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中国外交史研究:以日本为中心
时间：2021-07-05 12:01: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出日益重要的影响力，一度沉寂的中国外交史与东亚国际政治史的相关研究再趋活跃。但由于受限于方法论上未对中国视角予以足够重视，以及中国自身档案利用上的不足，有关中国外交史的实证型研究仍不多见。笔者认为，通过整合从中国视角出发的东亚国际政治史与以往从外部展望的中国历史，将会形成崭新的东亚国际政治史。只有这样，由全球化、地区化等主要元素构成的目前的中国外交史才能成为具有历史视野的研究。本文通过梳理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外交史及以中国为舞台的东亚国际政治史的研究，重新审视了研究史上的成果和课题，并结合近年来史料利用等研究环境的变化，展望今后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中国外交史；东亚国际政治史；中国视角
〔中图分类号〕K25；D82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1－0134－11
绪言：中国的视角
本文的目的在于突出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东亚国际政治史研究的中国视角的重要性，回顾中国外交史研究及以中国为舞台的东亚国际政治史研究，整理研究史上已探讨过的课题，并在史料利用等研究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展望今后研究的前景。①
实际上近十年来，中国国内的外交史研究极为活跃。②而世界范围内，围绕中国的国际政治史研究领域也出版了众多新作。这些成果的出现不仅是因为诸多新史料的问世，同时也是由于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这一存在已成为重要角色。
从方法论而言，在研究东亚国际政治史时，最理想的方式是通过多方档案、以多元的观点进行研究。但实际上目前的研究，多采用某一档案为中心提出问题，然后以多方档案验证与其对应部分的方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东亚国际政治史即便是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际政治史，也多从日本、英国、美国等视线出发，首先设定课题，然后以中国的史料加以佐证的研究占据主流。其首要原因在于中国自身的外交档案的公开情况仍不充分，其次，则是认为中国自身在国际舞台上属于附属角色。〔1〕
确实，中国的档案公开比较缓慢，中国的外交史研究者也不多，依据中国外交档案进行的研究至今仍十分有限，从中国视角出发的本应与国家史紧密相连的实证型外交史未充分形成的问题一直存在。在日本，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可称之为“绝学”的情况已持续了数十年。〔2〕正因如此，至今东亚国际政治史研究仍基本未反映出中国的视角。〔3〕
当追究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在东亚国际政治史上扮演了何种角色时，会发现有不少意见认为是处于从属地位，即使依据中国外交档案进行研究的学者，也认为这只是个次要的问题。而运用中国外交档案进行研究，尽管在整理中国国内问题上起到一定作用，也大多不能对以中国为舞台的国际政治史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然而，在东亚国际政治史上，中国是恒久的舞台，即便处于从属地位，中国也一直是登场人物之一。而中国是怎样的从属、次要这一问题，却未曾得以阐明。在“中国”角色缺席的情况下，叙述东亚国际政治史是有困难的。①
笔者认为，通过整合从中国视角出发的东亚国际政治史与以往从外部展望的中国历史，将会形成崭新的东亚国际政治史。只有这样，由全球化、地区化等主要元素构成的目前的中国外交史才能成为具有历史视野的研究。
但是，理想固然美好，要拉拢中国外交史与以往东亚国际政治史之间的距离并非易事。尤其是中国的中国外交史研究，通常带有近代中国遭受列强侵略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并在抵抗列强的侵略途中逐渐走向大国的故事脉络。最近虽然在此之上加入了近代化及民族主义的因素，但主旋律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又增加了有关共产党的合法性与社会主义的有用性的叙述，但抵抗与侵略、弱国到大国、近代与民族主义这些因素已成为从清末传承下来的中国外交史叙述的主体。
以中国为舞台的东亚国际政治史所描写的历史则与此不同。其中首先提及的是中国的传统与西方国际秩序的冲突及对抗，当中国被纳入西方国际秩序后，研究的中心转为对有关中国通商的各种问题、列强之间围绕中国各种利权的关系的探讨。当然，1930-40年代中国外交的近代化（修约等）也一度成为主题，但未必成为叙述主线。像这样围绕中国的国际政治史，与上述中国外交史如何进行综合，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就这一点而言，近年来开始出现了利用中国外交档案、围绕中国进行的国际政治史研究，然尚处于试验阶段。
今后，从关注现在中国的对外关系，到试图描绘还原过去的研究及东亚地区秩序的形成，或关于全球治理的形成过程等研究将日益兴盛。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期的近代中国外交史及国际政治史研究，与二战以后研究的连续性都将成为新的课题。〔4〕但目前实证研究不足，甚至连外交档案的消化都不充分也是实情。②
一、围绕中国的国际政治史研究（一）海关•教会•外交官
作为学习中国外交史及关于中国的国际政治史的必读文献，多会举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910-1918）的三部著作。马士的研究虽然使用了列强方面的史料，但清晰地呈现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全貌，不仅对1920至1930年代的欧美学者，也为蒋廷黻等中国学者提供了外交史叙述的框架。笔者将在其后详述的费正清教授（J.K.Fairbank）的研究，也是出自马士与蒋廷黻研究的系谱。
正如萨道义（Ernest Satow）在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的书评中指出的那样，马士的三部著作从海关（Maritime Customs）的视点描述了与中国的交涉史。萨道义虽然也曾一度任驻华外交官，但作为海关职员工作过较长的一段时间。〔5〕马士曾在甲午战争时任台湾海关职员，并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Sir.Robert Hart）的手下，先后任职于上海、天津、北海、龙州、汉口、广东等处的海关。马士的档案现在收藏于哈佛大学的Houghton Library。海关是设于中国通商口岸的组织，也是围绕外国人与中国人通商的交涉前沿。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不难想象这名海关职员会以自身的经验为背景着书立作。
这一系谱不仅在欧美，也在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等的讨论中得到继承。〔6〕即使在当今，海关也不仅是通商问题，而包含了卫生等问题，是围绕中国的国际政治史及国际公共财产、公共秩序形成史的核心课题。目前，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剑桥大学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正就中国海外总税务司项目（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Project）展开共同研究。（http://www.bristol.ac.uk/history/customs/）
从欧美的视角看中国，所交涉的大部分案件除通商问题外，就是与基督教布教有关的问题，故而可以说，还存在着以耶稣会为首的、出自于教会系统的与中国的关系史领域，该领域研究的代表是高第埃（Hei Cordier），〔7〕他的部分藏书（约5000册）收藏于庆应义塾大学的斯道文库。围绕教会的问题，曾在中国社会引起诸多纷争，导致了排外运动的发生等。二战后保罗•柯文（Paul Cohen，1963）与日本佐藤公彦等的研究，即是以“教案”为线索的中国史研究，同时也是关于中国的国际政治史研究。〔8〕以20世纪上半期为对象的研究中，比起“教案”，更多的是关注欧美各国在中国的文化政策、文化外交，例如以教会大学为主的与中国的合作关系等。欧美各大学等至今仍保存着众多教会方面的档案，与此相关的探讨、考察也是当今的大热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