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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杜加尔【论纪德与马丁杜加尔的文学交往】

    时间:2020-02-22 07:31: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罗杰・马丁・杜加尔与安德烈・纪德是分获1937和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位法国作家。以他们的文学交往为主线,探讨两位作家在个性特点、文学审美、创作手法等各方面的差异,以及他们在文学道路上的相互扶持与影响,有助于更深地了解两位作家。
      关键词:马丁・杜加尔;纪德;文学交往
      中图分类号:I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3-0175-03
      安德烈・纪德比罗杰・马丁・杜加尔年长12岁,少年时代的马丁・杜加尔已是纪德的忠实读者,尤其是《地粮》一书给他带来了全新的精神洗礼和持久的心灵震撼。1913年,纪德已是一位世人所瞩目的作家,而马丁・杜加尔正为他的小说《让・巴鲁瓦》被格拉塞出版社断然拒绝而郁郁寡欢。一次偶然的机会使《让・巴鲁瓦》到了纪德手中,纪德读完之后赞不绝口并要求伽里玛立刻出版,由此,马丁・杜加尔进入了以纪德为中心的《新法兰西评论》文学圈。1913年11月,马丁・杜加尔第一次见到纪德,虽然纪德的外表跟他的想象出入很大,而且纪德谈话时情绪的跳跃和话题的突然转变也让他措手不及,但是他十分欣赏纪德的才情、谈吐和学识。的确,纪德就是这么一个出乎意料的人,“身上披着的斗篷让他看起来半像羊倌半像乞丐,斗篷下面却总是法兰绒背心和丝绸衬衫。”[1]484而马丁・杜加尔本人性格则比较保守、传统,在浑身上下透着矛盾的纪德面前,他觉得自己简单而“均匀”。虽然他内心也渴望得到精神上的超越,但是用他的话来说,几代人的资产阶级秉性积淀在他血液里,令他“追求舒适”,“深居简出”,“害怕危险和不可预料之事”,甚至他的外表都是“路易・菲利普时代的资产阶级形象”。他创作《蒂博一家》的最初动机,便是用雅克和安托万两兄弟截然不同的个性来反映他本人这矛盾的两面。
      一战结束后,纪德与马丁・杜加尔的友情突飞猛进,两人进入了无话不谈的境界。此后三十多年间,他们的友谊历经风雨却日益坚固,虽然两人在文学理念、文学审美和创作手法等方面有诸多不同,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对彼此的欣赏与爱护。
      在作家这一职业的本质上,两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纪德认为自己作为作家负有社会和历史使命,应用手中的笔表达大多数人的心声,传达正确的理念。他勇于在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上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采取立场时从不含糊。他的《访苏归来》、《刚果游记》和《乍得归来》等作品皆反映了这种在问题面前表明态度和采取行动的立场。而马丁・杜加尔则对此抱有极其谨慎的态度,他认为作家的天职是创作虚构的文学世界,即便作品中包含时事,也应该仅仅客观公正地去反映,不应加上作家本人的主观想法。再者,依他看来,社会话题尤其是政治问题远非一般人所能参透,正如他笔下人物雅克・蒂博所言:“一切事物皆受两个极的作用影响。真理永远具有两面性。”[2]1170更何况世界瞬息万变,人无法预料下一刻,因此不该妄下论断。在5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他几乎从未发表过任何宣言或声明,甚至没有撰写过一篇序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理时事,他非常关心欧洲和世界的局势,在动荡的年代,比起摇旗呐喊,他更倾向于默默支持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创立为结核病患儿服务的阅读疗养所,捐出版税以支援战士家属的生活,捐款给红十字会等等。
