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发展 历史进程_男性形象、气质与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

　　摘要：回看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对男性形象与气质的改变和重塑无不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等历史大关节、大脉络息息相关。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男性形象和气质的变化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段：清末民初的“剪辫运动”分别从政治上，文化上，生活上宣告了中国从异族的封建压迫中解放出来；民国建立后，“一战”中“强弱即曲直”的刺激和启发，使得政府与精英一致鼓吹一种尚武的铁血精神；三十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企图通过日常生活的改造来塑造一种守纪律、重秩序、“规规矩矩”的国民，以化解国民政府内外危机。
　　关键词：男性形象和气质；近现代中国；剪辫；尚武；新生活运动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从满清的败亡始，中国开始踏上了漫长而坎坷的现代化路途。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尝试的丰富景象可以从种种学科，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历史、哲学等的角度来考察，也可从性别的视角来打量。作为“国家的建设者”、“民族的代言人”、“历史的推动者”、“改革的实践者”，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男性形象和气质的变化令人咋舌，而这一变化又与中国现代化关系虽或明或暗，或显或隐，但却须虞不离，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近现代中国革命的成败、国家的盛衰、民族的存亡、思想的开闭很大程度上正体现在男性形象和气质的改变和重塑。在近现代历史中，中国男性形象和气质的变化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段：清末民初的剪辫运动；民国建立后尚武精神的鼓吹；三十年代中期的新生活运动。
　　
　　一、剪辫：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生活革命
　　
　　满清的溃亡一面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哀歌，另一面是国家和民族重生的战歌，虽说武昌首义打响了武装推翻满清统治的标志性一枪，但实际上，这种对满清统治的反抗和革命早已在留东学生剪辫时就已展开，可以说，男性发式、服饰的改变正是一段革命的前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Victoria Sherrow在谈到头发的文化历史涵义时说，“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注重包括头发养护在内的个人修饰，发式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社会阶级、年龄、性别、宗教、财产状况和社会习俗。”①另一位研究者则说，“不管在哪个地域或时代，人们对衣服、发型、身体姿势、装饰品和外表的其他方面所赋予的含义，是（建构）性别、年龄、阶层、等级和种族等（社会身份的基础），实际上可以说是建构各种各样社会文化主体性身份的基础。”②辫子与革命能联结在一起的原因正在于此。
　　当时的男性“剪辫”具有以下几重涵义。
　　其一，剪辫与否在民族矛盾尖锐冲突的气氛中具有鲜明的政治涵义。
　　在满汉关系三百年历史中，统治与被统治，屈服与被屈服的政治关系集中体现在男性脑袋后的一根辫子上。当年，“留辫”成为满人对汉人统治和征服的标志，如今，“剪辫”成为汉人反抗满人统治进行革命的标志。对统治者满族人如是，对革命者汉族人亦如是。于是，“留发”，还是“留头”，成为一项血腥而痛苦、悲壮而耻辱的选择，鲁迅曾说：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①
　　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②
