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背后的中国
时间：2021-04-07 12:01: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过去的两周里，日本人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挑衅所引发的中国社会内部一连串反应，越来越超乎很多人的意料。对这场对外示威的群众运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其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于日方侵犯中国主权的强烈义愤，同时呼吁国内民众冷静、理智、合法有序地表达诉求。而由此引起的各种争议性解读，成为观察中国社会的宝贵契机。
在这个政治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这算得上是一场难能可贵的政治参与景观。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达，让游行中出现的种种细节迅速得到了广泛传播，比如，参与者打出来的各种标语、打砸汽车、店铺的现场图片、参与者之间因为语言不合而发生的互殴行为等都在第一时间被那些并没有到现场的人们所感知，且引发了一系列对这些行为的分析和评判，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完成了一场政治活动的参与。
事实上，游行活动中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暴力行为，这几乎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常见的一种现象，同样，暴力行为在事后遭到舆论讨伐和法律惩罚也是常景。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社会这一次的表现并没有特别之处，相对于少数人的“打砸抢”，对“打砸抢”的声讨显然更是社会主流意识，这应该被视为中国社会的一次进步。
不过，这场游行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所激起的各种争论却比其他社会激烈得多，也有着更深远的回响，比如，群众打出的各种标语口号就昭示着中国民间社会思潮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多元的变化。面对这些活生生的街头景象，用“阴谋论”的思维将其盖棺论定，“汉奸”、“爱国贼”的帽子乱飞、不同观点者之间的互相侮辱、嘲弄都过于简单且于事无补，如何应对这样的群体意识，将会是中国未来很多年都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命题。
政治学家们习惯于将政治参与分为“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那些根据法律规定而参与政治的活动，比如投票、信访以及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治理的行为等称为制度性参与，而那些没有法律规定或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律有冲突的行为称为非制度性参与，最典型的便是各种形态的街头政治。
自1978年以来，经济生活日益丰富，经过30多年的变迁，中国人政治参与的热情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有学者用安东尼·吉登斯的理论来解读这种情形，称之为从“解放的政治”向“生活的政治”转变，也有人称这是从街头政治向书斋里的政治转变，后革命社会的政治理念竞争，诉诸的是知识竞争，多数在书斋里区分优劣。诸如此类的理论视野虽然并不能完全准确地涵盖政治生活的全貌，但其大体勾勒的政治现实却是真实的。
书斋里的政治理论家们为中国谋划设计的政治变革路线虽有诸多不同，但社会变革“有序展开”、寻求制度化参与的理念却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高度共识的，这种共识难能可贵。而且，这样的理念在公众中间似乎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认可，这一次，面对街头的打砸抢， 与街头狂热的气氛相比，互联网上形成了另外一个强大的舆论场，两个截然对立的场域所呈现出来的意识，对比之强烈甚至让人难以相信，这是在同一个中国。在不少人眼里，互联网一贯被视为一个充满戾气、社会发泄的平台，但当真正的街头暴力有蔓延的苗头时，人们才看清楚，原来互联网是个最害怕失序的平台。
诚然，互联网并不能真实呈现一个社会内部各种诉求的全貌，如果说，互联网反映的是一个阶层的意识，那么，这个阶层对秩序的渴望，看起来甚至比谁都强烈。这可以被理解为是社会意识的分裂，但更可以理解为制衡，对转型中的中国而言，显然不是件坏事。不过这些积极的信号却掩盖不了制度性政治参与不足所带来的隐忧。在分析街头暴力的时候，一个笼统的解释是制度性参与的不足带来了非制度性参与的盛行。这样的解释不仅适用于这一次，同样适用于过去几年里各种各样的群体性事件。
将社会变革的进程纳入制度化解决的框架，这可以说是在广义的精英阶层间有着很大共识的命题。但问题是，对于那些弱势群体而言，他们没有组成社团的动力、能力、资源以及有效的法律制度支持，他们掌握的经济资源仅能维持生存，大规模地转换成为政治资源的可能性很小。
即使我们接受非制度化参与的盛行是因为制度性参与不足这样的看法，制度性的政治参与过程很可能被富人操弄，在制度的设置、解释和执行中，都面临这样的困境，从而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因此，这很可能是一个我们需更好去解决的问题。如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所说， 在一个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里，正规的利益表达渠道很可能由富人掌握，而穷人要么是保持沉默，要么是采取暴力的或激进的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
在外交层面，这场钓鱼岛风波或许会逐渐平息，但它所揭示出的中国社会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会较长时间伴随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