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积极转变
时间：2021-07-11 04:00:5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中国知识分子在1949—1956年经过了对新生的人民政权三个阶段的政治认同变迁：建国前夕的观望态度、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认可态度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拥护态度。建国头七年知识分子对政治的认同趋于加强，足以显示中国共产党政权强大的生命力。理清知识分子政治认同变迁的主线，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知识分子；政治认同；建国初
中图分类号：D663.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09-0110-03
为了认同人类社会从“自然生存状态——社会契约状态——秩序统治状态”这样一个三维立体发展而产生的社会政治统治，社会成员需要通过统治者在社会中树立的意识形态、执行的政治政策、呈现的实践效果来决定自己是否认同现存政治。知识分子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成员中认识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前沿者，他们能够对政治进行理性分析并逐渐深入了解。研究知识分子对政治的认同，对于进一步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为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1949—1956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变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和共产主义宏伟目标之间的巨大差距、旧社会秩序迅速瓦解和新社会秩序尚未建立的困境，通过一系列旨在重组优质社会资源、弘扬高尚文化精神、构建新型现代国家的举措，使广大知识分子从对新政权的初步了解、逐渐认识直至最终接受，达到了对政治的认同。
1.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与知识分子彷徨、观望的态度。建国前夕，党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约有200万人,[1]其中高级知识分子约为10万人, [2]而其中除了经历战争洗礼的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外，绝大多数是对中国共产党存在疑问的受过近代中国本土和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彪炳史册的一页。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的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政党，建立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其奋斗目标，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但此前国民党恶意的宣传和传统知识分子对政权更替有遗民不忘故国的情怀，使许多知识分子误以为中国共产党是专门“革”他人之“命”、采用暴力手段对人民进行压制的政党，且有“我是中国人”，“我不是共产党员，党与我没有直接联系”[3]的政治观点。曾兼任国民政府劳动部秘书、后来主编民盟刊物《民主生活》的宋云彬在1949年《人民日报》推出的“五四”纪念特刊中应约发表了一篇短文，事后在自己的日记中自嘲：“无非说些知识应与工农结合，亦八股也。”[4]可以看出宋云彬对中国工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付出的巨大牺牲不大了解，仅仅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做表面文章而已，显得非常无奈。在经济方面，知识分子片面地看到中国共产党是“打土豪，分田地”，代表穷苦老百姓的利益，对地主、官僚资本家进行无情批斗和打击，“还要在肉体上消灭之”的政党，误以为党“不问其内容如何，竟沿用日本人之称谓，而一般记者亦不之察，常用江浙财团、四川财团、广东财团等名词以刺激人心也。”[5]
知识分子出于社会理性与理想对政治是“超然”的态度，而现实的情况又未被深入地了解，二者之间的巨大差距着实让他们在短时间内难以悟透，产生了对新政权彷徨和观望的态度。
2.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与知识分子的接受、认同的态度。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经济秩序紊乱和政治统治腐朽，官僚资本家和大财团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大量发行法币，大发战争横财，整个国家的经济几乎陷入瘫痪，老百姓的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午后买食物，费百余元。物价连天飞涨，米出八百关，黄金九千余。”[6] “金圆券已不能买菜，偶尔可以买到也是非常昂贵，肉六十元一斤，鸡蛋十多元一只，菜三四十元一斤，冻豆腐三十元一块，这是12月22日地物价，没几天12月份发的金圆券就花完了。”[7]268知识分子的生活过得十分拮据，就连新中国解放的第一所高校——清华大学的教授也只能得到大约九百元人民券，而“九百多人民券实际上连一袋面粉也买不上”。[7]269为稳定物价，打击部分非法资本家和商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于1949年11月5日在京召开专门会议，做出了冻结未入市场货币、暂停各贸易机关抛售物资以收回货币等严厉措施。八天后，中央再次做出紧急指示：“总的方针是，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予适当教训。”[8]国营经济通过与投机势力的反复较量，逐步取得了商品市场的领导权。与此同时，为根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毒瘤、净化社会空气和稳定社会秩序，全国开展了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禁娼。经过长达一年多的“银元风潮”、“米棉之战”和统一财经的攻坚战，到1950年年底，全国经济基本情况趋于良好，社会不良伦理道德之风得到纠正。
建国后一年社会的巨大变化让知识分子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态度由踌躇转向认同。冯友兰说：“我们的共和国，是天天在前进，进得好，进得快。”[9]梁漱溟在国庆一周年撰稿说：“自到京那一天，直到现在，我都在体察、体会、领略这开国气象。尤其是从四月初到最近九月半，我参观访问了山东、平原、河南各省和东北各省地方，亲眼看见许多新气象，是我不由暗自点头承认：这确是一新中国的开始！”在他内心中，国庆“将不起什么兴味”的，而如今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使他改变了看法：“今天的国庆日，我的确心中感到起劲，因为我体会到中国民族一新生命确在开始了。”他认为中国能够从死气沉沉、污泥浊水中走出来，“不能不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大心大愿，会组织，有办法，这是人都晓得的。但我发现他们的不同处，是话不一定拣好的说，事情却能拣好的做。‘言不由衷’的那种死症，在他们比较少。他们不要假面子，而想要干真事儿。所以不护短，不掩饰，错了就改。有痛有痒，好恶真切，这便是唯一生机所在。”[10]
按照《共同纲领》关于“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11]等的规定，从1950年冬开始，新中国在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实施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满足农民对土地几千年来的渴望。知识分子作为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一个主要参与者，亲眼目睹了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了约7亿亩左右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陈垣谈到在四川参加土改时“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深感从前那些书本上得来的知识都得重新估定。”[12]冯友兰进一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指出“马克思主义注重共相与具体的结合，一般与个别的结合，而我以前的哲学思想则注重于共相与具体的分离，一般与个别的分离。”[13]
知识分子开始思索新政权和执政党，试图“介入”更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政治中，去接受它、认同它。
3.1952—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知识分子的支持、拥护的态度。建国前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国民一直存在着亲美、崇美、恐美的心理，知识分子也不例外，错综复杂的心态决定了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情感是又爱又恨。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毅然肩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当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的消息传到国内时，无数知识分子兴奋不已。叶圣陶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到：“今得此消息，我人固咸感兴奋，世界各国人民亦必欣慰无极，都云今日盖有历史意义之日子也。”[14]的确，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一直以来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他们渴望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15]中国共产党打破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推动了知识分子对现政权的支持，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