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查理的多维解读及其对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思考
时间：2021-04-08 20:02:3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陈查理是美国通俗小说家厄尔·德尔·毕格斯（Earl Derr Biggers， 1884-1933）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系列小说的形式创作的一个华人侦探形象。商业眼光敏锐，类型影片创作机制成熟的好莱坞第一时间将其拍成电影。在拍摄周期、拍摄数量及社会影响力方面，陈查理系列电影在美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均首屈一指。然而，作为一个小说和电影角色，陈查理一直是大众舆论及学术界的争议性人物。他既被看作集众多美好品质于一身的正面华裔代表，又被视为他者化、去性化，体现美国种族主义歧视的刻板典型。解读电影中的陈查理形象，对于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美国的华人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就陈查理系列电影本身的制作和发展进行讨论，也能为中国电影的电影形象塑造和国际化提供有益参考。
一、 好莱坞打造的经典电影形象
美国电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渐成熟，成为美国大众传媒及文化产业的核心力量。作为电影产业中心的好莱坞，自1923年有声电影问世后，空前繁荣起来。20世纪30至60年代被誉为经典好莱坞时代，类型电影成为这段时期一种特有的创作方法。它的特征在于重复性和可预见性，一部成功的电影出现后便被竞相模仿，从而形成一种类型。这种制作模式最具商业上的保险系数，也最容易获得投资上的回报。陈查理系列电影正是诞生在好莱坞经典电影的黄金时代，成为美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侦探类型电影的代表。
首先，陈查理系列电影是实现文学原创与电影编创成功嫁接的成功案例之一，其拍摄数量和拍摄周期均超越同时期美国任何其他电影。早期陈查理电影均改编自毕格斯的原著小说。最早的两部电影包括由帕赛电影公司制作的《没有钥匙的房间》（1926）与《中国鹦鹉》（1927）均以默片形式问世，但反响平平，未获成功。1929年，福克斯公司拍摄了首部有声陈查理电影《帘幕之后》，但主角在银幕上出现的时间过短。1931年，福克斯公司制作的《陈查理卷土重来》才在真正意义上拉开了陈查理系列电影的帷幕。凭借著名演员华纳·奥兰德的精彩表现，导演汉密尔顿·麦克法顿的高超指导以及深获毕格斯本人赞赏的改编剧本，这部电影一经上映即获得《纽约时报》《电影日报》的一致好评。同年福克斯改编并制作《黑骆驼》。这部电影在极其到位地表达原著氛围的同时，创新采用大量推拉式镜头，成为系列电影中最受好评的一部。在实现了文学原创与电影编创的成功嫁接之后，好莱坞在毕格斯去世之后，向其遗孀购买了陈查理形象的荧幕创作权，延续原创作形态，突破原创作理念，使陈查理电影逐步成为好莱坞经典的代表。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好莱坞生产的陈查理电影达到53部，电视剧超过40集，广播剧从20世纪30年代延续至40年代末，电视电影和各种各样的漫画书层出不穷。电视台长播不衰，至今仍有主题网站、音响修复出版、卫视播映等后链条开发。[1]
其次，陈查理系列电影在保留侦探类小说叙事特征的基础上，不断延展叙事空间，丰富叙事机理，既满足了观众对系列电影的期待视域，又能不断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毕格斯小说将传统推理小说最本质的要素发挥到极致，在悬念构建、逻辑推演、线索追踪、人物设置等方面显示了高超的笔力。这些均为日后电影改编和新剧本的创作奠定了基础。毕格斯去世后，陈查理的原创电影实现了诸多突破：一是主人公的活动空间由原著中的夏威夷等美国地区拓展至世界各地。陈查理完全突破了原著框架，随编剧和导演的创作而活跃于以世界为背景的银幕之上，成为侦探类型电影的一个经典符号。二是故事的悬念设置更为错综复杂，悬念与线索，假象与真相交织，大大增强了影片悬疑性。三是注入新的叙事要素。比如，在破解悬案的主线索叙事中加入浪漫爱情故事等辅线；或将侦探、惊悚与当时颇为流行的歌剧风格进行杂糅，满足了不同观众对电影风格的偏好要求。
再者，陈查理经典形象的确立与其扮演者的演绎密不可分。一方面，相同的主演贯穿于多部电影，有利于形成连贯而颇具个人特色的影象；另一方面，不同时期不同主演赋予了陈查理性格不断发展变化的动力，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观众对系列电影重复角色的审美疲劳。扮演陈查理的演员最重要的包括三位，分别是华纳·奥兰德（Warner Oland，1879-1938）、西德尼·托勒（Sidney Toler，1874-1947）、罗兰·温特斯（Roland Winters，1904-1989）。奥兰德共主演了16部陈查理电影，是观众最为认可的陈查理扮演者。他的表演将陈查理儒雅内敛而不失风趣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后两位主演均是在前一位去世之后才担当主演角色。他们试图通过赋予人物新的性格内涵超越前人，这在无形中增添了陈查理形象的层次感，共同为观众呈现了一位性格由谦虚到暴躁直至率性，但永不失幽默的陈查理。
二、 对陈查理形象的解读
（一）霍尔的受众解读方式
英国著名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对电视话语的交际过程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霍尔模式”，着重用以解读大众传媒的受众一方是如何对待收到的传播信息并产生其意义的。在其代表性论文《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中，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受众方受文化认知、阶级立场、兴趣爱好、宗教、种族、性别、年龄、学历背景等各种要素的影响，会形成自身不同的主体位置和文化身份，因而在对信息解码的过程中存在不同解码立场。他在文中提出了三种可能存在的解码立场，即支配霸权立场、协商立场、和对抗立场。这三种解码立场分别对应三种受众的解读方式，分别为优先解读、协商解读与对抗解读。优先解读是指受众（解码者）完全依据编码者赋予信息的内涵意义进行解读，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操作解码程序。编码者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文化霸权的方式表意并体现出支配阶级集团的利益和话语权利。对抗解读是指受众有可能完全理解编码者赋予信息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但他们却启用新的阐释框架对信息进行重新解释：将支配阶级集团设置的优先意义完全解构掉。换句话说，受众以其自身的能动性推翻编码者赋予信息的主导意识形态，进行反霸权的“意义抗争”。协商解读是指受众一方面可能接受编码者赋予信息的内涵意义，将主流意识置于解码的优先地位；另一方面，按照自己的立场、兴趣和认知等要素对优先意义进行修正以彰显自身的话语权力。进行协商解决的受众与支配阶级的意识形态不断进行谈判、协商，是一种充满矛盾、动态平衡式的解码过程。[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