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中国青年》/
时间：2021-06-17 12:06:5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0多年了，若要写纪念文章，确实不敢，我在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属年轻小辈，难有机会得到耀邦耳提面命，没有什么资格来写纪念他的文字。如果只是谈谈我个人的认识和感情，那得从我到中国青年社工作的特殊感受谈起……
一
我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学生，却总想搞文学当记者。1965年毕业分配没有最理想的报刊单位，团中央只有1个名额，我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团干部，还总因为“专业思想不端正”挨批评，哪敢填写?!没想到，最后分配通知书上赫然写着“团中央”三个字，还加了个醒目括号(中国青年社)!天啦，真像是在做梦!一个贫农的孩子，能到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在团中央青年社工作，那是多么大的幸运和荣耀啊!我是怀着感恩和憧憬走进正义路团中央大楼中国青年社的。初到编辑部，多学多看，经常听到大家提到“耀邦同志”。当时耀邦已调任陕西，无缘相见。
第一次见到耀邦，是1965年的深秋，在团中央礼堂听耀邦作“反修”、“防修”的形势报告，看他矮小个子，没有什么特别的。只见他没讲几句就开始激动，时而离开讲台，在舞台上不停走动，高亢的声音配上强有力的手势，简直像个交响乐团指挥。坐我身边的老同志说，耀邦作报告就是这样，从不要讲稿，激情生动，几句话就能把大家鼓动起来。我有幸目睹耀邦作报告的独特风采，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都不称胡书记?我们这些新来的小年轻见到了，也能称呼‘耀邦同志’吗?”老同志告诉我，耀邦从到团中央第一天开始，就立下一条规矩：不准称呼官衔，见面一律叫同志。这是多么崇高的称呼。所以在团中央系统和青年社，无论是什么干部，都不称职务，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挨批斗时，大家还是习惯地称他“耀邦”、“耀邦同志”。
正当我开始独立采访、迈出记者生涯第一步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13日，“黑色星期六”晚上，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10万人群众大会上，突然宣布团中央书记处改组，我们都惊呆了!我像掉了魂似的，从体育场回社里只要过一条马路，却显得特别沉重而漫长。8月16日，《中国青年》第16期按时出版，之后就正式停刊告别读者。没有惊诧，只有惶惑，这是最后的绝唱还是噩梦的开始?!
我们越来越疑惑不解。我们大学毕业前参加过农村“四清”，知道运动的重点就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是指党内严重“四不清”、贪污腐败变质的领导干部，以为“文化大革命”是场反腐败的大革命；可怎么变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把耀邦和许多令人敬佩的老革命，以至连我们小小杂志社领导，没有任何“四不清”问题，都当成“走资派”批斗呢?
我们心里很矛盾纠结，刚参加工作最怕犯“反党”错误，在北京又无亲无靠，只有老同学经常聚一起互相提醒：运动太复杂，我们犯不起错误出不得事，既要表现积极，又不能冲动盲从，都要谨慎些悠着点!青年社新址同团中央机关很远，各搞各的运动，有时集体开车才去机关参加全系统批斗耀邦和书记处书记们的大会。我注意到，除少数人闹得很凶外，大多数干部对耀邦和书记们是有感情的，喊口号也是言不由衷，有人还把舞台上的地毯卷到台前，让耀邦他们跪在地毯上。真正凶狠的，是社会上的“红卫兵”“造反派”，尤其是戚本禹蹲点的那个厂的造反派，把“三胡二王”揪到长辛店，打得最为凶残，我们听说后也很气忿和同情，这说明耀邦他们在团中央系统是很有人缘的。
我们这些新来的年轻人，跟所有“走资派”没仇没冤，没有什么可“揭发”的，又没有批斗的心气和口才，便把主要精力放在翻阅刊物文章上，听听老编辑讲述当时背景和内情。这才惊奇地发现，十多年来，《中国青年》每一期都与耀邦相关，那不是一条“修正主义办刊路线”，而是倾注耀邦心血的“毛主席革命办刊路线”，从而更深层地认识了耀邦……
二
耀邦从十四五岁当“红小鬼”，当儿童团长时就做宣传工作，可以说一生“情有独钟”。1952年8月，他任团中央书记后，就订了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星期天，他都要把《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出版社等有关负责人、编委叫到家里来研究报刊宣传，还有烟茶瓜子招待，谈晚了还管饭。他常讲，办好报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讲真话，不要讲假话”，首先要“吃透两头”，吃透“上头”，就是中央精神和政策要吃透；吃透“下头”，就是要吃透下面团员青年的实际情况，不光是要了解“个别现象”，还要注意“抓时代思潮”。他强调每期要着重抓好两个重头，一个是好的言论，一个是好的典型。他说，“你们每一期都要有骨干性的文章”，“多样性与有分量相结合：杂志要有骨，也要有肉。”“我叫你们来，就是和你们一起搭骨头架子。肉嘛，你们自去找。”他激情生动而又幽默的谈话，经常进发出思想火花，让大家获得灵感。
耀邦多次来杂志社，对杂志社的同志关爱有加。1956年他在全社会上讲：“《中国青年》是青年人的刊物，应有的特点和特殊使命，就是勇于面向真理”，作为“充满着思想性和战斗性的刊物。那么它应该有思想的权威。这就是我们杂志的个性”。“要同生活联系、实际联系，耳听四方，眼观八面，不要同生活自然隔绝。”还告诫我们，思想教育、言论文章切忌板起脸训人、干巴巴说教，“文学的形象化的东西，这也是马列主义的东西。马列主义重视形象化的东西，重视文学，重视文风。这方面的宣传不仅可以深化人的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思想感情，而且可以增加人们的乐观主义情绪与共产主义美感。”多么精彩!
耀邦教导我们，刊物要成为青年们的“良师益友”，不仅是要教育青年，还要为青年说话，维护青年们的切身权益。1956年3月的一天下午，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罗元铮副博士到编辑部反映，他们团支部带领团员青年积极响应党中央“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争当科学家”，但所里主要领导却说团支部“犯了路线错误”，给团员青年扣上“白专道路”、“个人主义思想”；他们提出不同意见又被扣上“向党进攻”的帽子，向上级领导部门反映，又说成是“故意在外面挑拨，破坏党的威信”，有“个人不纯动机”，责令检查，还要“发动群众斗争”。编辑部派记者去所里采访，深入调查，发现问题确实严重。当时，要公开揭露批评一个单位党的领导，是很有阻力和风险的。编辑部得到耀邦的赞同和支持后，在7月第13期上发表了本刊记者写的《为什么打击青年向科学进军的积极性?》并配发了《要积极诱导青年前进》的评论文章，在中科院及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中科院领导非常重视，立即妥善处理，积极支持和保护青年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最让这些年轻人感到欣慰和庆幸的是，在不久后的“反右派”运动中，他们都得以幸免。现在他们都成为了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有关方面的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