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视域下农村高额彩礼的综合治理
时间：2021-06-16 12:01:2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婚嫁彩礼现象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然而，当下彩礼尤其是农村地区高额彩礼早已突破了“礼”的范畴，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当前农村社会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会治理理论为政府介入高额彩礼的治理提供了合法性支撑和方法论指导，基层政府应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教育等手段并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和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村地区高额彩礼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关 键 词：社会治理;农村高额彩礼;基层政府;社会组织;综合治理
中图分类号：D9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8）07-0076-08
近年来，有关婚嫁高额彩礼的消息时常出现在各类媒体上。2017年2月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1+1》播出《“天价彩礼”，政府怎么管》专题节目，再次聚焦高额彩礼现象，随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及新华网等主流媒体纷纷发声，使婚嫁高额彩礼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裴春亮认为，数额不断上升的彩礼日益加重贫困家庭的负担，提议应采取法治、教育等方式进行综合治理。在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时代背景下，面对这一被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基层政府是否作为，如何作为，即成为讨论的焦点。
一、高额彩礼的成因及负面影响
（一）由“礼”到“物”——彩礼本质的嬗变
“礼”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规范和典章制度，在社会关系调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初步缔约婚姻关系时男方向女方赠送聘金、聘礼（俗称彩礼）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有着深刻的文化和社会根源。彩礼的原形可以追溯到“伏羲氏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的习俗，随后西周时期的《仪礼》确定了“六礼”的婚姻制度并为历代所沿用，其中的“纳征”即彩礼是最重要的环节，标志着婚约生效。封建社会彩礼的形式多种多样，但一般集中在高价且实用的物品或者货币上，婚俗中彩礼的核心是“礼”而非“物”，彩礼的主要功能是表达意义，彩礼的种类和数量代表着礼仪、门庭和社会地位。
上个世纪50-80年代，我国婚嫁彩礼以实物尤其是家庭用品为主，其中不乏高端的家用电器，既重视“礼”也能体现实用性。而近年来彩礼的性质悄然发生了改变，“礼”的功能逐渐淡化，“物”的价值日益凸显，借“礼”索“物”大行其道，货币成为最主要的彩礼形式，婚姻的本质也因此发生异化，婚姻的缔结演变成了金钱交易。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彩礼数额持续增多，远远超出大部分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因婚致贫成为普遍现象，由高额彩礼引发的案件比比皆是。
（二）高额彩礼形成的现实原因
高额彩礼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在封建社会的特定阶段尤其是两宋时期，婚嫁彩礼惟财是重，攀比成风，而当下高额彩礼的形成则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价值观和区域文化等多重影响。
高额彩礼多出现于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因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单一，新家庭的组建需要基本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这为索取高额彩礼提供了看似合理的依据。随着老龄人口日渐增多，农村养老问题日益突出，而农村社会保障措施尚处于逐步完善阶段，部分老人的养老问题也需要借高额彩礼加以解决。同时，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也是造成高额彩礼的重要原因。另外，高额彩礼与攀比、炫富心理及“面子文化”等陋习密切相关。彩礼在地区上表现出量的不平衡性，而在一定区域内相对稳定，礼金标准是约定俗成的，破例会被视为异类，其成本要远大于彩礼本身，即使不堪重负也要严格遵守。
（三）高额彩礼产生的负面影响
高额彩礼导致的结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造成了性别比例的失衡。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大陆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3359万人，农村地区的男性适婚人口明显过剩，使其不得不支付巨额的结婚成本。二是带来“婚姻偿付”观念的盛行。男方支付的彩礼被看作是对娘家养育女儿代价的补偿，代表的是对新娘从事家务劳动和繁衍后代权利的转移，新娘通过彩礼实践而被交换。[1]高额彩礼除了扭曲婚姻关系之外还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因婚致贫就是最為直接的反应。从基本小康到全面小康，农村地区是重点也是难点，农村生产力发展长期滞后，支付高额彩礼使很多农户大量举债。除了高额彩礼之外，婚房过度修建和婚礼奢侈品消费也使农户对再生产和新技术设备的投入不足，严重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2017年1月发生在河南汤阴县的新婚夜杀妻案给当事人家人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痛，而近年来类似的悲剧还在接连发生，可以说，高额彩礼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迫于压力，很多家庭采取非法手段筹措彩礼甚至走上犯罪道路。有些家庭即便开始了婚姻生活，但由高额彩礼带来的矛盾纠纷或因高额彩礼引发的离婚诉讼也屡见不鲜，而那些因支付不起高额彩礼而单身的大龄男青年已逐渐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随着农村婚姻市场“行情”见长，婚介和专职媒人借机哄抬市价，买卖、包办婚姻大有抬头之势。另外，高额彩礼助长了拜金、攀比和奢侈浪费之风，导致乡村民风恶化，制约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开展。
二、基层政府介入高额彩礼治理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社会治理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同时也需要社会主体积极有效的参与。针对农村高额彩礼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基层政府是否应承担治理责任，目前学界仍存在争议。
（一）公域与私域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