　　对革命者来说，政治革命首先体现为推翻“异族”统治，唤醒汉人心底耻辱记忆，并鼓动汉人进行暴力的民族革命。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亦正如是。正如《兴中会宣言》和《同盟会宣言》中所声称的那样，“倡率义师，殄除外虏，此为上继先人遗志，大义所在，凡我汉人，当无不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复彼政府，还我主权”。这一民族主义革命性质决定了要清除近三百年来被残暴和武力给中国男性烙上的辫子印记。阿Q的名字中的“Q”本来就是留着辫子的中国男性的形象和象征，他对无辫的“假洋鬼子”的篾视和羡慕，他于是用筷子将辫发盘至头顶，正是普通百姓对革命与辫子的关系的朦胧意识。“1911年辛亥革命的领导人通过服装和个人外表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视觉认知，来推进和强化他们的政治进程，命令中国男人剪去辫子是新政府的首要举措之一。”③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便在城门口设点强行剪辫，“七斤”正是“进城便被人剪去了辫子”的。④当年浙江等发流传有“剪辫诗”，诗云：“城市少年好事徒，手持快剪伺于途，瞥见豚尾及锋试，道旁观者拍手呼。”⑤
　　而清末民初时分，革命与满族亲贵的反革命、革命与康有为的保皇、革命与张勋的复辟等种种势力的反复较量和磨合都反映在辫子的留剪与否之上。所以，对在入城时被革命党强行剪掉辫子的“七斤”来说，“皇帝坐了龙庭”的传闻对他造成的恐惧也正是对“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清朝律法的恐惧，这正体现着民族主义革命气氛中辫子的政治意义。
　　其二，剪辫与否在中国人的传统天下观中具有深厚文化涵义。
　　虽说清季时分，革命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旗号下进行的，但中国人那种与“异族”誓不两立，不能相处共存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却并没有。民族革命的反满不是排满，他们反对的是满人将汉人不当人看的等级制度和特权制度，并不是要“驱除”、“殄灭”他们。孙中山曾纠正过那种“排满”的看法，他说，“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⑥这是因为“中国、中国人不是民族观念，而是文化观念。”⑦因此，虽然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但我们向来不是以民族、种族、地域等因素来分别你我、区分中外，其区别的标准则是文化。
　　古之夷狄之别，其实质只是文野之分，而中国又自视为文明礼仪之邦，所谓“文”，即合乎中国之文化礼仪规范者也，所谓“野”，即不合乎中国之文化礼仪规范者也。“夷狄进入中国，则中国之”，正如钱穆所云：“能接受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常愿一视同仁，胞与为怀。”“两汉的对待匈奴、西羌诸族，招抚怀柔，引之入塞。南北朝时北方士族与诸胡合作，大率多抱有此种思想。”⑧远有蒙元，近有满清，都是例证。蒙满两族虽在军事上征服了汉人，但在典章制度、思想伦理上却承袭了前朝汉人的种种模式，这是汉人能够接受他们统治，也是他们能够维系其统治之因。
　　留发与剪辫也正是两种异质文化，或者说文明与野蛮文化的冲突。中国向来就有蓄发的传统，即“束发于顶”⑨是也，也许这与中国固有的祖宗崇拜有关。在这一种文化传统下，“孝”“顺”被提升成为道德的基础，甚至成为一个国家统治的基础。《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而父母所赋予的身体被抬升并赋予了无上的道德意义，这时，身体不只是自己的，更是父母的，于是保养并爱护身体，并使之完整无伤被视为孝之最基本的要求。《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①因此，“去发”的“髡刑”这种现在看来身体无痛苦的刑罚之所以成为一种刑罚，正是建立在其文化意义之上，这种给犯罪之人去发的习惯在今天仍在延续。
　　满族男性前�发，后留辫是满民族的文化、习俗、身份认同的标志。满人留辫足有二千年的历史，而留辫最早则是出于实用的考虑。“由于传统上满人是猎人，他们要在山间骑马驰骋，剃掉头前面的头发有助于他们看得更为清楚，而脑后的辫子可以盘成一个垫子来保护头脑，满人相信人的灵魂都寓寄在他们的辫子里，因此当一个战士或军官死后，他的辫子就会被送到家乡埋葬。”②可见，满人的辫子初始于实用，久而久之，便形成满族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身份特征。
　　这不同的文化习俗使得头发具有了更深远、更根本的一层文化涵义。而在中国固有天下观中，只要你接受我的文化传统，我可以不介意你来治理国家，但你要毁坏、抛弃我的文化传统，我则是万万不能答应和接受的。也就是说，国亡虽沉痛，但尚可接受，但文化亡则绝不能接受。“只要政体不变更，王室推移，无关重要，至于衣冠文物，则为民族文化之象征，不肯轻变。”③与一党一姓之兴亡相比，文化实系中华民族之魂，更其根本。故钱穆云：
　　中国人言天下，乃指社会人群，兴亡则指文化道统。反而求之一身，反而求之一心，我身此心即天下万世人之心。④
　　他在晚年还说，“全部二十五史，天下高于国，社会高于君”。⑤在人们看来，国家是统治者的国家，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灭亡，不足为惜，而天下是每个人的天下，是文化意义上的，天下丧亡，则万万不能。当年康有为为光绪辩护时亦是以此为立论的，他说：“一国之存亡在其历史风俗教化，不系于一君之姓系”。⑥其意思便是，满清不是接受了中华文化了吗，因此，你们也就不要“驱除鞑虏”了吧。
　　辫子的有无可不是小事一桩，它代表着两种文化的差异和交锋，人们对辫子的敏感正是对汉族文化被迫屈服于满族文化的敏感，当时清朝的�发令激起南方强烈的抵抗，即为一例。鲁迅在小说《头发的故事》中说：
