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的内部因素
时间：2021-07-03 20:01:3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如果你是政治局常委，你会在外交决策中遭遇怎样的结构性约束？你为何会在本应温和稳健的地方选择激进出位的对外政策呢？《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完全站在政治高层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对外政策的选择空间。作者谢淑丽（Susan Shirk）尽管观点过于偏颇，价值判断也有些太“美国”了，但该书却不是隔靴搔痒的平庸之作。中国为何无法和平崛起？从政治高层的政治生存焦虑来进行分析，谢淑丽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颇有洞见的独特视角。
2005年秋天，胡锦涛主席在与小布什总统会晤时反复强调，中国的内部问题千头万绪，中国并不会追求外部霸权而成为美国的威胁。然而，在谢淑丽看来，中国的内部脆弱才正是美国真正的危险所在。与许多一般的美国人不同，她并不担心中国因为经济发展而成为政治上的强权，她担心的反倒是这个强权内部的脆弱性。她力图提醒美国人，虽然美国无法对中国国内政治的稳定施加有效的影响，但美国必须认识到中国内部局势不稳很容易导致其领导高层在国际问题上采取进攻性立场。
中国到底有没有采取进攻性立场呢？这个问题本身也是存在争论的。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在现实问题中采取的外交政策与谢淑丽的解释存在矛盾。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比如炸馆和撞机事件中，中国领导层本应该采取进攻性的政策，但实际上偏软。在台海问题、钓鱼岛、南海、东海等问题上的立场历来也没有采取进攻性的姿态。在政策宣示上，中国表现得也非常理想主义，经常使用许多“和谐”的人文概念来表达外交立场。
如果真是这样，谢淑丽后面的解释也就失去了意义。尽管如此，我们暂且不谈谢淑丽这个立论的经验起点真实与否，可以先来了解一下作者。与其他活跃在电视媒体上的半仙们不同，谢淑丽本人的确不是一个顺便瞎扯淡的主，她有资格来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如果说美国在政治外交领域有中国通的话，除了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以外，谢淑丽应该还算半个。她见过历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甚至比尼克松派来探路的基辛格还要更早来到中国。1971年7月19日，还在念研究生的谢淑丽（Susan Shirk）就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20多年之后，她担任克林顿政府第二届任期的助理国务卿，主管中国事务。在其任期之内，还发生了美国军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恶性事件。
然而，谢淑丽的资深经历并不保证她就能一招戳中要穴。尽管她已经尽力站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立场来思考中国的对外政策，遗憾的是，她最终还是一个假扮政治局常委角色的美国学者，表演起来始终有些扭扭捏捏。最明显的问题就在于她所有的分析与解释都充斥着美式价值观的解读。这些解读可能完全误解了当事人本身的意愿，从而变成张冠李戴的误读。例如，谢淑丽对中国政治领导人个人目标的界定（如她称政治局常委为“the Communist autocrats”）、对中国大众民族主义的理解（她认为这是一种“封闭”“偏执”“狭隘”的民族主义），可能都会引起争议，而让大多数中国人觉得反感。然而，这里面涉及到过多的价值判断，不便进行逻辑上的反驳。本文即使作出反驳，也只是一味地表达中国人单方面的情绪，缺乏学理上的建设意义。因此，下文将暂时放下谢淑丽观点中的事实判定与价值判断不论，着重从其逻辑本身入手，评价其立论的优势与缺陷。换句话说，我们得见招拆招，与谢淑丽的逻辑玩一场针锋相对的游戏。
谢淑丽的中心论点非常直截了当：中国国内政治的脆弱决定了它不可能和平崛起。照她看来，中国是权力集中的威权主义体制，政治领导人的合法性本来就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因此，政治高层最大的焦虑是确保政治生存，而不是发展经济或谋求国际霸权。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成长，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在不断下降，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发展更让政治家日益处于民众的压力之下。同时，经济转型引发的诸多国内政治问题，如工人大规模失业、官员腐败、民族地区骚乱、农村群体性事件以及民族主义情绪。对此，政治高层的策略是政治“稳定压倒一切”。谢淑丽总结了政治高层的三点具体做法：避免领导阶层公开决裂、严防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确保军队和党同心同德。但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早已失去效力，政治高层为了获取可供替代的合法性，便放弃了温和稳健的战略，转而诉诸狭隘的民族主义来作为对外政策的方针，并以之动员社会的凝聚力。
通观全书，其逻辑链条非常清晰：中国国内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导致了政治高层以追求在国内的政治生存为其核心目标；在现有的国际结构约束之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政治高层就会倾向于在对外政策中采取狭隘民族主义的进攻性立场，以此来动员社会、转移国内政治的视线；因此，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
从这个逻辑链条来看，谢淑丽的立论中有两个要点，下面将逐一剖析，讨论其优势与缺陷。
第一，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取决于其国内因素。换句话说，对外政策不仅是国家（state）在国际层面与他国博弈的结果，还有国家在国内层面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考虑的影响。谢淑丽的这种视角不同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以国家为独立的分析单位，只分析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关系，而不分析国家内部的动态因素。因此，传统理论强调的是国家在无政府国际环境中所遭遇的安全困境。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这种分析的典型。在无政府状态之下，各个城邦国家为求自保，必须确保自己的生存空间。一旦有大国崛起，势必影响到既定国际体系的稳定。因此，雅典的发展势必危及斯巴达的生存，二者之间的战争最终不可避免。
但是，各个国家并不是完全同质的实体。其国内政治经济力量及其国内制度结构势必影响到了不同国家的对外表现。在挖掘国际关系的国内因素方面，卡岑斯坦（Katzenstein）是先锋，他指出：“如果不对国内结构进行系统分析，就无法理解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卡岑斯坦之后，即使最顽固的现实主义学者，也开始承认对国内因素分析的重要性。在这派思路的影响之下，基于国内因素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其解释逻辑往往比单纯的国际关系理论更有说服力。谢淑丽所做的，只是沿袭了学术界的发展趋势，在解释中国外交政策时，打开了“国家”这个黑箱。
不过，值得提醒的是，经典现实主义理论的结构性约束仍然存在。就现实权力发展来看，中国尚不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但出于维持霸权地位的需要，美国对中国进行遏制又在情理之中。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在单极结构下，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敏感度很高，容忍度很低，制约能力最强。中国国内政治的脆弱之所以让美国担心，也在于中国正在成长为一个强权。如果中国只是缅甸、越南这样的弱国，即使其内部积弱成疾，摇摇欲坠，也只是局部性的小问题，并不值得美国人如此担忧。
第二，在所有国内因素中，权力集中的最高决策者为了政治生存而作出的选择最为重要。谢淑丽如此强调政治高层的政治生存焦虑，是基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的确，在威权主义体制中，政策制定权取决于国家高层决策者。而他们最焦灼的问题就是政治生存，因此，他们为了保持政治生存在现有制度约束之下而作出的选择就基本上决定了政策走向。
中国政治体制的权力集中，既体现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中央集权，又体现在中央层面的高度集权。在中央，权力高度集中于那些能够避免对外公开分裂的政治局常委手中，而不是分散于权力相互制衡的各个机构或个人。在这样一个权力集中的威权主义政府中，政策决策权更多地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高层，决策权的分享程度较低。因此，谢淑丽抓住政治局常委这个政策过程中最关键的行为者，然后由此来判断政策起源，这是相当有效的观察视角。相比之下，在分权的民主国家，如美国，可能就不仅要考虑总统，还得考虑国会，还得考虑国内压力集团的活动情况，其情形就要复杂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