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民政改革“春天里”
时间：2021-06-13 16:02:1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深圳民政局的先行先试，让人看到观念先行和制度创新的力量，而这正是深圳过去30年经济改革的珍贵经验。民政局的改革实践也证明了只要有序放开、合理监管，社会组织不仅不会给政府“添舌”，还能成为政府下一步改革的“助力”。
2010年12月3日，李连杰创办的壹基金成功落户深圳，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主动抛出橄榄枝的深圳民政局，也受到大众围观。
壹基金在深圳民政局注册，打破了两道藩篱：公募基金会由民间发起成立、不设业务主管单位。这两项正属于民政部授权深圳民政局“先行先试”的试点内容。改革的契机和深圳民政局的勇气，共同成全了这桩美谈。
“壹基金遇到的问题，不是李连杰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壹基金一个机构的问题，而是公益慈善事业的制度环境问题。当明白这一点，就知道怎么做了。”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说。
2010年，深圳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荣获第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民政局属下的“民间组织管理局”获得本刊“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的年度组织奖，本刊颁奖词指出：“开放登记注册门槛，释放社会空间，是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多年来创新努力的方向，也是在全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中在制度改革上迈步最大的实践。”
创新非偶然之举
深圳的创新之举并非偶然，相关改革从2004年即已启动。
2004年，推动行业协会和商会与政府部门全面脱钩；2006年，实行行业协会和商会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2008年，将‘直接登记”的体制扩展到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和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
“1994年开始的行业协会和商会与政府部门脱钩为改革奠定了基础，”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说，“深圳在2004年就做了广东其他地方2006、2007年才做的事。”
回顾近几年改革历程，马宏总结了三个经验：选择较容易取得共识、见效较快的行业协会改革作为突破口，体现了改革策略和智慧；市委市政府与民政部合作，共同推进改革；采取“半步走”策略。“方向对了，最终改到核心和瓶颈——登记管理制度改革。”
2009年7月28日，民政部和深圳市政府签署《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鼓励深圳先行先试。这也成为国务院批复《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后，深圳市与国家部委正式签订的首个“部市”合作协议。
“这是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而非与民政局签订的协议，意味着将民政改革放在全市宏观的层面加以推进，成为市政府的意志。”刘润华说。
《协议》要求深圳市探索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改革，并授权开展基金会、跨省区行业协会、商会登记管理试点。
深圳市的民政改革获得空前的政策空间。据统计，2010年深圳登记的99家市级社会组织中，有48家是直接登记，直接登记率达到48.5％。从2004年至2010年，深圳的社会组织从1966家增长到4110家，每万人拥有4.6个社会组织，远高于全国每万人2.7个的平均水平。
“改革是互动的，民政局的探索希望得到承认，深圳市、国家也需要这样的试点。互动本身就是改革路径。”深圳市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说，“深圳目前不仅在民政领域，在教育、金融、保险等领域都有这样的部市互动试点。”
变“管制”为“扶持”
“社会组织发展难，既有登记管理体制的障碍，又有约定俗成、根深蒂固的观念障碍。”刘润华说。
“发展社会组织，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样发展得更好的问题。”马宏说，“全面探索不是全部放开，而是有序推进。要在发展中规范，以规范促发展。”
“松绑”，意味着管理者的观念嬗变，如果说这是改革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最珍贵的第一步，那么变“管制”为“扶持”，则意味着改革者的主动作为，是难能可贵的第二步。
2005年，民政局就开始探索改变“福彩金”投向社区的传统用途，将之用于资助社会组织；2008年，成立“福彩金种子基金”，用于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至2010年底，仅民管局就资助75个公益项目，金额达到3500万元。
深圳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就是民政局“购买”来的。作为“深圳市社会组织孵化试验基地”项目的实施方，“恩派”承担着特殊的职能：培育社会组织，帮助它们达到注册标准。
2010年第一批入壳“恩派”的6家社会组织经过10个月的孵化，已于2011年初成功“出壳”，其中3家人壳前已获注册，两家出壳后成功注册。
癌友康复互助会是这轮改革中的幸运儿，在打游击般地运动了20年后，终于在2009年9月获得注册，“在业务主管单位一栏。写的是‘深圳市各相关部门’。”互助会的创始人、癌症患者罗淑云说。互助会还得到民政局47.2万元的“福彩金种子基金”的资助，并且第一批进入孵化基地。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互助会的会员从不固定的几个人发展到了172人，建立了25个公园活动站。
“恩派相当于提供一个平台，融合了很多政府和企业资源。”成功出壳的组织之一、深圳市橄榄树残友互助中心的屈明珠说。除了尚未注册的“绿色珠江”，其他5家都从“福彩金种子基金”中获得30万～50万不等的资金支持。
“虽然只孵化几个，但作用不限于那几个，马宏说。据报道，深圳市已启动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占地1万多平方米。
深圳市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与政府“大部制”改革遥相呼应。深圳市在2009年进行“大部制”改革后，首批核定削减出来的工作事项，80％转移给社会组织承担。
2008年9月，深圳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市社会组织的意见》明确提出，只要有社会组织能够有效提供的公共服务，原则上不再设立新的事业单位，不再增加新的事业编制，以此“倒逼”政府各部门向社会购买服务。
据统计，2009年深圳市、区两级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经费达到7000多万元，2010年为1亿。据刘润华透露，到2015年，市、区两级政府每年投入社区公共服务领域的资金将达到7.5亿元。
“我国公共服务主要靠事业单位提供，这种服务方式绩效欠佳，应该发挥社会组织和企业的作用，使之成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刘润华说。政府购买服务的概念源于香港，2010年香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达到80多亿港元。
“市场化改革把部分政府无法或不应该承担的事务交给了市场，社会改革也要把部分事务交给社会。这看起来是社会改革，实质也是政府改革。”郭万达说。
从社区改起
“部市协议”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探索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深圳市盐田区早于2005年就开始探索“一会两站”的社区治理模式：剥离居委会的行政职务，移交给社区工作站，居委会下设服务站，形成居委会为“头”、社区工作站为“腿”、服务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