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的行为类型
时间：2021-05-17 12:06:0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近年来，部分民众因各种社会关系纠纷、维权途径不畅等原因，意图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的手段主张自身权益，从而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对相关罪名的构成要件之理解存在争议，学界对此亦是众说纷纭。本文将在总结与评析学界观点的基础上，从多个方面对本罪的行为类型予以合理界定。
关键词：聚众；行为类型；犯罪客体；谦抑性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14-0094-02
作者简介：宋行健（1995-），男，汉族，湖南衡阳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
一、本罪的基本问题
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是在我国1979年刑法中确立的罪名。而1997年刑法在修订本罪的过程中，删去了“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种类，将本罪构成要件规定为“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
那么在实践中，应当如何判断行为是否构成本罪呢？这涉及到对本罪行为类型的理解，学界对此存在两种观点。持“两类型说”者认为，本罪的表现形式如下：第一，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且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第二，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且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而持“三类型说”者认为，“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应当是自成一体的单独行为类型，并不需要与前两种聚众行为相结合才能构成本罪。
二、学界观点的争议
（一）两类型说
持“两类型说”的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首先，从犯罪论体系的角度来看，本罪由罪体、罪责（故意的心理状态）、罪量（情节严重）三方面构成①。本罪客体作为罪体的一部分，其内容为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因此其行为类型只有两种。
其次，从罪状内部的关联性来看②，一方面，本罪罪状中的“聚众”、“抗拒、阻碍”两种行为在逻辑上具有关联性，应当同时具备；另一方面，“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所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③，既包括治安民警，又包括交通民警、其他依法执行治安管理职务的工作人员，而“执行职务”指的是对罪名当中特定秩序的管理与维护。
最后，从不同罪名、部门法之间的界限来看④，“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在性质上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对于阻碍其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如果采用了暴力、威胁方法予以阻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都可以直接按照妨害公务罪予以处罚。虽阻碍执行职务，但以上两者都不符合的，则可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之规定，作非罪处理。
（二）三类型说
持“三类型说”的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证。首先，从罪数理论、处罚范围之界限来看⑤，本罪罪状中独立的第三种行为类型，具备以下三个特征：第一，背景特征，即本罪罪状所涉及的场所秩序已经被扰乱；第二，行为特征，即实施了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人员维护前述区域秩序的行为；第三，手段特征，这里有别于妨碍公务罪，不以暴力、胁迫手段为要件。实施该行为同时触犯妨碍公务罪的，符合想象竞合犯的适用条件，应当从一重罪处断。反之，如果将第三种行为类型视为对前两种“聚众”行为构成犯罪的进一步要求，则不但缩小了处罚范围，而且不符合客观事实，因为维护交通秩序的并不一定是治安管理人员。
其次，从刑法解释的角度来看，第三种行为类型应解释为具有聚众特征⑥。这是因为，本罪罪名包含两个特征：其一，聚众实施了扰乱秩序的行为，其二，发生在特定场所。因此，第三种行为类型应当理解为“聚众抗拒、阻碍”，方能与本罪罪名相一致。
三、学界观点评述
从论证方式来看，“两类型说”主要是从法条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及本罪的客体出发，而“三类型说”主要是从处罚范围是否不当限缩、“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应当如何理解出发。两者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三类型说”在两方面存在不足。
一方面，本罪作为聚众犯罪当中的一种，仅以首要分子为处罚对象。如果将本罪罪状理解为三种相互独立的行为类型，当行为人并非聚众实施，而是单独实施第三种类型时，会导致背离本罪的“聚众”特征以及处罚意旨，而那种认为第三种情形亦要体现聚众特征的观点，显然是脱离条文本身的不合理解释；另一方面，“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不宜限制解释为“治安管理人员”，而应当以其所执行的工作内容作为界定标准，这一概念应当既包括治安民警，又包括交通民警、其他依法执行治安管理职务的工作人员。
在与本罪有关的判例中，案件起因主要集中在民众对行政机关新推行的政策不满、医患纠纷、村民与集体组织纠纷、遭受集资诈骗后维权途径不畅等⑦，且行为人在聚众扰乱秩序后，都实施了抗拒、阻碍的后续行为。在辩护人的辩护观点中，主要从行为人并非首要分子、并未聚众实施、行为不符合情节严重条件等方面主张出罪事由。由此可见，“两类型说”较为得到司法实务支持。
四、采两类型说的合理性
（一）从立法历程角度
198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刑法修改小组在《关于刑法分则修改的若干问题》中曾对本罪提出了修改建议⑧：“建议删去‘聚众’、‘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词句，即同意第二稿对罪状的表述。刑期分两个档次，一般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改后，罪名为‘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
这一立法文献，透露出了以下几个重要信息：第一，79刑法在修改过程中，曾一度出现了删除“抗拒、阻碍”这一罪状组成部分的建议，并意图将本罪的处罚对象扩大到一般参加者；第二，在刑法修正草案第二稿中，“抗拒、阻碍”这一罪状组成部分如果被删改，本罪在定性上仍然具有完整性；第三，最终的97刑法并未采纳上述修改建议，而是保留了本罪的聚众特征与“抗拒、阻碍”的罪状内容。以上三者，均体现了立法者对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入罪的慎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