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召开前社会主义思潮与激进政党创建的历史考察（1911—1921年）
时间：2021-06-01 12:02:0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本文侧重考察1911至1921年主要在中国境内产生的标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激进政党。在梳理相关历史信息的基础上，对中共一大召开前十年间社会主义思潮与激进政党创建的历史进行分期解析，进而对上海成为党的诞生地的便利条件进行新的阐释。
[关键词]社会主义思潮；社会党；共产党；创建
[中图分类号] K258；K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10-0021-05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开幕，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这是历史的大事变，也是历史大势所趋的结果。放眼中共一大召开前的十年间，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两度掀起传播的高潮，其间产生的标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具有原发性的政治团体，至少有19个之多。对此进行专题考察，会对当时政治形势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历史逻辑也更能加深理解。
一、辛亥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潮汹涌澎湃，相关政党脱颖而出
从清末到民初，特别是经历辛亥革命、民国肇建的政治催化，各类政党在中国如雨后春笋，势不可遏。其主张各有所倡、吹万不同，但以宣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含无政府主义）的最为激进，相关激进政党跟进建立，上海在此第一波浪潮中即拔得头筹。
事实上，早在1908年3月10日《申报》刊载的《论中国之政党》一文，就宣称“我谓今日最有政党资格者，惟海外之共产党，但其言多惊世骇俗之言，为今之政党所不肯道”[1]云云，先声夺人。有敢说的就有敢做的，1911年11月5日，江亢虎在上海创建了中国社会党，这是中国第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党，党纲有“土地公有”“资产公有”的主张。尽管江亢虎并不赞成暴力革命、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性质、消灭阶级，但他的主张在当时仍被视为洪水猛兽。因作相关专题演讲，他被浙江当局驱逐。而上海租界区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得多，这也是江亢虎先在上海张园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继而在上海光复后改组成立中国社会党的缘故。[2]
民国肇建，民主喧腾，党禁开放，民智开化，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掀起了又一波高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时现时隐。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积极认同社会主义主张，在其间也发挥了特殊的助推作用。1912年3月，上海《民权报》刊登“中国共产党”广告招募党员。同年4月28日，《盛京时报》（奉天）刊发“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3]但均无下文，估计两党在筹建中无疾而终。在民国初年，影响最著且最有势力的还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江亢虎曾致信进而当面游说袁世凯，最终倾向于国家社会主义。[4]对此，沙淦等人提出质疑。沙淦推崇“急激”的社会主义，直指国家社会主义就是专制，为此他另组“社会党”（“新社会党”）[5]，明确该党的交通机关设在上海[6]，应是该党的成立地，直到1913年8月社会党首领沙淦被捕杀为止。
社会党在民初的发展，还促成了社会主义与佛教的杂糅。曾参加社会党的僧徒太虚受孙中山的鼓励，于1912年在南京创立中国佛教协进会[7]，将社会党主张融入其中，倡导佛教社会主义。因此，该团体亦被视为宣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团体之一[8]，一直活动到“二次革命”失败。此外，同年成立于南京的仁党，在主张博爱、人道、和平之外，也倡导实行大同主义。[9]
社会主义思潮形形色色、包罗万象，其中以无政府主义最为激进，颇能满足一些具有大同思想情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遐想。在广州创建中国内地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刘师复，1914年7月在上海发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并发布《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10]翌月面世的《无政府共产党目的与手段》，同样出自刘师复之手。[11]民国初年上海涌现的倡行社会主义的政党，还有工商共进社、中华民国平民党等。大体可与上海相媲美的是广州，在那里成立了广东进步党、惠民学会和新学会。[12]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十月革命后发生新动向
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展露出实现的希望。受此影响，共产主义运动磅礴于世界，同时激发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迎来第二波高潮，并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其间发生的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成为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通过比较、反复、探索，走俄国人的路，渐成中国进步分子的共识，为此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潮中开始崭露头角，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势在必行。同时，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政党为谋求共产国际的支持，伪冒“共产党”的倾向也愈发明显。
在这一历史时期，无政府主义者对十月革命胜利在中国的传播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而并不标明“无政府”字样，且又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各地早期党组织序列之外的“社会党”“共产党”，无疑更具历史谜团性。1920年2月，山东的“中国社会党”在上海登报呼吁欧美及苏俄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给予同情和援助。[13]这与江亢虎在辛亥年间创建的中国社会党并无关联，五四运动前夕江亢虎在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4]，他归国后并没有立即着手中国社会党的重建，而是凭其最早创建中国社会党的资历，游历苏俄。1921年7月，他出现在共产国际“三大”的会场。
在共产国际“三大”前夕，与江亢虎一起被俞秀松等中國共产党、青年团成员揭发的，还有自称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同党”代表姚作宾。据说这一“中国共产党”系1920年初由“大同党”改组而成。而黄介民的回忆显示，大同党的前身是1916年7月8日成立于日本的新亚同盟党，翌年12月28日该党本部由日本迁至上海，“永定上海为本部”；“民国九年正月三十日”，在上海宝康里某号改组为大同党。[15]黄介民那时期主要活跃于上海，他以中华工业协会的名义在上海成功地发起了劳动纪念大会，陈独秀亦参与其中。其推行所谓“大同计划”，又受“广义派由日京被迫到沪”的“博达博夫”的激励。“博达博夫”应该就是苏俄早期派遣来华人员波波夫，当时决定由博达博夫先将大同党历史“郑重电知列宁政府”，该党另一负责人姚作宾等积极筹划分途入俄。后姚以代表全国学生会名义赴俄，行至海参崴受阻，仍返回上海。有趣的是，黄介民作于1920年底的回忆录《三十七年游戏梦》有意以三角符号代表“新亚同盟党”“大同党”，并不见“中国共产党”之称。[16]所谓大同党1920年初改组为“中国共产党”，并不可信。“中国共产党”之名很可能是姚作宾为参加共产国际“三大”所临机编造，为的是争取苏俄的支持。不过，当时社会主义者（包括中日两国）不乏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比附共产主义的，“大同”某种程度上就等同于“共产主义”，这一变通做法不能视为完全的作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