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实然条件
时间：2021-07-05 04:02:0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实然条件是指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现实条件和具体背景。多元利益结构初步形成、公民意识开始觉醒、政治民主化进程启动、政策过程的开放性相对滞后、公民社会的理性化程度不足、制度环境亟待改善构成了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实然条件。
关键词：中国；公民社会；政策过程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1-0010-04
一般来说，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条件可分为“应然条件”和“实然条件”两类。所谓“应然条件”是指公民社会与政策过程处于理想状态下所需要的条件。所谓“实然条件”是指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现实条件和具体背景。由于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之中，中国公民社会虽已成为政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和参与者，但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应然条件并未完全具备。因此，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具体分析中国公民社会是在何种现实条件下影响政策过程的比分析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应然条件”更有意义，更有价值。鉴于此，笔者拟对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实然条件”进行简要分析。
一、多元利益结构初步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中国“大一统”式的同质性社会逐渐瓦解，出现了利益分化现象，利益结构多元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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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由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引起的利益分化是最为实质性的一种利益分化”。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形式多样化的情况下，人们的利益要求必然趋向多元化。不仅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就业的人有着利益差别，甚至同在公有制企业中就业的人，由于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多样化，其利益差别也较为明显。
第二，分配方式多元化进一步增强了利益结构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果断地抛弃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分配政策、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的作用下，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明显。收入差别和经济地位上的差距加剧了传统社会利益结构的瓦解。
第三，阶层结构多元化使党和政府开始正视利益结构多元化。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说法已不能反映中国的社会现实，阶层结构多元化成为不争的事实。不同的阶层通常有着不同的利益主张，因此，人们通常又将社会阶层称为“利益阶层”。随着利益阶层的分化组合，中国社会出现了利益集团。出于正视社会现实的需要，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第一次肯定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
当代中国利益结构多元化的重要表现是社会思潮多样化。改革使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价值观念多样化和道德意识多样化。非马克思主义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本土的和外来的、中国的和西方的、传统的和现代的思潮相互交织、相互激荡。各种社会思潮是为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服务的，利益是社会思潮的本源。因此，复杂的、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反映了当代中国利益结构多元化这一社会现实。
在利益博弈的时代，如何审慎而积极地应对“参与爆炸”是中国政策过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在这方面，政党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中国共产党十分注意扩大自身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积极吸纳新兴社会阶层，但党毕竟是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在听取政治表达和综合各种利益要求时，可能忽视某些单一的、具体的利益要求。公民社会组织的出现弥补了这一不足，通过向党反映各自所联系着的那部分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党的影响扩大到社会的每一个微观领域，从而强化了党的利益综合功能和利益协调能力。不过，当前中国公民社会还处在发展之中，其孕育的潜能充分开发仍需时日。
二、公民意识开始觉醒
1978年以来，政治、经济的深刻变迁，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使国人的公民意识逐渐觉醒。人们开始思考权力与权利、自由与个性、功利与道义、权利与义务的内在关系和张力，推动了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具体表现是：
第一，公民的权利意识日增。传统中国是一个义务本位的社会，纲常名教扼制了权利本位的发展，反而使义务观念深入人心。在义务本位价值观的支配下，人们利益受到侵犯时，主要选择“忍耐”。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逐步改观，人们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民告官”的案件连续上升就说明了这一点。频频见于报端的城市社区的业主维权行动为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兴起提供了新的佐证。权利意识的觉醒催生了集体维权行动，促进了民间组织的成长，扩大了民间组织对政策过程的影响。一些社会成员在维权行为中结成组织，如一些农村的维权民间组织就是如此诞生的。一些社会成员在维权过程中求助于民间组织如律师协会，从而扩大了这些民间组织的公众基础。一些民间组织自身发起维权行动，锻炼了民间组织的能力。
第二，公民的法治意识有所提升。虽然中国有着几千年的礼治传统，重礼轻法的传统难以在短期内完全根除，但有关调查显示，中国公民的法治意识已经有所提升。一项调查显示，只有9.3％的人偏好人治，而61.9％的人既偏好人治又偏好法治，这与转型社会的政治意识特点是相互联系的，反映了人治的观念正向法治观念转变。
第三，权力崇拜现象有所弱化，公民主体意识增强了。传统儒家文化用不同的方式维持了中国人对权力的唯一信仰。儒教国家的重要政治准则是“学而优则仕”。权力崇拜造成民众的依附心理，他们依赖权威，盲从权威以求得权威的庇护。近年来，权力崇拜的现象有所减少，一种表现是一些政府官员“辞官下海”。权力崇拜现象的减弱使更多的精英流向社会领域，从而激发了社会的活力，为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添加了新的能量。权力崇拜现象的减弱也增强了民众的主体意识，使民众把自身利益的维护和实现寄托在自身的努力和奋斗上，而不是寄托在“圣君贤相”身上。
第四，公民的公共意识初现端倪。古代中国的“士”“儒”具有很强的公共意识和公共关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新形势下，传统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得到了发扬和超越，并向一些普通公民身上拓展。例如，在国家计委组织的为“十五”计划献计献策征文活动中，90％以上的来稿是知识分子写来的。事实上，每当重大政治事件发生时，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车间工人、高等学校的学生、城市居民等都会进行热烈讨论，表达自己的意见。
公民意识的觉醒向政策过程提出了新的挑战。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更多地将自身利益与政府政策行为联系起来。一项调查显示，39.6％的人具有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