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严法治吏给中国廉政建设的启示
时间：2021-04-10 12:01:3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始终注意吏治，而以明朝最典型。明朝的“严法治吏”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情况，在稳定当时社会秩序和惩治吏治腐败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前中国正在加强廉政建设，与此相关的各种制度也在不断的探索。鉴于此，我们不妨分析和研究一下历史上明朝“严法治吏”的方法和经验，对于促进新时期的廉政建设将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关键词：严法治吏；廉政；启示
明朝确立的“严法治吏”的制度，与当时执政者的主观思想和经历有密切的联系，但也有当时特殊的社会因素，是主观原因与客观背景统一作用的结果。30年的改革开放促使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腐败的蔓延，腐败的持续恶化不但会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会威胁到国家政权和执政党的地位。中国要加强廉政建设，就必须加强治吏。
一、明朝严法治吏的原因及其基本指导思想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萌芽，传统封建的生产方式已走到了尽头，成为社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统治者采取的对策是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更加注重采用法律武器作为巩固其统治的主要工具。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集团大多出自社会底层，对于元末吏治腐败，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况有切实感受，强调用重刑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纪律与统一。朱元璋曾自称：“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为防止贪官污吏横行，确立了“重典治吏”的法制指导思想。
由于受儒家人治指导思想的影响，人治重于治法。自从两汉确立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法制指导思想以后，封建统治者便强调对人的教化，德主刑辅，礼法结合一直是中国传统的法制指导思想，但明初统治者的侧重点在于使用法律手段进行教化。这样强调严法治吏也是顺理成章的。
二、 明朝严法治吏的经验与启示：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明朝，从官员的选拔、录用到监督等法律制度已发展得相当完备。这些针对官吏的法律制度，其根本出发点是正确的，俗话说“官清民自安”，而事实也证明明朝封建统治者“重典治吏”的法律措施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统治者执法也日趋严明。
在封建时代，一般情况下，执法的最大困难来自统治阶级内部。封建统治者本身享有种种法律上的特权，但是，它的某些集团和个人由于剥削阶级贪婪本性的驱使，不以享有法定特权为满足，这种攫取法外特权的活动，构成了对封建法制的严重威胁。有头脑、有眼光的封建统治者，它们逐渐懂得，“法之不行，始于贵近”要让老百姓守法，首先要使贵族和官吏守法，因此特别注意限制和打击攫取法外特权的活动。于是“严法治吏”便应运而生，从而促使官吏素质的提高。官吏素质的提高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和社会稳定。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明朝执法严明，但是他的贪官污吏仍是朝杀暮犯，其原因主要是皇帝自己破坏法制，实行人治的政治体制，使法律制度无法得到满意的贯彻，地方实行行政司法合一的传统制度和“厂卫”干预司法等都是对封建法制的破坏。
时值今日，三十年改革开放给予我们某种引以为荣的自豪，但我们也不时会从各种媒介获悉一些骇人听闻的“官倒、贪污、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不可不否认，举国上下对中国社会吏治腐败的体会是深刻的。廉政建设已引起国家的重视，特别是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就更需要一个清正、廉洁、高效的政府组织系统，然而，目前中国的贪污腐败现象的确令人担忧，它已不再是极个别的现象，极个别干部，而是涉及到不同的行业，不同层次的国家官员。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要得以成功，就必须加强对国家官员的管理。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廉政先治官，治官要从严。
在我国封建社会明朝建立的严密的官员监察制度配合当时的“重典治吏”的法制指导思想，对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和防止官吏腐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目前，党和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腐败现象的严重社会危害，并且肯定多数执政官员都是好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地讲：“少数”两字形容腐败未必适用中国所有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反腐倡廉，任重道远。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对于危害社会特别是执政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我们必须加大惩戒力度，从严处罚。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本来很多应该绳之以法的腐败现象，却被代之以党内处分，行政处分。这无疑会助长贪污、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从而会进一步导致政权的软化，各级官员会普遍不遵守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很难发挥法的威慑作用，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使官员不敢轻易以身试法，并进一步促进官员严格自律，治其根本。中国封建明朝“严法治吏”强调一个“严”字，执法不严等于无法，中共十五大就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方略，而依法治国是要在全社会树立起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使法具有权威性，推动全社会依法办事，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外部环境条件下，结合我国法制发展的历史传统，明朝“严法治吏”的法制指导思想可以在当前的“廉政建设”中借鉴利用，我们应该把明朝的“严法治吏”与当前推进的公务员制度有机的结合起来，对推进廉政建设发挥良好的作用。
（二）建立严格的官员录用制度。
官员自身素质如何，往往决定他本人的做事态度和工作能力。因此，选拔的官员应该具备良好的素质，包括其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当前的国家的公务员录用制度改革为我们推进严格 的官员录用制度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法律保证。不可否认：当今社会存在着跑官、买官的现象，不是任人为贤，而是任人为钱。其结果势必造成品行卑劣、素质低下的人混进官场，这样的官员还能不腐败吗？现实生活中的凭关系、凭钱财当官的也不乏其人。如果有足够严格的任官制度，将这些鱼目混珠的人排斥在官场之外，对于提高官员的整体素质，不是大有裨益吗？官员的法律素质非常重要，如果执法者本身不具备法律素质，没有法治观念，根本谈不上执法，更不用说严格执法了，自己不懂法，如何要求别人遵法、守法。但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特别是基层，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使得一些根本不懂法的人混进执法队伍，对中国的法制建设造成极大的损害，也影响了执法队伍的形象，所以提高执法者的法律素质非常重要，要逐渐净化执法队伍，对于通过培养可以提高的可以继续录用，反之要坚决淘汰，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借鉴同为华人执政的香港和新加坡政府。
（三）改革监督机关产生办法，加强监督人员的管理。
每当人们看到一些触目惊心的贪污、受贿案，循私枉法案在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时， 人们不禁要问：“不是有党组织监督、职代会监督、人大监督吗，难道都失灵了？”各种监督机构都有，问题不是严格执行监督职能，甚至根本就不监督，权力缺少了制约，没有监督，为所欲为，必定滋生腐败。 有关监督部门及领导对某些应该监督的事情非但不批评教育，反而恣意纵容。更有甚者，对于群众的举报揭露不予理采，压制、打击报复，这怎么能够起到监督的作用。监督主体若腐败了，何以监督。而中国目前监督机关的产生似乎有 “惯例”，从政府退下来的去人大或政协搞监督，甚至从人大再去政协，这种轮流坐庄的模式是无法实现相互制衡的，这方面在西方民主国家和我国的香港就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借鉴。要使监督机关发挥作用，必须提高监督者的监督意识，因为最后行使权利者还要依靠人来落实。监督主体能够主动的行使监督职能，做到有错必纠，违法必究，严格依法，这样才能有效地制约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作者单位：石家庄城市职业学院法律与经济贸易系）
参考文献
[1]《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2]《中国法制史》（新编本）——叶孝信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