      在对待名誉上,他们的态度也颇不相同。马丁・杜加尔在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竟躲了起来,而且自始至终都不允许报纸杂志刊登他的照片。此外,他屡次拒绝了法兰西文学院的邀请,不愿成为“不朽者”。他不喜在公众场合露脸,在他生活的街区,邻居和街坊们只知道他叫“马丁先生”,“巴黎不认识他。”[3]12这种态度显然是导致迄今为止,他是在所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中被谈论得最少的主要原因。而纪德则不同,他对旅行的热爱和对未知事物所怀有的好奇心使他愿意接受各种荣誉、邀请、演讲、采访,“抛头露面”在他看来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两人在文学审美和小说创作手法等方面有很多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的见解。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他们非常喜爱的作家。但相较而言,马丁・杜加尔尊崇托尔斯泰为“大师中的大师”,也是他个人“唯一且真正的导师”。纪德则偏爱陀思妥耶夫斯基,连他村里的人取笑他,给他取绰号为“白痴”[4]97,他都兴奋不已,觉得是一个天意的巧合。两人时常就这两位俄国作家作品的不同之处展开舌战,为各自的偶像进行辩护。事实上,托陀两位作家代表了他们各自的小说观。在他们看来,托尔斯泰着重于描绘社会中的普通人,从深度上挖掘人性,以典型人物反映社会现实和风俗人情;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从特例入手,反映不常见的人物心理,探求人性的边缘。纪德和马丁・杜加尔的好友范・里塞尔伯格夫人这样概括他们的文学观:“托尔斯泰(和马丁・杜加尔)寻找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纪德)寻找可能性。”[5]870
      马丁・杜加尔认为,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并无二致,但是他却能发现其中最不起眼的一个,挖掘其隐藏在表象之下不为人知的本性;他看到人性最深处,固执地寻找每个人的秘密,不懈地搜索具有启示意义的符号。他说:“托尔斯泰的洞察力让我们无所适从。相形之下,我们的视野多么狭窄、浅薄、懒惰和墨守成规!”在他看来,作家的天职就在于把典型人物的每一个面都生动地展现给读者。他认为纪德只注重特例而忽视了全面。而以纪德的观点,作为作家的马丁・杜加尔在探索人物心理时,总是自动地排除特例甚至是少数,在这种情况下,其笔下的人物就染上了一层平庸的色彩。
      在他们的会面和通信中,这种辩论时常发生。虽然两人并不能最终说服或改变对方,但是都从谈话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马丁・杜加尔认为纪德是他们那个时代唯一读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与纪德的交往令他对人物的心理认知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他看到了更多平常被忽视的人性特点。而纪德也不止一次在日记中写道,他和马丁・杜加尔之间的争论并不会令他们成为对立的双方,而是使两人都得到了教育、提示和启发:“至少对我而言(也许我应该说:尤其对我而言),我们的谈话超乎寻常地丰富了我的内心,我所得到的裨益,一言难以蔽之。”[6]631-632
      文学观念上的差异自然会反映到两人各自的创作方法和作品风格之中。纪德曾形象地解释过他们两人在小说创作上截然相反的态度。他在白纸上画下一条直线,随后用手电筒从直线的一头照到另一头,并对马丁・杜加尔说:“这是您的《让・巴鲁瓦》,这是您的《蒂博一家》……您先是想象某一人物的生平,或者一部家族史,然后忠实地把您的光线按年代顺序投射到这条直线上。”他又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方法:他在白纸的背面画下一个半圆,把手电筒放到圆心,让它慢慢转动,从半圆的一个点照到另一个点,而支点则保持不动。这是两种迥异的美学观,在纪德眼里,马丁・杜加尔像历史学家一样,按年代顺序陈述事实,让作品像一幅全景画一样呈现在读者眼前。为了讲述过去的一件事情,他从来不使用当前发生的事,也不会创造一个当事人以外的人物:“在您笔下,没有什么是迂回的,难以预料的,不符合年代顺序的”。他在这样解释马丁・杜加尔创作手法的同时,也暗示了自己的艺术追求。马丁・杜加尔的理想是让作家跟随人物而动,而纪德则是要以作者为中心,从不同角度将作家的内心世界投射到形形色色的人物身上。
