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机密

时间：2021-05-28 12:00:37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1934年4月底，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进入中央苏区腹地，形势日趋恶化，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打破敌军“围剿”已十分困难。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开始讨论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
　　最早提出战略转移动议的是李德。据伍修权回忆：“眼看苏区一天天缩小，敌人一步步逼近，形势越来越坏。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李德也回忆说，突围准备工作从1934年5月开始，以后一直是按计划进行的。
　　但是，真正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会议上提出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问题是在广昌战役之后。
　　广昌战役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5月召开会议，就广昌战役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影响进行讨论。会上，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也是议题之一。从1934年6月2日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远东局书记埃韦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主席团委员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问题讨论的结果。埃韦特在这个报告中，一是附上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苏区的防御计划，再就是将中共中央最近的一份电报报告共产国际，并说，“在这份电报的结尾，他们征询您（指皮亚特尼茨基——引者注）的建议和决定”。中共中央征询共产国际建议和决定的主要内容是：“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对于中共中央为第五次反“围剿”最坏情况做出的计划安排，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有不同看法，意见并不一致。远东局的埃韦特在1934年6月2日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认为，中央苏区形势危险，“军事形势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其他问题，在最近几个月大大尖锐化了，没有希望在最近争取到有利于我们的根本变化”。他判断：“秋天敌人会全力从四面猛攻我们已经大大缩小了的中央苏区，放弃以前的缓慢推进，挖通道和修碉堡的战术。换句话说，将开始进行集中而迅速的打击。”他认为，在“敌军的大量集中和不断地挖通道和防御工事（如果敌人在同我们的斗争中将继续取得成绩的话）”的情况下，红军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的方案是不可取的，因为“把我们的基本力量分成小的游击小组，可以在许多据点、许多地方长时间给敌人制造麻烦，但仅仅这样做决不能保证有效地保卫中央苏区”。埃韦特根据1932年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到四川的经验教训，主张把中共中央提出的两种方案结合起来，即一方面在“实行保卫的各种可能性都用尽之后”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另一方面除了游击兵团，红军主力的一部分，应该留下来坚持游击战。
　　但远东局委员赖安则不同意埃韦特的意见。赖安从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经验教训的角度出发，认为“造成中央苏区目前极其不能令人满意的军事形势和江西、福建地区暂时遭到重大挫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党在非苏维埃地区，特别是在主要工业中心城市和工业领域，首先是由于群众工作做得很不够而没有能力在最近一个时期发动强大的群众性运动，来积极支持和保卫中央苏区，并给予国民党帝国主义的第六次‘讨伐’行动以毁灭性的打击”。赖安批评包括埃韦特在内的远东局一些成员，“坚持这样一种看法：‘占有优势的、总数近50万的南京军队，在北面、东北面和东面战场与中央苏区对峙，他们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和积极支持’，与参与包围战役和进攻行动的粤军和湘军等一起，在目前的情况下，预先决定了中央红军主力‘迟早’将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这些同志，特别是从去年12月起，一方面阐发了关于本阶段在中央苏区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决战的失败主义‘理论’，而另一方面与此相联系，仍在考虑红军能否‘坚持’到春季或夏季，而现在是到秋季的问题”。赖安指责这种观点是“机会主义”。
　　在收到远东局报告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经研究于6月16日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名义给埃韦特和中共中央发来指示电。
　　共产国际在电报中指出：“动员新的补充人员的过程证明，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需要在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十三次全会决议和中共五中全会决议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做解释工作，说明斗争的前景和目前的困难，以及红军采取灵活策略的必要性，其目的首先是要保存有生力量和为其发展和加强创造新的条件，以便在有利时机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展开广泛的进攻。”从共产国际6月16日指示电的全文看，共产国际这时并不认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而是认为如果采取新的战略方针，竭尽全力，仍有打破“围剿”的可能性。
　　但是，形势越来越向着不利于红军的方向发展，中央苏区的面积日益缩小，中央红军的生存日益困难，实行战略转移已经成为避免彻底失败的唯一选择。
　　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关于中央红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的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的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博古在电报中还期待共产国际“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
　　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共产国际仍然犹豫不决，迟迟不予答复。直到9月30日，即中共中央要求复电的最后时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才给中共中央复电：“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至此，共产国际才明确同意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为了筹划战略转移等重大事项，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政治上以博古为主，军事上以李德为主，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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