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特的《法律与概念》浅析法律与正义
时间：2021-04-14 16:03:2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人们的正义观念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产生变化，在这种变迁中，因为法律无法逃避个人和道德判断，保持绝对中立，难免就产生了法律与正义的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和解决这种冲突。
关键词 法律 正义观 冲突
作者简介：郑卓琪，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民商法专业本科在读生，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12-001-02
我国的法理学教材认为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着统治阶级意志的规范系统。法学在古代被认为是智慧之学，但在近现代，法更多地表现为一门社会科学。为了保障其确定性与可预测性，法需要以一种相对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而立法的权力往往掌握在国家主权者手中。
一、立法的正义
柏拉图曾提出，法律是正义的表现，法律就是理性正义的结果。因而他认为想要实现法治，立法工作十分重要，立法应该遵循公正和美德，“我们始终在寻找哪些立法有助于美德，哪些立法无助于美德”。这说明主权者制定法律，不能仅考虑个别人的利益，而需要寻求其内在的正义。故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从而维护社会秩序，不仅仅在于其在外在表现上有强大的国家暴力作为后盾，还因其内里体现的正义能被广大民众接受。正义之所以被人们引入法律规范体系， 是因为人们相信正义代表着一种更好的行为规范，人们希望通过将正义法定化的形式来实现对于法律的诉求。如果一种法律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公然挑战与践踏社会的价值观，阻碍社会的进步发展，法律就丧失了其正义性。
正义是法律的精神与理论依据，关于正义的定义和流派很多，在这里，笔者坚持英国著名法哲学家赫伯特·哈特的正义观。哈特认为正义和不正义的标准是相对的，随着人和社会的道德观不断变化，“由此，关于法律正义或不正义的判断可能与由不同道德所激发的反论产生对抗。”举个例子，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四章中将正义分为国家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在他看来，国家的正义就是国家中三个阶层各尽其职各安其分，互不越职互不干涉，从而维持整个国家的秩序和稳定。柏拉图在那个时代所认定的正义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观念，然而就现代的观点来看，理想国剥夺了人们平等选择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奴隶主和贵族的利益，在现在看来恰恰是不正义的。因此，正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内容，其标准并不确定，我们难以得到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正义。但另一方面，哈特也指出正义是道德的一个特殊切面，正义的观念主要可以概括为 “同种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差别对待”。详细地说，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一个法律在所有人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不能因种族、性别、身份的不同差别对待，不能享有不公平的特权和豁免权；其二，“虽未作出不公正的差别对待，但它们全然没有为某些类型的一人对另一人的伤害提供补救”也是不正义的。哈特的这种正义观为缺乏判断标准的正义确立了一种相对绝对的界限，所以说，正义的含义中既包含了不变的内核，也包括了流动性的由社会道德观念所决定的标准。因此，人们隐隐约约明白有一种精神的存在，但在现实实践的运用中往往又会屈从于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性。
二、法律与正义的冲突
在理论上看，正义与法律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正义制约法律，法律保障正义。正义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又以国家强制力的方式保障正义。从逻辑外延角度看，正义是大于法律的，它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一般来说，被用于制约法律的道德正义为一般的道德，极为高尚和理想的是不会包含在内的。而法律是具有阶级性的，是对正义的有选择的吸收，选择哪一部分的正义适用于法律在较大程度上仍是取决于各个时代立法者司法者的意志，体现了统治阶级正义观并将其付诸实践。统治阶级的正义观与普适的正义观可能相同可能不同，但前者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之后，在这个国家内就产生了强制效力，在人们生活中被贯彻，逐渐影响了整个国家的行为模式和思想观念。
但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的法制活动中都时常存在着这样的情况： 合乎法律正义的行为却违背了道德正义，合乎道德正义的行为却为法律正义所不许。古希腊时期著名的悲剧《安提戈涅》就表现了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国王发布了这样一条法令：凡是为借助外国军队与自己的兄弟争夺王位而战死的人收尸下葬者一律处死，但对于战死者的姊妹来说，为亲人埋葬又是合乎道德天理的。这个故事悲剧性在于，在国王的权威之下，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相互冲突，必须在这个冲突中作出艰难的抉择。
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学界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主要有两种观点，由此划分为两个主要派别，分别为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其中，自然法学派主张有一个绝对的法价值存在，它独立于实定法之外，检验该实定法是否为真正的法律，其代表人物富勒强调法律和道德是不可分的，二者间存在必然联系，并认为法律的存在必须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与之相对，实证法学派则强调实定法的地位，认为法是国家主权者的命令，具有封闭的逻辑性，将道德等形而上的东西隔离在外，其主要思想是“恶法亦法”。
以二战时期的德国为例，在现在看来，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正义，违反了诸多例如平等自由公正等原则。在这里，就产生了法律与正义的冲突。但是对于德国法官适用法律这个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不统一的。各方的争执点在于，当整个国家的法律偏离了正义之时，这个国家的法律是否还具有法律的效力，法官究竟是要为了个人的职责遵循国家的实定法律，还是要去维护法律本应当具备的精神和正义。
按照柏拉图的观点“法律成为维护和平的工具时，他才成为真正的立法者”，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相信法律能够维护其利益的信仰，而当法律不再承担法律应有的责任时，恶法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西塞罗也认为正义根源于法律，法律是衡量正义与非义的准绳， 真正的法律必须是合乎理性和正义的。这些古哲学家的观点构成了自然法传统的源泉。作为哲学家，他们可以在理论上主张正义的相对性和法治的重要性，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法学家们需要将相对的价值判断转化为社会制度将其奉行实践。如果将正义作为判定法律是否符合法律的标准而将实定法作为一种补充的话，难免会陷入这样一种困境，我理解的正义和你理解的不同，这个社会群体的正义与那个社会群体不同，简单地举个例子，一个有较高道德正义观的法官可能在实际的判决中将无罪判为有罪，或者加重当事人的法责或罚责；而一个相比而言有较低道德正义观的法官则可能在实际判决中放纵违法者，或者减轻其当事人的法责和罚责，那么对于被审判者来说法官的裁量具有不确定性显失公平，不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笔者认为，想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弄清楚法律和道德的真正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