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化视角中高职学生违法犯罪成因探析
时间：2021-05-08 12:00:5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从亚文化理论看，高职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高职学生的地位挫折和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不良亚文化造成的。高职院校只有通过积极探索高职教育教学改革措施，坚持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关爱贫困生和双差生，大力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才能预防高职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 亚文化；高职学生；违法犯罪
[中图分类号] C913.5[文献标识码] A
犯罪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存在于社会各群体之中，大学生也不例外。自1999年起，我国高校连续扩大招生规模，高考录取率从36％提高到59%，目前，我国高校在校生已达2000万人，与此同时，大学生违法犯罪人数也呈逐年上升之势。近几年在大学生违法犯罪案件中又以职业院校大学生违法犯罪者居多，并呈现出低龄化、智能化、团伙化、犯罪类型集中、突发性强等特征。导致高职大学生违法犯罪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亚文化的影响是其中一个易被人们忽视的深层次的原因。在此，笔者试图以犯罪学中的亚文化理论为视角，分析和探讨当代大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
亚文化（Subculture）一词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犯罪学家艾伯特·科恩在1955年出版的《少年犯罪人：帮伙亚文化》一书中使用，之后得到理查德·克罗沃德和劳埃德·奥林等人的进一步论证。它通常是指在一个社会的某些群体中存在的不同于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Subculture一词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1）在一个社会的某些群体中存在的不同于主流文化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这是Subculture一词的本来含义；（2）由奉行这些不同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这是Subculture一词的派生含义。[1]
亚文化理论认为：在社会的较低阶层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亚文化群。由于亚文化群的成员没有社会、经济地位，因而不能实现其较高的目标，这类持有相同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而又处境相同的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便纠集在一起，以相互支持、相互依赖，来帮助群体成员实现各自的需要。在亚文化群中，往往存在大量与社会主体文化相冲突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在他们那里，违法犯罪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手段是不受指责反而受到鼓励的。[2]亚文化理论不仅清楚地阐明了产生和维持犯罪亚文化的原因是社会力量而不是个人特质，而且系统阐述了帮伙—犯罪亚文化—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分析当今高职大学生犯罪行为提供了良好的视角，从而有助于我们揭示高职大学生违反犯罪的原因，并研究其对策。
一、“地位挫折”与高职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
在亚文化理论中，科恩用“地位挫折”与“反向作用”两个概念解释少年越轨亚文化的形成和少年犯罪。[3]科恩认为：下层社会的青少年渴望达到中上层社会的生活目标，但是由于自身种种条件的限制，使得他们在学校或社会竞争中经常遭到失败或挫折，但是又无法忍受或妥善处理这些挫折，这样他们逐渐形成了不同于普通社会的价值观念即亚文化，以此来克服社会适应中的失败与挫折，并认为他们不属于正常的社会，于是，这些青少年自动结合起来，形成亚文化群，共同用反社会的行为来应付社会适应中产生的问题，这样的亚文化群常常被称为帮伙。
从心理学角度观察，犯罪亚文化是罪犯的欲求、心态和本性的自然、真实流露，给罪犯的欲求、情感以寄托和补偿的对象与可能。[4]我们知道，高职院校的双差生多，这是因为高职生主要来源于中考和高考没有考好的学生，在以分数和学习状况来衡量学生好坏的中学阶段里，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往往可以得到学校和老师的照顾和重视，而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则很难得到认可，而且一旦出错，更容易受到老师的批评、甚至刁难，同时因为学习不好，他们也常常被取笑和歧视。于是，这些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自以为学业失败、前途无望，于是自暴自弃，破罐破摔，厌学、逃学，在中学阶段即成为所谓的“问题学生”。这些“问题学生”通过不同途径（或高考正式录取或者交钱降分录取的三年制大专学生及初中毕业仅凭初中毕业证直接进入高职院校的五年制高职生）进入高职院校后，由于基础太差，又成为高职院校的双差生。由于老师的主要精力一般放在优等生身上，对双差生显然关心不够，使得这些学生被冷落的感觉更为强烈。在经历欲求实现的挫折与失败之后，这些双差生往往会有一种“同病相怜”的境遇和心理，为了获得一种代偿性的成功和安慰，他们往往以退缩、冷淡、超现实的想象等方式应付挫折，他们中的一些个体便会聚合为小的伙伴群体。这种群体规模小，包含着面对面的伙伴关系，允许其成员展示其全部的感情和真实的自我，自由地进行娱乐和消遣活动，发泄自己的情绪和生理能量。小群体摆脱了社会中那些权威的约束，作为“避难所”为其成员提供安慰、支持和承认。笔者曾对某高职学院电子信息系2006年所招的140名五年制高职生进行调查时发现：这140名学生里在进校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形成了三个小群体。在亚文化群体中，亚文化中的一些负面成分恶性膨胀，“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5]并蜕变为一种特殊的反文化——越轨亚文化。
这种越轨亚文化对置身于其中的一些高职学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社会化过程都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形成一种群体化的犯罪人格。这种犯罪人格表现为：信仰迷失、道德低下、行为乖张、易与社会发生冲突；消极颓废、刻薄残忍、对他人冷酷无情；极端自私、毫无诚信、无社会责任感；盲目从众、激惹性强，不具备理智思维能力。
这种越轨亚文化链条使帮伙成员集合在一起，它也为帮伙成员的越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可供支持的价值平台。在越轨亚文化中，“花天酒地”、“出人头地”会受到帮伙的羡慕；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会受到帮伙的称赞；“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会受到帮伙的佩服。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增强了继续越轨的决心和勇气。相反，如果谁违反了这些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谁就要受到帮伙的鄙视、非难、甚至无情的惩罚。正是由于亚文化的精神支配作用，使帮伙成员的违法犯罪由无到有，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无理论到有理论。由于亚文化在团伙内的不断传播，使团伙成员的犯罪行为失去了法律上的罪恶感和道德上的自律感，从而使帮伙成员的越轨程度越来越大，危害性不断加剧，越轨也朝着犯罪严重化和团伙化方向发展。
此外，高职院校学生中的贫困生比例很大，达到30%，家庭贫困、失学失业等也容易使处于逆境中的部分高职贫困生自动结合起来，相同的境遇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互动和共鸣，亚文化为其侵财型越轨行为不断做出合理性解释，构成犯罪亚文化的特殊整合，这也是为什么高职学生犯罪中侵财型犯罪占到70%的原因之一。
二、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不良亚文化与高职学生违法犯罪的产生
犯罪是一种行为而不是单纯的意识活动，但“推动人类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 [6]高职学生犯罪是高职大学生在对立于社会的价值观念、生活模式和行为准则支配下的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而其中的价值观念、生活模式和行为准则正是由亚文化所提供的。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整个社会结构比较稳定并且具有连续性。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公有制的经济体制决定了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单一性，这种文化上的垄断根本不容亚文化的存在。社会结构的封闭性使主文化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亚文化无生存的土壤和社会空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不断多元化，人们在利益分配机制与文化认识层面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结构群体。同时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逐渐解冻，使得社会主文化压制下的亚文化得以复苏。亚文化的不断涌现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个性主义对社会主文化的叛逆和抵制。而且在社会主文化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的压制下的具有叛逆色彩的亚文化，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逐渐占领着主文化的阵地。文化结构的转型，表现出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在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形成某些文化的冲突现象，从而使人们在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选择上缺乏统一性，甚至迷失方向，进而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