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历史境遇
时间：2021-07-12 00:04:5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革命和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历史境遇。毛泽东思想的文化理论是在近代救亡图存的革命性诉求中形成的，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着近代中国革命的现实，始终贯穿着革命性的本质，承载着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在改革开放的全新历史境遇中形成和发展的，反映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承载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历史使命，并且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取得重大成就，以及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而日益拥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使命。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文化哲学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3-0004-05
一定的文化理论总是在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中形成的，是这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升华，与这个社会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一起揭示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变化，表征这个社会发展变迁最主要的价值诉求。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经历了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化，前者主要表现为革命的实际行动，后者则主要表现为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就是在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的。
一、救亡图存的革命性诉求及其文化选择
1840年的鸦片战争，既是中国近代耻辱史的开始，也是近代中国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救亡图存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端。它不仅以极端的方式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面对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的困境，也使救亡图存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成为中国近代寻求新文化的重要历史使命。
在西方日趋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枪炮声中，中国近代社会的落后已经到了“瓜分豆剖，渐露机芽，尤不可扰”的地步。为了挽救濒于灭亡的民族和国家，不同思潮承载着不同阶层的价值诉求，你方唱罢我登台，在中国大地上演绎着一幕幕救亡图存的民族悲歌。首先是农民代表旧有的封建文化，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他们渴望像以往一样通过推翻旧的封建王朝、建立新的封建王朝，在田产均耕，均田均赋中来拯救中国，实现民富。但19世纪的历史对于这样落后的选择是无情的，太平天国运动既是在中外联合势力的绞杀下，也是在其内部矛盾的作用下，但根本的是在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的选择中被残酷地淘汰了。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使开明的地主官僚看到了坚船利炮、工艺技巧的强大力量，认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2]于是在“自强”、“新政”的旗帜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制船造炮为核心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场来自清朝政府内的改良运动效仿西方，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新型工业，创办兵工厂，建立海洋水师，以增强国力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但甲午中日一战，使洋务运动“制器为先”的救国梦想灰飞烟灭。这使当时自强维新的中国人认识到，船坚炮利，工艺技巧并非西洋“命脉之所在”，而只是其“形而下之粗迹”，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唯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3]“中国所以不可以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分别以和平和流血的两种方式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实践。结果是戊戌变法成了百日维新，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一个皇帝，却并没有给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和走向独立富强带来光明。从器技强国到改制救国，反映了人们认识上的进步，但最终的失败说明，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本病因。
随着救亡图存革命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和志士仁人认识到，“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4]“今日中国的问题，……其最内在的本质是一个文化问题。”[5]“我们以为改造中国——即是改造世界的一部分——应有三种的步骤：本科学的精神，研究现代思潮，使中国人对现代思潮的趋势有一个明确的观念……。”[6]正因如此，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思想舞台空前活跃，伴随着哀鸿遍野的纷飞战火，思想领域也到处是刀光剑影。面对西方列强的瓜分狂潮和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旨在挽救民族危亡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也风起云涌，争相登场。从改朝换代的封建主义思想，到“资产阶级改良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再到“民主与科学思想”、“教育救国思想”、“实业救国思想”、“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等，争奇斗艳，竞相绽放，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文化思想领域的主要景象。但随着代表这些社会文化思潮的社会变革运动一个个的失败，中国的革命必须寻找能够真正代表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的全新社会文化。意义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展开，马克思主义也主要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各种社会文化思潮激烈的角逐与厮杀中，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曾经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日本、法国和俄国三条渠道传入中国的。日本是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清末流亡日本，具有救亡图存意识的进步思想家、革命者和留学生，受当时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依据日文翻译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五四运动时期，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大批革命知识分子，通过勤工俭学赴法寻求马克思主义，他们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开阔了国内早期共产主义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使法国成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条重要渠道。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向全世界宣布了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社会制度由理想变成现实，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传遍世界，也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寻求民族解放的重要工具，他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派人到苏俄学习，开始自觉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更加坚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并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因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就成为中国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渠道。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最终实现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必然的历史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