祭祀。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著名汉学学者阮元于杭州孤山“聚诸生辑《经籍纂诂》。书既成，即其屋选浙士课经义、史学、诗赋，名曰‘诂经精舍。’”当时，“精舍生仁和陆尧春、钱塘严杰与乌程周中孚，推波助澜，乃有崇祀许、郑两先师之议；主讲孙星衍欣然为请于阮公，遂涓吉立栗主于雍肃堂，洁牲醴，具菜果，率诸生罗拜于堂下。”阮元在《西湖诂经精舍记》中也记叙了当时诂经精舍祭祀郑、许二位经学大师的情形：“诸生谓周秦经训，至汉高密郑大司农集其成，请祀于舍。孙(星衍)君曰：‘非汝南许�长，则三代文字不传于后世，其有功于经尤重，宜并祀之。’乃于嘉庆五年五月己丑，奉许、郑木主于舍中，群拜祀焉，此诸生之志也。”此举实为书院祭祀汉儒的开端。
　　在诂经精舍祀郑、许之后，汉代的一些经学、史学大师就成为不少书院的祭祀对象，如广州学海堂与江苏南菁书院都祭祀郑玄。嘉庆初年，司马迁也一度成为岳麓书院的祭祀对象。这种祭祀，是与当时书院的学术取向一致的。其意义，则无疑是表明对汉人经学重训诂的为学方法的推崇。阮元在论及诂经精舍祭祀许、郑的原因时谈到，“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汉人之诂，去圣贤为尤近。……有志于圣贤之经，惟汉人之诂多得其实者，去古近也。许、郑集汉诂之成者也，故宜祀也。”也就是说，许慎、郑玄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式的人物或代表性人物，祭祀许、郑，所倡扬的是一种重视经典、重考订训诂的学术风气。当时诂经精舍学者说：“中丞之祠二君，岂仅以矫前代这失哉?特以二君为之表率，使穷经之士，高者崇实学而得所依归，而鲁钝者闻其绪论，知穷经之法不在高深玄远。”鲫对这一点，稍后的著名汉学学者俞樾也看得非常清楚。在作于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的《重修诂经精舍记》中，俞樾谈到，阮元创诂经精舍而奉汉儒许、郑两师栗主于其中，目的是要“使学者读许、郑之书，通晓古言，推明古制，即训诂名物以求义理，而微言大义存其中矣”。
　　当时一些著名的汉学大师也陆续进入书院成为被祭祀的对象。如乾隆年间著名汉学大师钱大听，“博洽经训，尤精史学，通六书、九数、天文、地舆、氏族、金石，熟于历代官制及辽、金、元国语世系，著书三十五中，合三百余卷”，包括《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廿二史考异》等。其经说能“断千古之疑，正群儒之谬”，其《廿二史考异》“梳栉伪舛，钩索幽隐，尤为读史者不可少之书”盼，曾历主钟山、娄东、紫阳各书院讲席。在道光间，钱大听入祀钟山书院。此外，阮元、陈澧等著名汉学家也分别成为广东学海堂、菊坡精舍的祭祀对象。岳麓书院的祭祀对象中也增加了王文清、旷敏本、罗典等经学家。这类祭祀，固然有考虑到祭祀对象为该书院创建者或主教者的因素，但主要还是从学术取向方面考虑的。书院希望以此来确定一种学术导向，发挥榜样作用。道光年间曾在钟山书院主持讲席的著名汉学家胡培翠在《钱竹汀先生入祀钟山书院记》中将这一含义表达得很清楚：“馨香俎豆，报礼惟寅；觥觥经师，列位其间，先生跻焉，实足比肩。春秋时祀，共荐蒴蘩。顾瞻型范，矢志宜专。敦崇实学，圣训高悬。”钟山书院祭祀钱大昕等著名经学大师，其目的在于树立“型范”，让后学者专心向慕、矢志经学。可以说，众多汉学家成为书院受祀对象，说明乾嘉时代重考据、强调通过文字训诂以求义理的学术取向已体现于书院祭祀之中，汉学家们所代表的治学精神与治学方法已得到广泛的尊崇，成为时代的学术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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