　　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三日，嘉定屠城，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⑦
　　他将国家与天下，政治与文化的关系说得甚是明白了，以阴柔见长的南人在面对满人的锋镝时居然如此刚烈的原因正在于此。钱穆亦称汉人不剃发正体现了国人的一种“深厚的文化意义”，汉人对满人的反抗和承认都基于此，后来汉人对满清皇帝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满清采取了传统汉族政治制度、风俗文化等，鲁迅曾不无讥讽地说，“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⑧”要新朝俯首与否与尊孔崇儒大有关系。
　　其三，剪辫与否在中西社会对比中具有是否适合现代生活的涵义。
　　经过清初血腥的军事镇压，辫子终于在中国人脑袋上生根，二百多年来，辫子对中国男性留下的心理创痛已不复存在，其反而成为中国男性的身份标志。“辫子很少被认为是一种‘征服的标志’，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民族和身份的标志”⑨人们“见惯者不怪，对辫子也不觉其丑”，觉得辫子既怪又丑的时候是清末中国青年留学海外的时候。“不幸的是所谓‘海禁大开’，士人渐读洋书，因知比较，纵使不被洋人称为‘猪尾’，而既不全剃，又不全留，剃掉一圈，留下一撮，打成尖辫，如慈菇芽，也未免自己觉得毫无道理，大可不必了。”⑩
　　清末中国青年走出国门，留学海外的留学经历，使得他们切身体会到辫子形象与现代文明、卫生习惯格格不入。在这么一个强烈的形象对比中，尤其是日本国民――日本因“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费无多”①等原因成为中国青年留学的首选之国――健康的卫生习惯，干练的精神面貌，与自身拖沓萎顿的形象相比，使得中国男性显得相形见绌。
　　同时，辫子在现代生活的不便利之处开始被感觉并放大。鲁迅曾借小说人物之口说道，“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不太便当罢了。”②他曾不无嘲讽地说清国留学生散开的辫子可谓是“油光可鉴”。“油光可鉴”并不是用了什么高档的洗发水护发素后的效果，更多的是一种邋遢肮脏的形象。鲁迅自己也感受到辫子在现代生活中的不便，他说，“最初在实际上感到不便的，却是那辫子”，他甚至说他的剪辫与革命无涉，而事关方便与否。
　　我的剪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断发文身’，今特效之，以见先民仪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为了不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囟门上，令人很气闷。③
　　经过甲午大败、庚子国变等事件后，清朝统治者也认识到国将不国的危势，于是不得不放下自尊自大的虚架子，主动向“西方列强”学习，“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是措施之一，而“派官出洋去考察”是另一措施。
　　同样，当这些体制里的改革派官员一旦置身于一个科学发达、社会进步、生活现代的西方世界时，拖着长长的辫子的中国官员即使再顽固，再阿Q也会自渐形秽，心虚气短的。然而，辫子又是满清政权的标志之一，于是，与那些革命派将剪辫视为革命行为不同的是，出外考察的满清官员刻意将这种联系有意淡化，认为没有必要将辫子的有无与反满情绪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辫子和现代化形象协调，和讲究卫生（留辫子结果之一是会在衣服后背留下深黑色的印痕）以及生活便利是矛盾的。对于这些改革的鼓吹者来说，这样的形象改革是在清王朝权限内试图保护它的国民的幸福，没有必要认为这是反满情绪的标志。”④因此，就是连从海外归来的皇室成员载振“也迫切要求放弃辫子和民族装束，因为这种习惯与现代世界充满活力的生活不适应”。⑤就“老新党”康有为在1898年戊戌奏稿中《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建议清朝改变服制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他说，“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且夫立国之得失，在乎治法，在乎人心，诚不在乎服制也。然以数千年一统儒缓之中国，褒衣博带，长裾雅步，而施之万国竞争之世……诚非所宜矣。”⑥
　　这时，在中西社会对比的氛围中，辫子成为文明与野蛮，丑陋与卫生，先进与落后的衡量标准。中国男性曾经威武异常的“神鞭”终为八国联军的炮火打断意味着辫子的悲剧不只是中国男性的个人悲剧，也是一个国家、民族在列强环饲的世界格局下的悲剧。男性外在形象的变革与否，被认为与一个社会发展、政治体制、国民素质、文明程度等现代化因素联系在一起。于是，从这一方面来看，剪辫也是大势所趋。
