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记忆 定都北平【北平的记忆】
时间：2020-08-16 07:16:3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编者按：8月22日，被喻为农民生活记录者的台湾知名客籍作家钟铁民因心脏衰竭于高雄美浓家中病逝，享年70岁。作为已故作家钟理和的长子，本身也是作家的钟铁民，著有《石罅中的小花》、《烟田》、《三伯公的传奇》、《雨后》、《约克夏的黄昏》等小说与散文。本刊特刊登钟铁民生前撰写的《北平的记忆》，以及与其有过数次交往的大陆台胞何标、叶芳怀念文章，以纪念这位在沈阳出生、幼年成长在北京的台湾作家。
那是个特殊的年代。
我的父母亲为争取婚姻自主，不得已离开故乡高雄美浓出奔伪满洲国奉天。1941年春天，我在大陆奉天，也就是现在的沈阳出世。不满一周岁父母又离开了奉天迁居到了北平。我对奉天当然不可能有任何记忆，但是很奇怪，每次有人提到沈阳或是看到沈阳这个城市的风景照片，我心里还是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好像是面对故乡，存有淡淡的亲切和喜悦，不知道是否因为我的灵魂在此形成，我的生命从这个城市开始的关系。
我6岁时才离开北平回到父母的故乡台湾，在北平生活整整5年。很多朋友都会问我对北平有什么印象。有些人童年的记忆可以回溯到四五岁的年代，这种能力让我羡慕。说实在像我这样天性粗疏迷糊的人，对经历过的事物和周遭环境从来不知道有必要用心记忆或仔细观察，所以过往岁月中喜悦欢乐的固然没有留下什么记忆，同样悲苦的日子也很快的给忘怀了，而且这一生的生活乏善可陈，大抵困苦艰辛，还多次面对生死难关，苦多于甘，也幸好有这“天铳”一样的性格，所以也没有在心中留下太大的伤痕，不知不觉也糊里糊涂的竟然活了将近70年，实在有够幸运。
照理说6岁应该有很多往事可以回忆了。我脑海里却只有片段迷迷糊糊若有若无的影像，也只有在与亲友交谈时谈到某些话题，才会勾引出我脑海深处的一些童年记忆。甚至连自己有时也弄不清楚这些记忆中的影像到底是真是幻。女儿舜文偶然听到我与“美浓爱乡”那些文史工作青年谈起自己早年经历，寻找、重组美浓的文化地景时，她觉得非常有趣也深受感动，强烈的鼓动起她创作的意念，决心要作绘本。于是趁着自己记忆中出现了比较完整的事件时，赶紧记录下来，作为我回忆这荒疏一生的起头。
蛋饼烤馒头
我不清楚我在北平上幼儿园的时间有多长。感觉上好像不到一年，应该是半途而废，到底是我拒绝上学，或者是我们终于分配到难民船位要返回台湾，从前不知道要求证，如今想问长辈却已没人可问。抗战胜利后在北平的台湾人成了异乡客，大家归乡情切，都以难民的身份等着配额分批搭船返台。所有的人都辞掉工作等候通知，准备随时动身。同是南部六堆客家人的父亲的好友福来叔，全家搬来与我们同住，地点是南池子胡同缎库后巷的大杂院前院，这也是我在北京唯一有印象的居所。时间应该是1945年底或者是第二年的年初，太平洋战争刚结束。
