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
时间：2021-07-01 20:00:5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我们这里所说的对外关系，是指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与判断和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提高，人们都归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国内工作方针作了根本性的拨乱反正，也就是改“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当然是对的。但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长期以来，人们却提得不多。其实，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这两个拨乱反正不但密不可分，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对世界形势的根本判断，是我们制定对外和对内政策的基础和前提。试想，如果我们一直认定，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那还能放心大胆地埋头于经济建设吗?正是在这个世界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拨乱反正上，胡耀邦是当时领导人中认识比较清醒、也提出得最早的一位，对我们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胡耀邦勇于正视我国对外关系所存在的问题，并较早提出了进行调整和改变。在这方面的拨乱反正中，他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政策的新依据、新原则、新方针，以及外事工作所应采取的新做法和应具备的新风格。这都是对中国外交的突出贡献，值得我们，特别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和进行外事工作的人员认真研究和学习。这里就先对以下三个问题作点初步讨论。
一、胡耀邦对世界形势和时代问题的新判断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央领导人中，胡耀邦最早看出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特征，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主要潮流是发展而不是革命。
(一)对时代特征的判断是国家对内和对外战略决策的根本依据
关于时代问题，中国学术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进行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到九十年代才渐趋一致，这就是都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且党中央也在1987年十三大报告中正式宣布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也即时代特征的提法。现在还有人坚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提法，或许是受“‘左’比右好”的传统影响的缘故。
确实，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接受共产国际的这一提法，并且一直坚持了下来。由于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战争与革命，所以人们也简称为战争与革命时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是这样说的。直到建国后头三十年，我们还强调这一提法，当然也就按这一判断制定自己的战略方针了。这就是：对外，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从不断革命发展到“全民皆兵、准备打仗”，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历史已经一再证明，这一判断和决策，不但使中国丧失了一个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黄金机遇，而且把国家推到几近崩溃的边缘。经过“文化大革命”，全国从上到下已逐渐觉悟到，不能再这样胡折腾下去了。
出路何在?除了文革中的“四人帮”追随者和少数不愿放弃既得权益或思想僵化的“左”派以外，全国上下在必须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这一点上很快就达成共识。这就又碰到了对世界形势和国际环境的估计，也就是对时代特征的判断了。
集中搞经济，人们的思想转变比较容易，改变对时代的判断可就比较难一些了，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特别是当年决策和长期积极执行的参与者，在决定以经济为重点之后，对时代问题的看法就一时变不过来。连邓小平也是逐渐变化的。文革结束后头三年，他仍然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还一再强调战争因素在增长。这当然影响内外决策。所以那几年，对内并未放松备战，如大小三线的建设；对外，还提高了“反修”的宣传，直到组织人员编写《社会帝国主义论》；也更加强调“苏修”是战争的主要根源和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因而要进一步加强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这集中地表现在胡乔木受命起草、1977年11月1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特长文章中(但在1982年为胡耀邦起草十二大报告时，乔木又对李慎之等人说，那篇文章是胡说八道)。
此后的五六年里，邓小平的看法逐渐转变为战争有可能推迟，至于推迟的年数，从起初的三五年到不久后的十年，再到争取二十年或更长时间。这在他带头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就显露出对国际形势估计和国内建设发生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从他的许多谈话中都可看出他内心由此引起的焦虑。例如他一再讲要争取十年、二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和平，使我国经济有个大发展；另一方面又老讲战争不可避免。这正如他后来说的，建设得好好的，一打仗就又完了。
从邓小平亲自修改审定过的《文选》看，他对战争看法的改变始于1984年10月10日同德国总理的谈话。其中提到，“1974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完全改变，可能是1984年11月1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对这一判断的正式宣示，则是1985年6月4日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主要谈的就是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有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是改变了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此后，经过党的十三大，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主题或时代特征就完全定下来了，至今30多年再无变动，大约今后相当长时期都不会再变了。
邓小平和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时代判断和对外战略的改变，当然是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一客观需要的推动和实践检验的结果，也是对国内外舆论和我们自己有关机构科研成果的审视与接受(例如，1980年李一氓就提出和平可以维护，三个世界的理论站不住，应当承认苏东各国为社会主义并和外国兄弟党恢复关系；宦乡也提出应和美国拉开距离、对苏调整关系的研究报告)，更不排除对领导成员中不同意见的考虑和采纳。这里要特别一谈的首先就是胡耀邦的思路和提法。
(二)在中央领导集体中最早提出战争与和平的新见解和新判断
胡耀邦早就不同意当时流行的所谓“两霸相争必有一战，战争危险主要来自苏联”的说法。他也明确反对把苏联进攻我国看成发生战争的主要危险。1979年7月17日，他在我国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说：“过去我们说苏联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我们那个时候研究得不成熟，提出的理由不充分。这个说法必须重新考虑。我们必须把苏联统治集团奉行的政策同它的社会制度区别开来。不然我们在外交政策方面和理论方面就站不住脚。”“苏联统治集团反华，二十年来亡我之心不死，但不等于他要搞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