　　清末民初男性形象转变突出地体现在剪辫这一事件上，而辫子也因而在民族革命上、传统的天下观上、中西社会对比上被赋予了政治、文化、生活的三重涵义。它的剪除宣示了中国推翻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摆脱了二百六十余年异族的压迫，开始艰难地融入世界文明大潮之中。
　　
　　二、尚武：强弱即曲直
　　
　　民国的建立对中国人来说是千古未有之革命。但对列强来说，尤其是近邻日本，中国仍旧是案上鱼肉而已。1914年，一战的爆发，西方列强在欧洲土地上忙于互相厮杀，使得中国能得以喘息的机会，但同时也给日本提供了挤蜕列强在华利益的天赐良机，他们以天时、地利之便，单独控制中国，并欲逼使中国成为其附属国。这些国际之间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使得中国自晚清以来就为如何避免列强瓜分中国而焦虑和忧心。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惧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武力的提倡和崇尚上，这最终落实在对男性国民身体状况的改善，即通过体育锻炼、军事训练、生活革新等方式来强健体魄，一改中国手无缚鸡之力，软弱阴柔的形象。虽然在长枪短炮的战备装备下，再强健的身躯都是无济于事的，但即使这样，那种认为强壮的体格必然会带来强大的中国的逻辑却还是被认为是讲得通的。于是，对身体的彪悍和民风的粗粝的追求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
　　其实早在清季时期，政府对此就有所重视。清末的教育宗旨有五项，忠君、尊孔、尚公、尚实、尚武，其中的“尚武”正是针对国民柔弱的体质和精神而言的。民元之时新颁教育宗旨亦承袭了晚清的这一思路，政府要“以军国民主义垂示国人”。①1928年，北伐成功对当时的军事首脑蒋介石来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10月10日这一天，中国才算真正拥有一个形式上统一的全国性政权，蒋介石首任国民政府主席，他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发表《国庆日告同胞文》，在文中，他“列举四端与同胞共勉之”，其首端即云：“发育国民强毅之体力，以挽救委靡文弱之颓风”。②国家对国民体格上的要求正反映了官方对国族前途的一种焦虑。
　　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大力士”形象，中国向来被外人目为“东亚病夫”。后来被演绎为民族英雄的霍元甲一举打败“俄国大力士”，正是一个通过强健体格，提升体质来力挫洋人、为国争光的顺理成章的诠释，这一诠释使国人扬眉吐气，并一直绵延至今。
　　蒋介石亦认同霍元甲的故事的意义。据其次子蒋纬国回忆，上世纪二十年代，蒋纬国在上海外滩大马路（今南京路）转角处看到一中国人与英国人相撞，中国人被撞倒在地，而英国人则拿着手杖打中国人的情景，蒋介石对他说，“‘一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走在转角处，谁也没有看到谁，两人互相撞了一下，为什么中国要倒在地上，为什么不是那个洋人倒在地上？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争气，所以我们要好好锻炼身体，把身体练好才是真的。’此外，父亲还讲了精武门（霍元甲）的故事给我听。总之，中国人自己不强大起来，一定会遭受外侮。父亲也鼓励我要好好练功夫，后来我到了苏州以后，便找了一位老师，正式练功夫。”③蒋纬国习武，以后被送往德国这个军事强国从军也许正体现了蒋介石对尚武精神的期待。
　　1935年7月8日，蒋介石在出席成都四川大学扩大纪念周时的演讲中，他说到“国家独立”、“民族自由”与强身健体的关系，并迫切地号召青年学生积极锻炼身体，养成强健的体魄。他说：
　　我们要能尽到救国救民的非常责任，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当然很多，但是最要紧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先有强健的体魄，有了强健的体魄，然后有强健的精神，能够任重致远，刻苦耐劳，完成伟大的事业，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大家也一定知道的。
　　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就在他演讲仅不到一个小时，而且是早晨太阳还不很强烈的时候，就有一些学生昏倒，可见中国青年的体格之差，“如此体魄不好，试问何能救国？”他说：
　　你们要晓得，现在人家外国一般青年学生，无不整天整年的和日光空气水斗争，无论怎样热，怎样冷，风怎么紧，水怎么深，雨雪怎样大，总在外面练习赛跑、负重爬山或游泳这些事情；而且天气愈冷，或是愈热，雨雪愈是大，他们愈是精神奋发练习得起劲。所以人家一般青年能够体魄强健，精神畅旺，整个国家民族也因此很强盛。所以我们今后要做伟大的事业，要救国家，亦非加紧锻炼体格不可。④
　　他对青年的体格尤其重视，甚至建议通过种种训练和运动，如课外竞赛、露营演习、劳动服务、生产教育等，来强化青年的体魄。
　　除过国家对尚武精神的号召之外，知识精英也为“尚武”呐喊呼吁。早在日本留学时，鲁迅便鼓吹争斗，贬斥平和，因为只有敢于争斗，勇于争斗才有生气，才能存活。他说万事万物看似和风细雨，其实原初之时却是暴风骤雨。
