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目的论三原则 [从目的论角度谈《红楼梦》的两个英译版本]
时间：2019-05-18 03:28:1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鸿篇巨著之一，《红楼梦》的英译版本受到人们普遍关注。而在众多的译本中，杨氏夫妇和大卫·霍克思的版本最具研究价值和代表性。目的论将翻译视为一种目的行为，其目的法则决定了译者在不同的文本及文化背景下对翻译策略不同的选择。对于不同的翻译策略，本文将以杨氏和霍氏版本为素材，探讨翻译目的论对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的影响。
【关键词】翻译目的论翻译策略《红楼梦》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4－0045－02
【Abstract】As one of the Four Classic Chinese Novels, “The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 has always enjoyed high level of popularity. Among all the translational versions, the couple of Yang and David Hawks’ works are of great value. Based on the skopos theory, which focuses above all on the purpose of the translation, this paper sets out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choice of translational strategies with the two versions as the analytical materials. Purpose of the translation determines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strategies that are to be employed in order to produce a functionally adequate translation because of translators’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Key words】Skopos theoryTranslation strategiesThe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s
一、引 言
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红楼梦》以杰出的文学成就和独特的艺术形式征服了无数中国读者，数十年来也吸引着外国专家争相翻译。关于《红楼梦》的英文译本，最值得推崇当数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The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s”和大卫·霍克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杨氏夫妇的翻译简练而流畅，力图将最真实的中国介绍给外国读者，二人的红楼译作堪称翻译界的扛鼎之作；而作为一名精通中国文化的汉学家，霍克斯采用了地道的英语译法，译笔功力深厚。两种译本作者的不同背景，决定了译文行文风格的迥异。
仅从作品题目就可看出，两种版本的翻译差异很大。杨氏夫妇将题目译作“The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s”，译文与原文一一对应，保留了原文的意义。尽管外国读者对于red一词会很敏感，但是这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杨氏夫妇翻译时的出发点和策略。然而，霍克斯将题目译成“The Story of the Stone”，该题目将《红楼梦》最原始的意义表达出来，因为《红楼梦》是以一块石头的传说开始。
上面的例子充分说明，译者在翻译时通常会面临两种选择：①保留原文形象；②使用读者熟悉的形象代替原文形象。这种选择其实就是翻译理论中谈到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归化还是异化？这也是杨氏夫妇和霍克斯分别采取的两种翻译策略。究其原因，翻译策略的不同来自于翻译目的的差别。
二、目的论的基本理论及其作用
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家提出了翻译行为论（theory of translational action）与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并将此确立为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内容。翻译目的论的基本观点是：翻译过程不是由原文或原作者决定的，而是由译文的预期功能（或翻译目的）决定的。在目的论中，翻译目的提出是译文的交际目的，而目的标准是翻译的最高标准。目的论学者将目的论视为一种交际性的人类行为。“目的论是翻译行为论的组成部分。在此理论中，翻译被视为翻译行为中以原文本为基础的一种行为。任何形式的翻译，当然也包括翻译本身，可被视为一种行为。任何的行为都有目的、目标”（Vermeer，1986）。该派学者将人类行为定义为一种特定环境下发生的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根据他们的观点，人类行为是由其目的决定的Nord（1991：16）。提出翻译行为的三个主要特点：目的性、跨文化性和交际性。翻译时针对读者进行的，这就意味着在译入语环境下为达到译文目的和译文读者的需要而创造文本（Vermeer，1987：29）。
目的论学者认为，译者既然要考虑到处于特定译入语文化的读者，而且要让自己的翻译有意义，并实现其功能，他就自然要遵循译入语文化的规范和习惯。这是从原文到译文的转变，也就是说，原文不再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唯一标准。
目的论中的法则是目的法则，译文的预期功能决定翻译过程。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处于次译地位的法则，连续性和忠实性法则。连贯性法则之一是必须能为接收者所理解；忠实性法则指译文应该忠实于原文。
Nord提出了“的权益。她提出，要在原文意图和译文功能之间“达到一种调适”。根据她的理论，译者既要考虑到原文，也要考虑译文环境；既要对原文负责，又要对读者负责。
预期功能（翻译目的）不仅是译文的基本元素，也决定了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Munday提出，目的论首先把注意力集中于翻译目的，而翻译目的决定了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进而使译文能够充分发挥其功能。翻译目的对译者有两方面意义：①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会受到发起者的翻译指令的影响；②要在保留原文要素和调整原文要素之间作取舍，以达成预期功能，这也再次决定了它的翻译策略（刘士联，2004：103）。
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有许多参与者：发起者、译者和读者。实际上，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很少是出于自己的目的而开始工作的。统称由一个发起者让他们进行翻译。发起者可以是个人、组织或者是某个机构，翻译过程由他们开始，翻译目的也由他们决定。尽管发起者规定了翻译目的，翻译的责任还是在译者身上，因为他是翻译行业的专家，是他负责把发起者的指令付诸实践。然而，不同的译者必定处于不同的背景和情境；文化理念的差异，所受发起者委托的不同都将会影响译者本身对于翻译策略的选择。
