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中国行政性社会工作绩效研究
时间：2021-07-10 20:04: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社会工作者被称为“社会工程师”，社会工作的目标之一是致力于改变社会，这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某些契合性。毛泽东同志的理想也是要致力于缔造一个全新的社会。尽管通常认为，毛泽东时代无专业社会工作，但考察毛泽东时代中国行政性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儿童社会工作、矫治社会工作的绩效，充分说明，毛泽东时代中国行政性社会工作成就巨大。当前中国要大力发展社会工作，应当吸收毛泽东时代中国行政性社会工作的良好经验。
关键词： 社会工作；毛泽东；绩效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6）01-0005-07
现代社会工作作为专业的历史较短。第一个社会福利机构始于19世纪早期，它试图满足案主的需要。直到20世纪初，这些服务才独立地由牧师和富裕的“做好事的人”提供，他们都未受过正规的专业训练，工作重点是满足案主的诸如食物和居住的生理需要，并试图用宗教的劝导治疗情感问题和解决个人困难。[1]46-47社会工作杰出的奠基者是美国的简·亚当斯，她因对社会工作的贡献而获得了1931年诺贝尔和平奖。[1]49如今，尽管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仍受到质疑，但美国社会工作已高度专业化，被认为是社会工作的专业样板。[2]不过，人们很难对社会工作明确定义，相比之下，考察社会工作的目的可能会更富有成效。[3]16在社会工作上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不难发现，社会工作与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性。从目标取向来看，社会工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目标就是改变社会。例如，Neil Thompson认为，社会工作独特之处之一就是，致力于社会正义是其主要内容。[3]8-9莫拉莱斯和谢弗也认为，改变社会是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许多社会工作者是积极的改革者，他们积极影响社会立法，努力开创新的社会服务项目或改变导致社会状态恶化的因素。[4]社会工作学院国际委员会和社会工作者国际联盟则认为，社会工作这一职业应推进社会改革、促进解决人际关系中的问题、提升人们的能力与自由，以增进福利。人权与社会正义原则是社会工作的基础。[3]13与此同时，社会工作改变社会的志向，也与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性。Rojek区分了三种社会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观点。（1）进步主义立场认为，社会工作是变迁的积极主体，它将更为一般性的商人社会（即在其中资本主义已经创造了一个剥夺工人阶级体系的社会）与工人阶级的代表联系起来。社会工作者在促进集体行动和意识觉醒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并协助其实现改变。（2）再生产立场认为，社工是促进工人阶级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施加的压迫阶级控制的代理人。（3）矛盾立场认为，社会工作者既是资本主义控制的代理人，亦会（至少潜在地）破坏社会。尽管他们是社会控制的代理人，但也有促进工人阶级发挥功能的能力，并为工人阶级中的案主提供若干权力和知识。角色矛盾的存在导致别的矛盾并最终作用于颠覆资本主义社会。[5]
这就不难解释为何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长期受到西方社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钳制和束缚。正像社会学曾经被当作社会主义而受到限制一样，以实施社会福利为目的的社会工作更容易被扣上“社会主义”的帽子而受到排斥。例如“慈善组织会社”一开始就曾被当作“社会主义”而严加防范。这尖锐地反映了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价值的矛盾对立。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西方社会虽然容忍了“慈善组织会社”运动的发展，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对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是密切关注的，它把一切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关的社会工作都标定为“激进的社会工作”即是明证。[6]49
通常认为，毛泽东时代无专业社会工作，只有普通社会工作和实际社会工作，[6]15-16或者说主要是行政性社会工作。不过，当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所作出的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承诺的决心之大，比起一般的“社会工程师”——专业社会工作者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抗日战争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的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使全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解放出来……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7]531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7]6241949年3月5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乐观宣誓：“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7]1327-1329
综上，本文将集中考察四个重要的行政性社会工作领域，以探索毛泽东时代中国行政性社会工作的绩效。
一、毛泽东时代行政性反贫困社会工作的绩效
社会工作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贫困的回应。中国贫困问题一直是毛泽东致力于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出身于底层的毛泽东对中国贫困状况了如指掌。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少见的……中国的贫民，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7]594-606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7]1320毛泽东对中国“一穷二白”状况的论述极为正确。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除了传统小农生产方式本身较落后外，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全方位的野蛮侵略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贫困状况。1840—1945年，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了长达百年的野蛮侵略，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上千个不平等条约，掠夺了大量财富。其中，日本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侵略者之一，在1931—1945年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罄竹难书。按1937年的比价计算，日本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 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 00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政府277年的财政投入，比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列强侵华战争索要赔款的总数还要多。[8]日本侵华使中国工业化进程至少推迟了50年。[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