　　在物来说，“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⑤在人来说，“平和之名，等于无有。特生民之始，既以武健勇烈，抗拒战斗。渐进于文明矣，化定俗移，转为新儒，知前征之至险，则爽然思归其雌，而战场在前，复自知不可避，于是运其神思，创为理想之邦，或托之人所莫至之区，或迟之不可计年以后。”①在国来说，“夫人类之不齐，亦当悟斯言之非至。夫人历进化之道途，其度则大有差等，或留蛆虫性，或猿狙性，纵越万祀，不能大同。……则甲兵之寿，盖又与人类同终始者已。”②在物、人、国诸方面，鲁迅都论及了万物“不齐”的本质。那么，不能，或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不齐而带来争搏，交锋，甚至是“相残”，这一事实，一味地漠视、逃避、“欺”和“瞒”，塑造一个理想平和状态，是鲁迅这代学人所不能接受的。
　　如果鲁迅只是告诉大家自然、人类、社会其实不是想象的那么平和，而是应当至始至终伴随着甚至是残酷的争斗，并以之来截断国人尚柔的退路的话。那么随后发生的欧战使得知识精英亲眼目睹了，并明白了弱肉强食才是真正的国际准则，这一方面使中国知识精英知道了弱国的败亡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使他们看到了在这败亡之前可能的努力途径，为了唤起国民好勇斗狠的本能，知识精英不惜鼓吹战争，并声明厌恶和平。
　　民国肇建不久欧战的进行，尤其欧战初期德国的军事胜利对知识精英启发颇大，德国“西拒英、法，远离国境；东入俄边，夺地千里；出巴尔干，灭塞尔维亚。德土二京，轨轴相接”，③他们用羡慕不已的眼神，思考着这个国家胜出的原因，并似乎依稀地看到了自身的崛起的希望。同时，“强弱即曲直”④、强权即公理、胜利者决定一切这一蛮横霸权思路对他们以强烈震撼。由于他们对民族的存亡抱着敏感而警惕的心态，于是不打算存疑地认同这一思路，不惜摒弃、颠覆所谓公理、正义、道德、法则，以来鼓吹蛮强和铁血，唤起国民的好勇头狠、“善斗不屈”的“兽性主义”。
　　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称“教育儿童，十岁以前，当以兽性主义；十岁以后，方以人性主义。”他说：
　　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⑤
　　而中国正是他所说的深受“人性”之害，没有强悍的兽性的“堕落衰弱”之民族。刘叔雅则是将这一情绪发挥至极致。他说：
　　无疑，战争者，进化之本源也。和平者，退化之总因也；好战者，美德也；爱和平者，罪恶也。欧洲人以德人为最好战，故德意志在欧洲为最强；亚洲人以日本人最好战，故日本在亚洲为最强。⑥
　　此可称为“一战启示录”。
　　“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⑦后来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当年亦认同强身即强国这一逻辑，他远在湖南时，1917年便给《新青年》投稿《体育之研究》，比较全面地论述体育之真义、价值、效用、甚至设计了运动之方法等。以提倡体育运动来改变国人那种“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的柔弱体格。
　　通过蛮拙粗野的运动养成强健膘悍的身躯，如何与精神的强大，乃至国家的强大关联起来，这是论证的关键所在，这就得阐明生理与心理的关系。在毛泽东看来，体育能“强筋骨”，进而能“增知识”，因为“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进而能“调感情”，因为“理性出于心，心存乎体”，进而能“强意志”，恒久的耐力足以发达其意志。就这样，生理与心理，物质与精神得以联系起来，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后来，他所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也可以说是当年他对体育重视和提倡的自然延续。
　　总之在民国建立之后，尤其是一战初期“强弱即曲直”对国人的刺激和启示，无论是官方，还是知识精英，无不推崇尚武精神，并呼吁、鼓励国民练就一付强悍的体格，以此强盛国家，使国家免于危亡。
　　
　　三、新生活运动：衣食住行与“国族复兴”
　　
　　对国民男性形象和气质的重塑往往要具备两个条件，在内，要有一个强有力政府的提倡，在外，要有一个危机形势的激发。前者是前提，后者则是诱因。
　　自北伐以来，熟谙政治权谋的蒋介石经过与冯、阎、李等势力的反复较量，到三十年代，中国已经形成一个集中的，统一的政府，蒋介石本人也已能傲视群雄，号令天下了。但同时，对蒋介石政权来说，他又面临着两方面的军事压力，一是日寇，二是共产党势力。“方今赤匪充斥，内乱未已，版土日蹙，外侮频仍，帝国主义者与汉奸赤匪，内外勾结，皆挟其全力，以压迫我民族，破坏我国家。”①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步步紧逼，侵吞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蒋介石日日自我磨砺，天天发誓“雪耻”。比如，1934年，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二发表声明，如果中国利用他国势力以图排斥日本，必遭反对，日本亦反对他国对中国财政及技术援助，包括售卖飞机，修建机场等，次日，蒋在日记4月18日中写下：“我国宜如何发奋图强，以雪此耻也？”②如何发奋图强，以雪此耻呢？这是他要考虑的问题。相对于外虏的威胁，“赤匪充斥，内乱未已”，更令他揪心的是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壮大，尤其是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红色政权”，更是成为他的心腹之患。