三、杨、霍两种译本的翻译目的
在翻译时，无论是通过假象还是受委托人的指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要为自己的译文设定一个特定的读者群。不同读者文化背景的不同，对译文的期望也就不同。杨氏夫妇和霍克斯面对不同的读者，也意味着翻译目的不同。
杨氏的翻译似乎没有明确的译文读者。戴乃迭曾说，：“我们似乎在为面目不清的人翻译……我们为所有懂英语的人翻译（Henderson et al，1980）。对杨氏夫妇来说，翻译《红楼梦》的目的是让我国人民知道外国的文化，外国朋友也可以了解中国最真实的一面。他们旨在忠实传达中国文化的价值、灵魂。因此，杨氏的翻译重在对原文的忠实性。
霍克斯心目中的读者是西方读者，他要把一部带有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的小说介绍给西方读者，使读者能尽可能的了解中国，了解其中的文化。因此，在翻译中他处处考虑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能力。在译序中他写道：“我恪守的一条原则是要把一切都译出来，甚至包括双关语在内。因为原书虽然……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但却是由一位伟大作家用血泪写成，并反复修改的。因此我认为凡是书里有的，都有它的作用，所以总得要设法表达出来。我不能自认为处处都处理得很成功，可是如果我能够使读者得到我读这本中国小说时获得的乐趣的百分之一，也就不虚此生了。”读者在霍克斯心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他希望读者能获得“乐趣”，这种乐趣指的是一种审美愉悦，而译文只有用英语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们才能体会到这种愉悦。
杨氏夫妇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而霍克斯使用的归化的翻译策略。下面的例子可以体现二者翻译的不同之处：
“……凡是那些纨绔习气者，莫不喜与他来往，今日会酒，明日观光，甚至聚赌嫖娼……”
杨：……the young man of the Chia clan many boon companion with whom he could carouse, gamble, or visit the courtesans quarters.
霍：……thought him a capital fellow and boon companion. And so he found himself meeting them for a drinking-party one day, for theatre-going the next, on a third day perhaps gambling with them or visiting brothers.
在霍克斯的译文中，出现了“drinking-party”和“theatre -going”，二者均为西方社会特有的娱乐活动，在《红楼梦》的文化背景中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有“晚会”和“剧院”存在的，暂且不说翻译是否恰当，为了能让西方读者能够更好的理解，霍克斯大胆地将西方社会最为普遍的娱乐活动引入译文，足见译者的良苦用心。相比之下，杨氏夫妇的译文更重视于原文。
“薛家有的是钱，老爷断一千也可，五百也可，与冯家做烧埋之费。”
杨：“……they will gladly drop the charge if Your Honor were to award them a thousand, or even five hundred, ounces of silver for Feng Yuan’s funeral expenses.”
霍：“And since the Xues are rolling in money, you can say anything you like. Five hundred, a thousand—it doesn’t matter.”
从两篇译文可以看出，杨和霍对于原文中的“钱”采取截然不同的翻译。杨氏夫妇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虽然原文中没有“银子”出现，但是杨氏夫妇将其译作“silver”，这也确实是当时社会流通的货币，同时也符合作者的意图。杨氏翻译自始至终都没有使用“money”一词。霍克斯只是将“钱”译成“money”，因为“money”对于西方读者是最熟悉的货币。试想，一个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外国读者如果看到此处有“silver”出现，可能他很难把“银子”与“money”联系起来。
周瑞家的听了笑道：“阿弥陀佛，真坑死人的事儿！……”
杨：“Gracious Buddha!” Mrs. Chou chuckled. “How terribly chancy!”
霍：“‘God bless my soul!’Zhou Rui’s wife exclaimed. You would certainly need some patience!”
上面两种译法的差异相当显著。“阿弥陀佛”是中国人常用的感叹词，一般表示大吃一惊，如释重负。为了忠实原文，如实传达原文的异国情境，杨氏夫妇保留了中国的宗教特色。但霍克斯为了便于广大读者理解，为译文增添了一些基督色彩。对于外国读者来说，尽管霍克斯的译文更具可读性，但是由于文化差异，外国读者可能会以为清朝人在当时信奉基督教了。
从上面的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两个译文的作者在处理原文化信息的基本倾向是：杨氏夫妇基本遵循以原语文化为归宿；而霍克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这也是异化与归化最基本的区别，异化与归化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相补充的。
四、结 论
目的论认为翻译策略并不取决于原文的功能，而是取决于译者想让译文达到什么样的功能，翻译的目的决定了译者采取何种翻译策略。对于《红楼梦》的翻译，杨氏夫妇重在传达文化特色，采取异化。而霍克斯更看重译文的可读性，因此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就其原因，翻译策略之间的差别来自于翻译目的的差别：霍克斯要传达译文的文学意义上的审美愉悦；而杨氏夫妇更注重文化价值，要把原文最忠实的一面传播给广大读者。归化与异化不仅不相互矛盾，而且还互为补充。
参考文献
1 Henderson, K.R.,Hsien-yi Yang Gladys Yang. 1980, The Wrong Side of a Turkish Tapesty.［MTranscript of a discussion］
2 Nord, C. 1991.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M］. Amsterdam: Rodopi.
3 Vermeer, H.J. 1986. Preliminary Remarks and Definition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4 Munday, J. 2001.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5 刘士联.红楼译评［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6 赵武平.《红楼梦》英译者霍克思的访谈. http://www.省略/ content/node_4771.htm，2002.8.7
功能性和忠实性”标准。这意味着译者的译文既要符合翻译目的的要求，同时也要尊重原工作者和译文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