      马丁・杜加尔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天分在于创造生动和富有代表性的人物,能让他们生活在读者的脑海中。他将内容和形式分割开来,认为内容才是最重要的。他的创作活动始于对小说内容的构思,他先是将所有想法、感情、人物的动作全部记录下来,然后花大量时间搜集资料,记笔记,在脑海中反复设想最接近真实的场景。他注重人物的对话和行动,使之尽可能地接近读者。他的理想是让自己的作品成为“一扇开着的窗户”,或者至少让读者在阅读他的小说时如同置身于一个玻璃鱼缸前,亲眼看见鱼缸中各种生物的活动,而作品的形式就应该像那面透明的玻璃。他这种独特的创作手法需要很大的耐心和很长的时间,所以他并不是一蹴而就型的作家,《蒂博一家》花了整整二十年才完成。他借其笔下人物丹尼尔・德・丰塔南之口说:“天赋算不了什么,只有努力才最重要。没有努力,才华只不过是一束烟花;一瞬的灿烂过后,什么都没有留下。”[7]275
      在马丁・杜加尔眼里,纪德和《新法兰西评论》作家们的写作方式就如一位画家,从画布一角开始,画完一角再画另一角,永远都不会再往后看。而他自己则是像雕塑家处理黏土块一样,先对它进行粗削,把需要的各个部分大致分离开来,全方面同时进行加工,永远不失去对整体的控制。他说:“我不能相信,任何一个真正的创作者在创作时是彻底完成一个片断之后再去塑造另一个片断。如果我们没有利用最初的灵感和初生的激情写下草稿,那么作品的结尾就不可能与卷首形神统一。”[5]10他认为纪德等人在写到作品结尾时,最初的创作激情已消失殆尽,对题材的厌倦往往产生虎头蛇尾的结果。纪德则持相反意见,他认为作品的形式最能体现作家的特点,是作家才华和激情的自然抒发,也唯有风格能体现作品的整一性。
      一次短暂的冷战起源于罗曼・罗兰。马丁・杜加尔非常尊敬这位作家,称他为“伟大的罗曼・罗兰”,并将他作为文学模范推荐给许多朋友和作家。而纪德则对罗兰和他的《约翰・克里斯托夫》很是不屑。他在《新法兰西评论》1919年7月号上发表了《没有日期的日记》,文中猛烈抨击了罗曼・罗兰,讽刺他缺乏感情、品位甚至是理解力,称自己没见过比《约翰・克里斯托夫》更难看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托夫》)只有译成外文才不至于让人不忍卒读。说得更明白些:只有当法国发生灾难,法语、法国艺术、法国品味以及他自己所否认且不被承认的各种天赋不再存在时,这本书才具有意义。”马丁・杜加尔读到这篇文章之后非常气愤,写信指责纪德说:“对罗曼・罗兰和他的十卷《约翰・克里斯托夫》,对罗曼・罗兰和法国艺术,对罗曼・罗兰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您怎能用区区二十行的语言就作出如此粗暴的评价?好比一把匕首刺入人的心脏!”对此,纪德冷冷作出回应:“我发现不了您在《约翰・克里斯托夫》里所看到的一切。”
      从根本上来说,这些争执是上述各种矛盾的激化,即便有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作出妥协,但两人根深蒂固的文学观是两条不能相交的平行线。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两位作家没有任何共同点:他们都捍卫法语的优美,反对在文学中使用“垃圾词”和“肮脏词”;他们不遗余力地鼓励和扶持那些刚刚踏上文学道路的青年,达比(EugèneDabit)和他的《北方饭店》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两人之间的争执丝毫不影响他们对各自创作的尊重,同时又对对方的作品抱有极其严谨甚至严苛的态度。初出茅庐时,马丁・杜加尔便以直率甚至尖锐的口吻指出纪德作品的不足之处,丝毫不顾忌“伯乐”的感受。推己及人,他认为纪德最需要的并不是赞扬,而是一针见血的批评。纪德将马丁・杜加尔视为一面明镜,让他看到了自己以及他人所没有看到或者不敢直面的地方。马丁・杜加尔的建议和批评使他在创作时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好“让罗杰对我的作品感到满意”。如果说一开始吸引他更多的是马丁・杜加尔与他的不同之处:“当我的书在这样一个与我的脑袋完全不同的脑袋里反射出来的时候,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书的缺点,甚至是书的优点”,随着了解的深入,他更加信任马丁・杜加尔的文学才能,在再次阅读了后者的《非洲秘闻》之后,他这样写道:“我感到非常满意。没有任何的瑕疵和漏洞。显然,能达到这样完美境界的作家完全有权利对别人提出批评和建议。对别人要求对自己所要求和得到的东西,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尤其当这些‘别人’是他朋友的时候。”[6]253-254