　　正是这两个条件的具备，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行营扩大总理纪念周上蒋介石作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拉开了新生活运动的帷幕。蒋亲自布置并发动的“新生活运动”看来并非是一时兴起之物。1934年2月11日，蒋在日记中记有，“余之赞美耶稣者五：一曰牺牲精神，二曰忍耐精神，三曰奋斗精神，四曰纯一精神，五曰博爱精神。”③似乎此时，他已注意到人的精神气质问题，这也许是基督教的精神资源对他的一个启发和触动。不同的是，他将这种精神融合到中国传统的孔孟道德观中，并加以诠释，成为新生活运动的核心内容和指导纲领，后来他在日记中也写道：“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④这正是他的新生活运动的实质内容，所有的内容阐发都莫不围绕在这四句话展开。
　　这里要说明的是，新生活运动虽是针对全体国民的，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男性国民的。比如，蒋说他看到江西的中学生，“几乎无一个不是蓬头散发，有扣子不扣，穿衣服要穿红、穿绿，和野蛮人一个样子”，而在南昌的街上，他“看见一个小学生吸纸烟”，有一回在建瓯，他“发现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子，在街上吸烟，虽穿了很好的衣服，还是一点教育也没有。”⑤可见促使蒋介石下决心实行改变国民精神风貌的新生活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男性之“驼背曲腰，低头斜眼，奄奄一息，毫无生机”，“精神颓唐、体质孱弱、麻木不仁、萎靡不振”的形象和气质，这一方面固然男性与女性相比更显邋遢，另一方面女性在日常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往往是缺席的，这从秋瑾女士投身革命时刻意地女扮男装就可以看出女性在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地位。而且新生活运动实施的方式就正是，“父训其子，兄教其弟；夫妇相劝，朋友互励”，这里面女性的身影几乎无有。因此，新生活运动虽是针对全体国民，但最终是落实在男性国民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新生活运动”讲求的是“礼义廉耻”，却落实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中。日理万机蒋介石甚至为国民制定了一套细致入微关于吃饭穿衣居住行路的“新生活须知”。
　　
　　新生活中之食
　　饮食养生，人之大欲；食贵定时，莫恣口腹。饮具须净，食物须洁；要用土产，利勿外溢。遇酒毋酗，食量有节；饮嚼无声，座必正席；饭屑骨刺，毋使狼藉。宴客聚餐，相让举筷。注意微菌，生冷宜戒。鸦片屏绝，纸烟勿吃。耻养于人，自食其力。
　　
　　新生活中之衣
　　衣服章身，礼貌所寄；莫趋时髦，朴素勿耻。式要简便，料选国货；注意经用，主妇自做。洗涤宜勤，缝补残破；拔上鞋跟，扣齐钮颗；穿戴莫歪，体勿赤裸。集会入室，冠帽即脱。被褥常晒，行李轻单。解衣赠友，应恤贫寒。
　　
　　新生活中之住
　　住居有室，创业成家；天伦乐聚，敦睦毋哗。黎明即起，漱口刷牙；剪甲理发，沐浴勤加。建筑取材，必择国产；墙壁勿污，家具从简；窗牖多开，气通光满；爱惜分阴，习劳勿懒。当心火烛，谨慎门户；莫积垃圾，莫留尘土。厨房厕所，尤须净扫；捕鼠灭蝇，通沟清道。和洽邻里，同谋公益；互救灾难，种痘防疫。国有纪念，家扬国旗；敬旗敬国，升降循规。
　　新生活中之行
　　行是走动，行亦作为；举止稳重，步武整齐。乘车搭船，上落莫挤；先让妇孺，老弱扶持。走路靠左，胸部挺起；两目平看，端其听视。拾物还主，相识见礼。遇丧知哀，观火勿喜。喷嚏对人，吐痰在地，任意便溺，皆所禁忌。公共场所，遵守纪律。就位退席，鱼贯出入；莫作吵闹，莫先抢说。闻党国歌，肃然起立。约会守时，做事踏实；应酬戒繁，嫖赌绝迹。①
　　单从这些文字来看，“新生活运动”何尝不值得肯定和鼓吹，这似乎不外乎以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来替代过去的陈规陋习。问题在于，作为一国之主的蒋介石，在国内外双重危机的重压之下，竟有此等时间、精力和闲情来敦促人们践行他所说的这一套文明的生活规范、日常礼仪、卫生习惯。
