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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引兵井冈的深远历史意义

    时间:2021-03-24 20:00:4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毛泽东引兵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发展另辟蹊径的新起点,是实现党的战略重点转移的决定性步骤。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引兵井冈山深远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二是初步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三是找到了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途径。
      关键词:毛泽东;引兵井冈;历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8)03-0001-06
      
      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新道路的开辟,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化和新材料的挖掘,对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遭到严重挫折之后,通过文家市会议“议决退往湘南”,到莲花决策引兵井冈,再到古城会议形成正式决议这一探索的足迹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应当说,这是中国革命发展另辟蹊径的新起点,是实现党的战略重点转移的决定性一步,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引兵井冈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引兵井冈,转入农村,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伟大起点。但转入农村并不一定就能自觉地走上这一以农村为中心的新道路,在同样的斗争环境中,有的同志仍然心系城市,主张攻打大城市,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在井冈山及赣南斗争时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疑问的一再提出,就同这样的思想状态紧密相关。这不能责怪某个人的偏见或过错,因为无论是世界革命或中国大革命时期北伐战争所提供的历史经验,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因此,转入农村并能自觉地以农村为中心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是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上。其一,要对中国的国情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对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的重要性有深切的理解;其二,要善于依据客观形势的变化,从实际出发决定自己的政策,即要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上级指示的思想原则。事实证明,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具有这方面的思想认识,因而在革命遭到挫折之后,他能够自觉地把目光转向农村,探索复兴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就不是偶然的了。
      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另辟蹊径,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要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践的勇气的,要有革命的独创精神。我们知道,中国革命作为俄国革命的继续,在革命的基本原则上,如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工农联盟、统一战线和暴力革命等问题上,是共同的。但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具体途径上,由于具体的国情不同,必然会有不同的特点。毛泽东说,同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这是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涵的深刻说明。但是,国际上所提供的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经验,而且我们党所积累的也是北伐战争时期从城市出发走向全国的历史经验,而没有新的道路可以借鉴。虽然1927年“八七”会议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方针的同时,也提出要“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这是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但当时对这一新的道路的内涵还缺乏科学的认识,相反,当时的中央仍然以十月革命和北伐战争的经验为依据,坚守城市中心论的旧公式。这种指导思想因袭过去的经验,仍然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在大革命失败后发动的三次著名的武装起义中,就表现得十分明显。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按计划就是要南下广东,“先取东江,充实力量,次取广州”,“建设革命的新根据地”,“准备第二次北伐”。9月9日的湘赣秋收起义,原计划起义部队分三路会攻长沙,夺取长沙这个中心城市。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则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并准备守卫广州这个中心城市,这些起义显示了党在白色恐怖下继续革命的决心和气概。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按照已有的经验部署工作,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在这些起义相继失败后,作为党的中枢机关如果不去研究新的情况,不去体察中国的国情,而继续坚持城市中心论,就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就会成为指导路线上的错误。毛泽东这时作为秋收起义的前线指挥员,面对的不仅是强大敌人的堵截,还有上级机关以至队伍内部的一些人仍主张冒险进攻路线,仍要执行上级攻打城市的计划。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力排众议,坚持从实际出发,放弃了攻打大城市的不切实际的计划,退却湘南,随后又作出引兵井冈山的重要决策。这不但挽救了这支起义部队,而且也挽救了中国革命。历史表明,这种退却决不是消极的,而是向敌人统治薄弱环节的更为深刻的进攻,为复兴中国革命找到了可靠的战略基地。这种果断而正确的决策,反映了决策者深厚的理论修养、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勇于开创新局面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后入学习的。
      这条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内涵。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这三者密切的结合,这就是说,它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土地革命为内容,根据地建设为依托。毛泽东曾经多次分析了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在客观上说,由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十分落后的大国,广大农村不但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而且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脱离城市而存在,这就使革命力量在农村有回旋的余地,有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时在地方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封建性的军阀割据局面,以及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权益的矛盾下加剧了的中国统治集团的分裂,决定了白色政权的不统一和战争是不可避免并持续不断的,也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形势继续向前发展是没有疑问的。正因为这样,长期的农村武装斗争和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和发展,便完全可能了。当然,这虽然表明农村应当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但并不等于说任何农村都具有这样的条件。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红色政权首先是发生在经过1927年大革命影响的地方,因为这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共产党,又准备好了经过一次大革命洗礼的民众。历史的必然性往往是通过历史的偶然性表现出来,莲花决策、引兵井冈就具有这种特点。当时宋任穷送到的江西省委来信,指出宁冈有“我们党的武装,可以安顿下来”。加上当时毛泽东等所了解的500里井冈,山高林密,易于藏兵,暗合了建立根据地所需要的条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历史机遇。
      这里还要指出,转兵农村,并不就等于确立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新观念,这是因为明确以农村为中心是需要一个经验的积累和认识深化的过程。毛泽东无疑是我们党内最早认识武装斗争和农民问题重要性并自觉转兵农村的,但他对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认识也有个过程。1928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还是认为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能在将来三省总的暴动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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