      而纪德对马丁・杜加尔的创作所给予的鼓励则更为明显。以《蒂博一家》为例,在马丁・杜加尔刚刚形成创作念头时,纪德就以十分的热情鼓励他说:“这完全是您得心应手的题材!不要犹豫!勇往直前!”1932年,在马丁・杜加尔打算抛弃《蒂博一家》下半部全盘计划、对作品走向重新进行构思的时候,纪德拍手叫好,全力支持,这给马丁・杜加尔以很大的鼓舞,使他卸下了沉重的心理包袱,满怀信心地在新的道路上前进。当马丁・杜加尔遇到创作瓶颈,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时候,是纪德的鼓励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就像一股强风吹向了停滞不动的帆船!我所受的一切煎熬皆蒸发在记忆之中。剩下的,只有一腔继续创作的热情。”纪德这种“美妙的影响力”就像是阳光和希望,支持着马丁・杜加尔在艰辛的创作道路上前进。除此之外,纪德时时提醒马丁・杜加尔:应施展自身最为自然的天赋,无需勉为其难地使用自己并不熟悉的创作手法。他还将弗洛伊德的弟子索科尔尼佳(EugeniaSokolnicka)以及共产主义者吉兰(AlixGuillain)介绍给马丁・杜加尔,这对《蒂博一家》中的心理和历史描写影响很大。
      虽然马丁・杜加尔对纪德的帮助深怀感激,但由于他深知两人在文学观和创作观上的不同,因此并不能接受他人将他视为纪德的追随者和模仿者。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场奇遇(诺贝尔文学奖)让我感到高兴的地方……在于我是以独立的形象出现。我感到瑞典选中的是我本人,而且是因为我自己,为我的书,为我身上最特别和最真实的品质而将我召唤到这里。我因我所做之事而出现于此,而不是因为我属于这个或那个文学团体,也不是因为我有幸拥有某些文学友谊。这些话语等于承认,有时我会为自己被看做纪德的一颗卫星或者《新法兰西评论》培养的一个新手而感到痛苦。”[6]99在他看来,他与纪德的交往令他本人得到的益处并不属于狭窄的文学和审美范畴,而是属于更为广泛的精神领域。是纪德将他带向更为纯粹的艺术理念,使他越来越严格地要求自己和作品。
      综上所述,虽然纪德与马丁・杜加尔在对作家本质的理解、写作方法、形式与内容、客观性和主观性、特例与标准等各方面有着完全对立的见解,但正是这种互补让两人越走越近。对马丁・杜加尔而言,与纪德的交往照亮了他的心灵,激发了他的智慧,是“一眼源源不尽、丰富人生的源泉”。而对纪德而言,与马丁・杜加尔的相识让他拥有了一位可以坦诚相见的朋友。随着年岁的增长,他逐渐发现,只有在这位朋友面前,他才能展现自己最为自然的一面,马丁・杜加尔的相伴是他后半生特别是晚年疾病缠身时最大的安慰。1949年5月,纪德病重住院时,马丁・杜加尔每天都去探望他。纪德在5月27日的日记中写下这样一笔:“在这些漫长似炼狱的日子里,只要他在我身边,我就又活了过来。他提前想到我的精神和身体所需要的一切照应;不管我多么沮丧,他一来,对我说话,又温情地关注我所说的话,我马上就感到自己重新有了生气。”
      纪德与马丁・杜加尔之间的友谊持续了近四十年,纪德去世之后,马丁・杜加尔依然时时在心中与纪德对话,直至生命的终点。1978年,根据马丁・杜加尔的遗愿,人们在他去世二十年后打开了他捐赠给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黑匣子”,里面包括了他生前保留的所有日记、信件和书稿。1993年他的《日记》分三册出版,至2005年,他的《通信全集》也已分为十册全部出版,学术界重新掀起了一股研究马丁・杜加尔的热潮,他和纪德的友谊也将永久载入文学史册。
      
      参考文献:
      [1]BernardFauconnier.Lesfaussesmonnaiesdumoi[M].Lemagazinel
      ittéraire,2009.
      [2]RogerMartinduGard.Oeuvrescomplètes,t.1[M].Pléiade,1955.
      [3]ClémentBorgal.RogerMartinduGard[M].Editionsuniversitaire
      s,1958.
      [4][俄]陀思妥耶夫斯.白痴[M].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RogerMartinduGard.JournalII,1919-1936[M].Gallimard,1993.
      [6]AndréGide.Journal,II,1926-1950[M].Gallimard,2009.
      [7]RogerMartinduGard.Oeuvrescomplètes,t.II[M].Pléiade,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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