　　在他看来，这虽是身边细碎的“生活革命”，但却是事关“民族复兴”的要事。要想从根本上强大国家，复兴民族以消弭“内忧外患”，已不在于单纯地强化军事力量，而要从国民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一点一滴重新革新和规范，与军事力量相比，这后者显得更为根本，更为重要。他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亡，军队还只能负一部分责任，最大的责任，还是在社会上负有教育责任的一般人身上！今后我们要建设国家，复兴民族，除发展教育外，再没有旁的根本方法，所以教育乃一种至高无上的救国复兴的根本事业。”②而日常生活教育正是这根本的教育之一。他说，我们要复兴民族，要报仇雪耻，不必讲什么枪械，强大的武力，“就先讲洗冷水脸”③而日本人早晚洗冷水脸，每天都吃冷饭，我们就做不到。
　　正因为此，他亲自发表演说，撰写文章，阐释并拟定这一运动的纲要，包括推行新生活运动的主旨、目的、内容、组织、程序、方法等。亲自担任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要求“省市县会应由省市县中最高行政长官主持之”。
　　可以看出，他对日常生活穿衣戴帽，坐立行走，卫生习惯等细节格外重视，那么，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与一个国家的强弱有何关系呢，蒋介石以另一个集权国家德国为例阐释了这其中的逻辑。他说，“德国也是一个国家，中国也是一个国家，德国没有武力，而能够与各国平等，中国虽有武力，依然不能求得平等，这是什么道理？没有旁的，完全是由于我们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不及人家。”因此，要提高国民的知识道德，“国民知识道德的高下，即文明和野蛮，从什么地方可以表现出来呢？我们要提高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要从什么地方着手呢？这就单讲到一般国民的基本生活，即所谓‘衣、食、住、行’这四项基本生活，包括全部日常生活，是个个人时时刻刻不能离的，一个人或一个国民的精神、思想、知识、道德，统统可以从基本生活的样子，表现出来。”④武力不是决定因素，知识道德是根本因素，而这知识道德又是从日常生活中反映出来，所以，从日常生活着手改变国民是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内在逻辑。当然，军人出身的蒋介石最终还是要将之落实在武力之上，在一个月后的演讲中，他说到“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就是“要使全国国民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上，表现我们中国礼义廉耻固有的道德习惯来达到行动一致的目的”，至于整齐划一，就是“军事化”。①
　　因此，蒋介石推行的新生活运动的“礼义廉耻”看似是一个生活问题，道德问题，习俗问题，实则却是一个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军事问题。而胡适却在看那些不厌其详，不厌其繁的“新生活运动须知”后不理解蒋介石所推行衣食住行的规范与救国，复兴民族，报仇雪耻的关系，他说，“《须知》小册子上的九十六条，不过是一个文明人最低限度的常识生活，那里面并没有什么救国灵方，也不会有什么复兴民族的奇迹。……救国与复兴民族，都得靠知识与技能――都得靠最高等的知识与最高等的技能，和纽扣碗筷的形式绝不相干。……过分夸张这种常识运动的效果，说这就是‘报仇雪耻’的法门，那是要遗笑于世人的。”②而在蒋看来，风俗之影响之大，之广，之深优越于政教。提倡“礼义廉耻”，“使反乎粗野卑陋之行为，求国民生活之艺术化”；“使反乎争盗窃乞之行为，求国民之生活生产化”；“使反乎乱邪昏懦之行为，求国民之生活军事化”。是为问题的实质。
　　更要命的问题在于，所谓的“礼义廉耻”的衡量标准有时异化为蒋所领导的党、国家的利益、方针、命令。与之相合，则礼义廉耻，与之相悖，则无礼无义无廉无耻，或者说，新生活运动正是生活掩护政治，用政治绑架生活的一个运动。
　　要之，蒋介石是通过提倡新生活运动试图塑造出一种守纪律、重秩序、“规规矩矩”、又面貌一新的国民形象，从而化解他的内外交困的危势。
　　回看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对男性形象与气质的塑造无不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等历史大关节、大脉络息息相关。清末民初男性形象转变突出地体现在剪辫这一事件上，而辫子也因而在民族革命气息中赋予了政治涵义，传统的天下观中赋予了文化涵义、中西社会对比中赋予了生活涵义，它的剪除宣示了中国推翻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摆脱了二百六十余年异族的压迫，开始艰难地融入这世界文明大潮之中。在民国建立之后，尤其是一战初期“强弱即曲直”对国人的刺激和启示，无论是官方，还是知识精英，无不推崇尚武精神，并呼吁、鼓励国民练就一付强悍的体格，以此强盛国家，以解救国家于危亡之中。三十年代中国表面上的大一统，当政者蒋介石是通过发动“新生活运动”试图塑造出一种守纪律、重秩序、“规规矩矩”、又面貌一新的国民形象，从而“建设国家，复兴民族”，一方面化解日寇的步步进逼，另一方面控制共产党势力的发展。
　　从这三个历史阶段的三种对男性形象与气质的改造，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的另一侧面。（本文写作得到陈惠芬老师材料上的支持和观点上的指导。）