我每天上幼儿园之前必须向长辈一一鞠躬请安：“我要上学去了!”回到家也要同样一一报告：“我回来了!”这是生活的规矩。福来叔是严格的父执，有一次我回家不见他在大厅，进他房间见他背对外面正在忙碌，我就翻身出来没有开声请安，他随后赶过来严厉的指责我没规矩，也不接受我的辩解，他说：“你是哑巴吗?你不会大声叫人吗?”结果我遭母亲一顿打。很奇怪，这事我记得很清楚，这教训对我一生处理人际关系应该也有着深长的影响。福来叔其实满疼爱晚辈的，我从小受他熏陶照顾，到现在还对他敬畏有加。
上幼儿园唯一记得起的乐趣，就是每天早上的一张甜蛋饼。背起书包请安完毕后，总不忘跟妈妈要一张纸币，也弄不懂是一毛钱或一块钱，总之可以买到一张甜蛋饼。街角卖饼的摊子上架着一个四方形铁板碳炉，面糊倒进铁板的油面上滋滋作响，香气飘溢。其实我也不清楚人们称它作蛋饼或甜饼，薄薄的一片，碗口大小，卖饼的男子撕下一页旧笔记簿的废纸两边一夹交到你手中，热乎乎的，带着鸡蛋的香气，寒冷的早晨，一口咬下去脆脆甜甜有点烫嘴，我到现在好像还能感觉那时享受甜蛋饼的舒爽喜悦。
幼儿园学过什么我早己忘记，只记得教室里有个黑漆漆的大铁炉子，炉子里煤炭烧得炙热通红，是给教室保暖用的。铁炉比我高，上端的边沿可以炙烤馒头，将馒头撕块摆到上面，一下子就烤得焦黄稣脆，非常爽口。馒头或许是学校分发的，许多小朋友休息时都围着铁炉，将馒头掰块放到上面炙烤。我个子不够高，看不到顶端的铁板，摆在上面的馒头块常被推挤到里面，必须找个子高的同学代取。班长是女孩，个子高壮，她要帮几个矮个子同学服务，我也忘记是怎么引起的冲突，我跟班长先争吵后扭打，竟然打输被扳倒压制在地上，心理着实受到严重的创伤，挣扎起来后忿忿的背起书包逃离幼儿园，一路眼泪鼻涕的哭着回家。可能正逢北平大风雪天气，只觉得冰冷的寒气不断的从四面强力的灌进心里，回到家时全身颤抖不会说话，连哭都哭不出来。
母亲后来与亲友聊到北平的风雪时，提到我曾经有一次差一点冻死，放进热水桶里浸泡许久才回温，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件事。
我对幼儿园的记忆仅止于此，很惭愧都是与吃有关的。
猫追老鼠
小孩子除了吃便是玩。讲到吃，脑海里还留有跟随爸妈与朋友在饭店冬天吃火锅的记忆，涮羊肉的滋味忘记了，印象里倒是留有着那烧着炽烈炭火有着高高烟窗的铜制火锅。另外在北平没有让我满足想吃葡萄的愿望，这是我一直到现在还感觉遗憾的事。不清楚是葡萄价钱贵妈妈舍不得买，还是真如妈妈说的葡萄太酸不好吃，无论是推车的菜贩或市场的路边水果摊，不管红葡萄或白葡萄，我每次看到便要求吃葡萄，妈妈就是不肯买。有一回妈妈带我到市场，看着路边堆着的白葡萄堆，依我的感觉像小山丘一样高，还散发出阵阵的清香，果贩的招徕更是引诱得我直流口水，妈妈却硬把我从葡萄堆前拖开，我失望伤心了好久。我一直弄不清楚妈妈为什么那么深恶葡萄。如今孩子们想吃什么，只要他们开口我没有不答应的，甚至把以前自己想吃又吃不起的食品，特意买来推介给孩子品尝，这或是出于一种补偿心理吧。不意现代孩子挑嘴，许多往昔特殊的美味他们却视同毒物完全拒绝，我常笑他们是“山猪不食糠”。
童年的玩伴很少，福来叔的女儿莉莉与我同年，是我青梅竹马的好友，我们同住在南池子胡同那段时期天天在一起，我喜爱搭乘电车却难得有机会坐电车，有一次我们决定要自己冒险去搭电车游北平，我们偷偷出巷口上大街，也好像有找到候车站，为什么没搭上电车已经遗忘，也忘记是怎么收场的了。两家人只有我们两个孩子，不一起玩也不可能，不过也常常吵嘴打架。莉莉右眼下方的脸颊上现在还留有一个小小新月形的疤痕，幸好疤痕很小，没影响她漂亮的脸蛋。那是我用指甲掐成的伤口，少女时代她每次照镜子都会生气的想起我，我们见面时总要对我娇嗔一两句， 我想她这一辈子大概很难忘记我了。
