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前后“国民外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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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世纪20年代前后，国民干预外交活跃，刺激了时人对“国民外交”的研究。文章拟就时人对国民外交的概念界定、其思想来源、内涵及历史意义等方面作一些梳理考察。
　　[关键词]20世纪20年代；平民外交；民治外交；国民外交思想
　　[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8)07-0158-05
　　
　　20世纪20年代前后，“国民外交”这一外交词汇充斥于报刊，成为舆论追逐的焦点。围绕这一主题，时人从不同侧面加以阐释，国民外交的内涵也日益丰满。当时，国人对国民外交的浓厚兴趣，主要与当时特定历史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因对政府外交的失望及西方民主思想传播，国民被寄予了拯救外交的厚望，“当知一国之兴亡，其责任专在于国民”。而国民救国“则当自外交始”，这就为构建国民外交思想提供了较好的国内舆论环境。另一方面，国际大环境发生了有利变化。一战后，各国民众认为一战爆发与秘密外交直接相关，欲除之而后快，提倡公开外交，反对秘密外交。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十四条和平条约中也表示“公开之和平条约，以公开方法决定之。此后无论何事，不得私结国际之盟约。凡外交事项，均须开诚布公执行之，不得秘密从事”。这又为中国提倡国民外交提供了国际环境。
　　
　　一、概念界定
　　
　　当时探究国民外交的有各界名流、在野政客、驻外使节、派系首领，甚至普通民众，他们从不同角度对国民外交予以阐释。“积民而成国，国有外交，即国民与国民之交涉也。国民不能人人立于外交之中，于是有外交当局以代表之代表者，所权之利害，即国民之利害也，所执之政策，亦国民之政策也。”大意即国家外交即为国民外交，国民是外交的主体，政府外交仅是国民利益代表者与执行者。梁启超将国民外交视为外交方针，即“非多数人自办外交之谓也，乃一国外交方针，必以国民厉害为前提也。”但“凡事之行，固在政府，而所以督促政府者，则在国民审察内外形势，造成健全之舆论，以为政府后盾”。但商界却认为“‘二十一世纪之外交’，国民全体总动员之外交也，决非一人二人之力所能济事”。就国民外交的构成要素，时人强调：“(一)国民应明了世界大势及国际间一切情形，遇有外交事故发生，应即集会讨论，以其公决之点，供为政府应付及进行之方针；(二)政府办理外交，国民应时时监督之，视其有无违反民意或变更方针之处；(三)应发表公众意见，宣告国内外，并征集国外一般舆论，以互相交换藉资调剂；(四)果政府依照方针办理，而乃失败，国民应同起结合为后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干预外交须洞悉世界大势，同时还应监督政府外交并作为其后盾。
　　由于1920年代前后的群众运动多因外交而起，有人又将之视为国民外交运动，“都是国民方面，看见政府的无能与失败，要监督政府、援助政府，期望达到外交的胜利。所以群众运动进行的当不当与国民外交的成功不成功实有直接的关系”。但就此有人却从增进民族感情角度认为，国民外交“非必有关系于国家事件，即平日无事之事，为世界和平起见，为本国与他国、本国人民与他国人民感情起见，均不能不讲国民外交”。陈耀东也认为是“一国国民与他国国民间的一种交际，或是联络感情，或是交换意见，以使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融洽”。但正如他自己所称，他强调的国民外交“未免流于武化”，原因在于“我国是被迫的国家，这样的干法，或许打开一条生路”。所谓“武化”，是指以武力革命废除不平等条约。梁士诒则从政府立场出发，认为“国民外交之义，凡系国家之人民对于国家之外交皆应负援助之义务，以外交惯例言之，国家订阅条约须经元首批准、国会通过始能有效。因国会系由国民代表组织而成，若在共和国主权在于国民，其外交重要事件应通过国会以表示国民外交之精神”。即代表国民利益的国会将对国民负责，要求国民援助政府外交，强调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同时，国民外交也是相对政府外交而言的，两者“名目虽异，而目的则同，皆以拥护国权为前提”。如政府不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国民应直接“反抗政府的外交，这是因为政府有卖国的行为，国民不得已而取的外交行动，可算是变态的国民外交，这也是国家存亡关头，国民不得已所取之必要的手段”。胡政之却认为：“国家意思未发表以前，国民不妨赞成反对之研究，但一旦发表，则应举国一致。对于政府，督促匡赞，使其驱利而远害，不宜再以反对驳诘之辞，示敌人以民志涣散之弱点。”《东方杂志》上署名为幼雄的作者还对政府外交和国民外交进行了区分：“一是秘密的，一是公开的。一是以侵略和独占为基础，以是共存共荣和均匀分配为主旨的。而所用的方法亦不相同，即一是以武力为后盾，一是以正义为前提。”认为当时若“不用国民外交的方法欲使对手尊重，实在很难”，因而国民外交是“现在国际上最进步和最有强力的外交方式”，彰显了国民外交的地位与作用，国民外交“不特为政府之后盾，在民主主义昌盛的今日，尤关重要，殆为人所公认”，但也有人指出，国民外交“但指交际言，于友谊方面，固足以增进国际之感情，于法律方面，则固不生效力也。若国民表示意见，为外交当局之后盾，并使外交当局不敢违反民意而行，此则民主国民之行使主权，仍内政而非外交也。然谓国民外交，其意亦非绝对不可通”。意即对内有余而对外不足，而对内监督政府外交仍属内政范畴，对外效果因此也显得相对有限。这些从各角度的阐释，赋予了国民外交合法性，为国民干预外交奠定了舆论基础与理论依据。
　　
　　二、思想来源
　　
　　(一)传统思想文化。国民外交作为近代外交术语，虽来源于西方，但仍有传统思想根基，如文化自信就是国民外交自信源泉。梁启超在1915年称“彼中外诸哲，微论其教义未必能优于孔子也”。旅欧后基于西方舆论界关于西方文明破产的言论，转而对中国文化充满自信，认为“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而这无疑增强了国民的外交自信。又如华盛顿会议前后，众多国民外交团体宣言、声明为公道、道德等词汇充斥，即可证明传统话语仍蕴藏着巨大能量。就一致对外而言，时人常引用“兄弟阋墙，外御其侮”来要求南北政权“立释前嫌，及时携手”。此外，舆论上也常以传统“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话语进行动员，也易让国民迸发出“知耻而后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能量。再如，民族危亡之秋，外交情势的危急，中国传统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更能组织动员民众，同时也为国民干预外交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西方外交思想。近代中国，国民对西方在经历蔑视时期、重视时期后，仰慕学习成其为主要内容，外交思想也不例外。五四运动期间，署名作者涵庐就介绍了鲍生贝(Authur Ponsonby，M.P.)《民治与外交》(Democracy and Diplomacy)一书，并对鲍生贝主张的民治外交、平民外交倍加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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