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来谁著史》增订版自序
时间：2021-07-05 12:02: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借此机会，我首先要向尊敬的读者说明一下第二版所作的修改：篇目本身未作丝毫的更动，但每节几乎都增加了新的资料，目的是使增订版的观点更加鲜明丰富。至于语句和修辞上的改动，则无法一一列举出来，或许，对于“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从业者而言，写出为自己满意的文字几乎是不可能之事，这也意味着语言的推敲永远是未竟之业。
早在年初的时候，我就接到通知说，《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第一版已经全部卖完了，而增订版马上就要付印，就我个人的意见而言。第一版的某些部分需要作更为彻底的修改，但是，现实的压力使我没有时间这样做。因为半年多来，我一直在为第二卷(《龙兴——1500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而努力工作，这也就是本学期我在北京大学所开课程的内容，这门课需要阅读大量的历史文献：《商君书》、《盐铁论》、《封建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陈六事疏》、《备陈民间疾苦疏》、《统筹全局疏》、《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国之命运》、《<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和《论联合政府》，当这些血与火的文字一一重现的时候，我深知：我们筚路蓝缕的先驱，精神的父亲。是他们以思想和实践铸就的不朽华章。点燃了后来者的心灵和眼睛。
“一篇读罢头飞雪”，时间倏忽而去。当《毕业歌》声响起，新的暑期即将到来时，同学们告诉我说：正是一个学期的阅读，使大家真正理解了《毕业歌》里那些著名词句的意义：“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五百年来谁著史》在尊敬的前辈和同仁、在广大读者中迅速得到理解。既是对我劳动的最好报酬，更是对一个初学者最真诚无私的鼓励。中华民族江山有思，我知道：是那些肩负着天下兴亡大业的实践者、劳动者们，成就了百年燕园中的“弦歌一堂”，我深信：“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同时“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即从历史中、从实践中、从国家人民的利益中去寻找知识的依据，“从无字句处读书”，这就是北京大学真正的光荣传统。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曾经说：“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其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干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经接近成功。”亦如本书第一版序言中所交待的那样：正是在纽约亲眼目睹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经历，方才使我读懂了《资本论》作者的教诲：一个将“虚拟经济”置于生产和市场交换(‘，实体经济”)之上的资本主义体制，何以是一个“头足倒置”的危机结构。同样的，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已将中国与世界深深地嵌入为一体，方才为我们当前的思考提出了新的使命和要求：这就是要求我们的思考必须始终具备广阔的世界历史视野：我们深知：使《资本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理论文献成为当代中国认识世界之教科书的。并非基于单纯的理论或思想史的缘由，而是基于现实实践的要求和愿望，如果没有社会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所提供的深刻“常识”，我们就无法辨别高深莫测的理论和知识的真伪与高下。“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理论的认识，还必须再回到实践去。”历史已经证明：离开了这一明快的道理、离开了这一正直的求学、求知道路，学院里的知识和理论研究就将迷失方向。
1954年，毛主席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曾经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这意味着：只有了解自己的前人走过的道路，只有了解我们前人的事业，才能更为深刻地了解我们今天的任务和使命。
如果尝试着将漫长的中国政治史分为四个时期，那么从春秋战国到秦的郡县制统一可以称为第一个时期，而其中又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郡县制之设立，标志着中国政治文明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中国政治思想，兴起于秦晋之间，成就于墨法之道，而在诸子百家中，墨家兼爱、尚贤、尚同的政治思想，对近代以来的革命者影响巨大。而其践行禹道，摩顶放踵，以自苦为乐，“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政治伦理。尤其值得我们珍惜。同时，《商君书》则指出：所谓政治，就是指那种通过经济、军事和法律手段组织人民的根本力量，这一论断不但开辟了富国强兵的康庄大道，而离开了秦所发明的户籍一郡县制度，一切政治实践亦将因丧失基本抓手而无从谈起。毛主席《读<封建论>呈郭老》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至于墨家艰苦奋斗的实践精神，《庄子，天下》篇则论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今日再思此语，怎能不令人感慨万千!
从汉至唐，可谓中国政治史的第二期，其基本脉络则是贵族制度的消灭，国家官僚制(科举制)的实行。这其中既有内部旷日持久的艰辛改革推动(九品官人法与中正制的纠葛，即体现了改革的复杂性)，亦有北周、隋、唐携北国刚健雄风之革命冲击，而继秦之户籍一郡县制度之后，统一的国家考试制度之实行。再为中国政治奠定一层深厚根基，中华民族藉此方走向光辉灿烂之盛唐。
从北宋进入第三个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率先走向“近世”，舉凡交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之“近世化”，于宫崎市定教授的名篇《东洋的近世》中均有深刻之论述，至于工业技术方面，以焦炭冶铁之法，中国更是早于英国工业革命600年而成熟，此一点尤其具有世界史意义。而所谓千古之谜者，则为率先走向近世之中国文明，何以此后竟600年徘徊不前，反而终在1840年之后，为现代西洋帝国主义势力所一举击溃。而我以为这便是政治史、思想史研究最为要害之课题。
实际上，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已经深刻论述过：宋以降，学术与政治的分离、文治与武功的分离、官与吏的分离(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乃是导致政治组织能力下降、国家能力下降的根源所在。其中官与吏的分离，更是贵族制、中正制和役法弊端的遗存和发展，它导致了基层的财政、司法和税收乃至军事，均操纵于胥吏之手，胥吏、豪民和生员沆瀣一气、把持基层和地方，遂酿成国家权力无法深入其中，而所谓“理政”，至此则步履艰难：同时，由于官僚队伍中埋藏着一支庞大的非正式的行政大军，国家便不得不听任“火耗”、“陋规”和“浮征”的存在，财政和税收的统一再也无法实现，于是“理财”亦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