妈妈曾经给我买过小竹笼装着的蟋蟀，我对那有生命的玩物有些不知所措，隔着竹笼看没什么意思，动手抓起来也不知道要怎么玩，稍微使劲不是瘸了腿就是断了气，实在没什么兴趣，所以记忆里只有这片段短简的印象。
倒是从大门口经过叫卖玩具的担子最吸引我。担子里有一种玩具盒，小孩手掌大小，薄木片制的，一面贴着透明的玻璃纸。盒子里装有几个圆轮绕着一条棉线，棉线一前一后镶着一只小白鼠和一只黑猫。转动盒子外一根铅条曲柄，带动圆轮，于是粘在线上的老鼠和猫开始环绕圆轮奔跑，很像猫在追逐老鼠。在我死缠要求下，妈妈给我买过好多次。现在想想，猫捉老鼠这个玩具盒应该是制作得很粗劣，根本不堪玩，新买下来总是在我兴致还没有消失前便出故障坏掉了，不是棉线脱轨便是铅条曲柄失灵，不能带动圆轮。我势必撕开玻璃纸设法修理，但只要拆开来总是越修越糟，完全没法组合，最后变成一堆散乱的零件，令人沮丧生气。妈妈不相信我的解说，结果每次都挨骂，说我破坏力特强。真是冤枉。不过我还是很怀念那个猫追老鼠的古旧小玩具盒，不知道现在北平还有没有小贩挑着担子贩卖，小朋友还玩不玩?
母亲的语言
母亲出生南台湾偏僻的客家农村美浓，在那日据时期贫困的年代，每一个人手都要投入生产行列，上学读书是资源的投资，在重男轻女的社会观念下，女性连接受小学教育的机会都不多。所以母亲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也只会讲客家话，他跟父亲到了北平，为应付生活势必学习北京话。几年下来她的北京话讲得很流利也很地道，与我回到台湾跟着小学老师重新学习的国语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称呼“伯父”，她说是“大爷”；我们称“邻居”，她说是“街坊”；我们说“火柴”，她说“洋取灯”。早些年有好一阵子这种用词差异曾让我感到苦恼生气，特别母亲在我的老师或是同学面前讲北京话时，那时我总以为母亲在出我的洋相而羞愧不已。
母亲可以操用好几种语言，我不清楚是不是旅居北平时学的。她可以用相当流畅的福佬话跟人交谈，早些年她还可以用日语应付日常简单的会话。旅居北平的台湾同乡彼此间交往密切，我家便是一个聚会地点，父亲的同乡好友中有闽有客，他们相聚时讲北京话，也讲客语与闽南语，也时常讲起日本话。依稀记得我小时候曾经用日语与那些叔叔伯伯应答，只是后来忘光了。
母亲人缘一直很好，在奉天时据说有位裴老太太带着她上市场，教她说话买菜，在北京时台湾同乡先来的引领后到的，还有邻居街坊的太太们用心指导，母亲为适应新环境也认真学习，现买现卖就地实习，我也成了她的实习对象之 。很可怜我学到的词汇还不够多，常常弄不清楚她的意思，吃过不少苦头。也弄不清楚是我太调皮顽劣必须挨打，或者是母亲脾气急躁爱打孩子，总之我印象里有太多挨骂挨打的场面。
“好痛!好痛!妈妈不要打啦l妈妈不要打啦!”我总是又跳又叫，细竹丝打在屁股和小腿肚上的灼痛，感觉像火烧一般。
“痛吗?看你还敢不敢?”母亲严厉的审问：“说，还敢不敢?”
