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时间：2021-07-12 04:01:5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三大优良作风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三大优良作风同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它们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辩证关系。思想路线有着总领全局的作用，“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政治路线的核心内容，“批评和自我批评”体现了党自我更新的内在机制。
【关键词】三大优良作风 历史必然性 辩证关系
社会历史进程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的历史必然性。作为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三大优良作风的形成也有其历史必然性。那么，三大优良作风“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①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最终形成？三大优良作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
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分析
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指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正说明三大优良作风是在延安时期最终形成的。说到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历史”当指延安时期这个历史片断或历史节点，“必然性”当指“三大优良作风形成”这一特定历史事件的必然性，这是一种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是一系列主客观条件交互作用的结果。
优良作风酝酿和萌发的过程，也是党领导人民同错误倾向不断斗争的过程。党的发展过程中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一右三左这样的深刻教训。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既为优良作风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是党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生动体现。大革命失败后，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教训的吸取，中国共产党迅速向左偏航。其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对错误的思想路线进行了种种抵制甚至是尖锐地批评，但由于当时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还不能够被正确运用，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受到压制和否定，左的指导思想长时间在党内占支配地位，一直持续到遵义会议的召开为止。红军到达陕北后，既需反左又需反右的严峻形势促使共产党人对左右倾向的成因进行深刻反思，并对这两种倾向进行了坚决而有力地斗争。抗日战争中，中共一直坚持既反右又反左，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斗争为求团结的手段，以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战胜敌人为目的，在与各种左右倾向的严峻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
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党的作风方面的理论概括日益系统化，为党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也为优良作风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共主要领导人高频度地使用“作风”一词，始于延安时期。1936年7月15日，刘少奇撰文首次谈到要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②，到1937年5～6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期间，“作风”一词已相当多地出现在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的讲话中，这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党风建设进行理论概括的先声。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作风建设的理论概括奠定了哲学基础，而《反对自由主义》则从组织纪律、阶级根源、思想方法和政治表现四个方面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经典概括③，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经典提炼④，以及“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的整风方法的确定⑤，表明中共对党风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党风理论的成熟集中体现为“三风”理论，毛泽东一方面把学风和文风从党风中剥离出来，着意强调学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重要的问题”⑥，另一方面又强调党风、学风和文风的统一性，强调“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⑦，并强调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必须对它们的避难所“党八股”一同清算。这理论上的一“分”一“合”，意味着党风理论的深化。
党风建设的重要性得到党内普遍认同，为优良作风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思想条件。如果说遵义会议是纠正党内错误指导思想的开始，这种纠正还只是在中央领导层展开，并且基于策略上的考虑还有所保留，还没有形成全党的共识，那么延安整风则实现了这一历史性跨越。延安整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准备阶段）以毛泽东1945年5月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为标志，同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的要求，目标直指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为整风运动奠定了基调；第二阶段（全党普遍整风阶段）以毛泽东1942年2月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为标志，同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界的整风指明了方向；第三阶段（高级干部“把历史搞清楚”阶段）以1943年9月开始的长达8个月之久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944年5月开始的长达11个月之久的六届七中全会为标志，期间对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清算，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整风运动圆满结束。
党通过整风实践找到了具有独创性的有效整风形式，这是优良作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充实、完善、丰富和发展的现实依托。遵义会议让对左的错误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继续留任，把变换中央总负责人的工作留待适当时候完成，可以说是“治病救人”的先声。到达陕北后，党对纠错方式的反思不断深化。1937年6月，张闻天在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思想斗争的主要方式，是说服与教育，而不是打击。”⑧同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述了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并从哲学高度强调共产党内思想斗争在程度上的区别对待问题：“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⑨延安整风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总方针，把团结的愿望与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的运用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阶级矛盾和党内矛盾相区别；把思想上的错误同政治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区别；把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同执行者相区别。达到了统一思想、团结全党的目的，标志着党独创性地找到了有效的整风形式。这是党成熟的体现，也成为优良作风形成的最关键一环。
综上所述，党的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为党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党风建设的理论概括体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整风得到全党普遍认同为优良作风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有效整风形式则促使了优良作风的最终形成。经过延安整风，自三十年代开始盛行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流毒得到思想上的彻底清算；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她所领导的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革命力量更加团结，战斗力大大提高。七大的召开、夺取全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标志着党的优良作风结出了累累硕果，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体现了党的优良作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着其有益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