“不敢啦!”我连忙大叫：“不敢啦!”
叫过“不敢”棍子可能就此停下，每次都一样。我学精了，只要母亲一拿棍子我就先叫不敢，有时母亲一笑我还真免去一次皮肉痛。可是后来母亲不是问我“敢不敢”，改问我“服不服!”实在那时候我根本听不懂“服”是什么，依照“不敢”的前例，我毫不考虑的大叫：
“不服啦!”
“啊?不服吗?好大的胆子。”母亲更生气的抽打起来。
“是啦!我不服啦!”
母亲的暴怒让我感觉自己的回话可能错误，急忙改口大叫：“服啦、服啦!”
“啊?服啦吗?真服啦吗?”
母亲气冲冲的又抽打了几下：“真服啦吗?”
服啦还打，莫非回答还是不对?我痛得又改口大喊：“不服啦!”
我就这样一会儿“服”一会儿“不服”，被打过好多次才弄懂母亲问话的意思。原来“服不服”是问我做错挨打服气不服气。我哪懂这么深奥的词汇!
有一回大概是我被打得痛急也气急了，竟然顺手抓起火炉门口拨火用的细铁条回打母亲的小腿，我只是想要让她知道打下去有多痛。这一次不论我喊敢或不敢、服或不服都没用，有够凄惨。
母亲更常常会出言恐吓，我不听话让她难过，她要离家出走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我稍有记忆的那段时期爸爸常不在家，好像受聘到河南去工作，北平的家只有我跟母亲留守。战后时局纷乱，母亲十分忧心着急，相隔遥远信息不通，深怕父亲出事回不来，每次上市场买菜都要找命相馆卜卦算命。卜卦吉凶的结果当然影响着母亲的心情，这也是我言行偶有差错时会遭遇责骂或竹丝条痛打的指标。
“你爸爸回不来。你现在长大了，可以不听话了，我也没有能力养你，我离开好了，把这个家留给你!”开头母亲的出走恐吓确实让我害怕，于是开始一步一趋保持～定的距离紧跟在母亲身后。经过一段时日发现母亲只是口头说说，似乎不可能真的丢下这个家，我有恃无恐也就不再当一回事了。不意母亲有一次真的骂完我就进房间包了一个包袱，打着阳伞，正经的关了门出去了，把我丢在室内。这回我真急了，赶紧开门追到前院，母亲却回头不断的驱逐着不让我跟在她身后，我只好远远跟着。母亲出了前院大门，我追到门后探头往门外探望，母亲转过巷角看不见了，我也赶快跑到巷角，躲在墙角后面探头偷看。巷子转个角是一个宽阔的广场，好像边上还有一座小城隍庙。这时广场边停有一辆三轮货车，车上堆满大白菜，母亲站在车前正跟小贩问价讨价呢!看到这个情景，我忽然心情大好，不再紧张。母亲是不可能会出走的，真要离家干吗买菜?于是我释然的翻头走回家里去，又蹦又跳的只差没有唱歌。
回台湾故乡
爸爸妈妈交谈时用客家话，我只知道那是台湾话，是父母在遥远不可知的地方所使用的语言，他们就是从那里来的。虽然他们讲客家话，却很少谈台湾的事情。我不能说听得懂他们谈话的内容，但也不能说完全不懂，他们有时注意到我在旁边专注的倾听，会突然拿一句刚才讲过的客家话问我，我把猜测的意思讲出来，常常引得他们一阵大笑，想来是我猜得不错。那个讲奇怪语言的地方，似乎带着一层神秘色彩，但并没有在我心中引起太多关注。忽然妈妈告诉我，我们要离开北平回台湾去。父亲和福来叔进进出出异常兴奋忙碌，更多讲台湾话的叔叔伯伯来吃饭聊天，母亲和福来婶忙着张罗招待，一边翻箱倒柜整理衣服用品，打包行李，气氛紧张。
“我们不回来北平了吗?”我问父亲。
“是啊。我们要回我们的家乡，那也是你的家乡。你高兴吗?”
离开我熟习温馨的家去一个遥远陌生的家乡，我实在感觉有些迷惘害怕，谈不上有什么兴奋的心情。看着母亲堆积在卧室的几个大皮箱，我也想到属于我私人的物件，像书包、铅笔和一堆玩具， 这些宝贝怎么办?
“我可以带我的东西回台湾吗?”
“带一两件你自己拿得动的，其他的可以送给你的朋友呀。”爸爸笑着说。
除了天天腻在一起的莉莉外，我真想不起我有什么朋友，但莉莉跟我们一样，也要随福来叔回台湾。再就是后院里及隔院的那几个跟我年龄相近的孩子，我们常常碰面，也不时凑在一起玩，不过妈妈总约束我不让我接近他们，说他们动作粗野，又爱讲脏话骂人，怕我学坏。尤其家住后院的小毛，我一穿过院门便可以看见他，他出巷口也要经过我们家前院，每天要碰几次面，我常跟他偷跑出去与大伙混在一起，只要妈看到便要挨骂，有时与谁争吵被骂粗话，我当然要回骂，结果必遭妈妈一顿棍子，所以跟他们也谈不上是朋友。但要送的话也只好送给他们了。
爸爸终于宣布动身的日期了。家人更紧张的打理行李，处理家具。我把小毛找来，将所有的家当一一分配给邻近的玩伴，大家有份。然后交给小毛，要他代为分送。这是我看妈妈分送碗盘家具时的方式，妈妈是找后院的一个大婶，交待我们走后怎么分配。我则直接交给小毛，没想到小毛全部占为私有，一件也不送，我还因此跟他争吵，他就是相应不理。后来我们在预订的时间里没有走成，返乡日期暂时未能确定，总之，可能还要等一段日子。这时我很后悔先将玩具送人的事，找小毛来商量暂时归还的可能，没想到小毛完全不认账，他说给了他就是他的，不许我耍赖。那时我恨小毛恨得牙痒痒的，可是现在回想，连他的相貌都没有一点印象，只记得他跟我年龄差不多，姓什么名什么都不知道。只不晓得几十年后其人安健否!
我们后来在1946年3月离开北平，乘船的经验虽新鲜，却并不十分愉快，宽广的船舱里灯光昏暗，所有的人就在地板上席地坐卧，除开空出来小小的通道外，全是坐着躺着挤满了跟我们一样要回故乡的人和行李铺盖，拥挤湿闷，呼吸都难过。开始时是爸妈带我上甲板上看风景，但是大海中景色单调，实在没什么好观赏的，有人大叫有大鱼，奇怪的是我怎么用心去寻找，就是看不到深蓝的海水中有任何东西，待在甲板上是很乏味无趣的，海风又大又冷，爸妈很少上甲板，莉莉也不肯上去，只有我为了排解无聊不断的上上下下，来回次数多了惹人讨厌，特别是从甲板刚下来，黑漆漆的船舱里一时看不见通道，不时踩进别人床位，也常踩到别人，结果处处挨骂。
船到上海靠岸，爸爸和福来叔下船出去，回来时带了几根香蕉，大人都很兴奋，说是台湾生产的，他们也都好几年没有吃到了。我在北平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水果，说是价钱还很贵呢。
他们将几根香蕉剥开切成一小段一小段摆在盘子上，分给大家品尝。我居然害怕不敢吃，任由大人怎么劝说鼓励都没用。我总觉得那圆圆一段段很像蛇，看起来很怪异。大家分着品味，连莉莉也说好吃。盘中剩下最后一段，大家都看着我，爸爸说：“你再不吃就没有了。”我熬不过好奇，鼓起勇气放进口中，这才知道故乡的水果原来真是好吃，只可惜知道得大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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