　　
　　注：
　　①Victoria Sherrow. Encyclopedia of hair： a cultural history， Greenwood press2006， P79.②[美]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①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页。
　　②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③[美]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④鲁迅：《呐喊•风波》，《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页。
　　⑤李异鸣编：《非常事》，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
　　⑥孙中山：《孙中山文集》（上），孟庆鹏编，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⑦王生平：《序言》，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⑧钱穆：《国史大纲》（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48页。
　　⑨《服饰诌议》，《申报》，1911年11月19日，6版。
　　①《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
　　②Victoria Sherrow. Encyclopedia of hair： a cultural history， Greenwood press2006， P82.
　　③钱穆：《国史大纲》（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49页。
　　④钱穆：《晚学盲言》（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2页。
　　⑤钱穆：《晚学盲言》（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页。
　　⑥康有为：《文钞•君与国不相关，不足为轻重存亡论》，转自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3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55页。
　　⑦鲁迅：《呐喊•头发的故事》，《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5页。
　　⑧鲁迅：《花边文学•算账》，《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2页。
　　⑨[美]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
　　⑩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7页。
　　①[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②鲁迅：《呐喊•头发的故事》，《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6页。
　　③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9页。
　　④[美]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⑤[美]葛凯：《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黄振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⑥康有为：《不忍杂志汇编》初集，台北：华文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413页。
　　①转自罗厚立：《国家与世界：五四时代读书人的徘徊》，《南方周末》，2008-6-19，D23版。
　　②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471页。
　　③蒋纬国口述，刘凤翰整理：《蒋纬国口述自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④蒋介石：《中国青年之责任》，《先总统蒋公对青年的训示》，台北：正中书局1986年版，第14页。
　　⑤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①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69页。
　　②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③陈独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1卷5号，张宝明，王中江主编：《回眸》（社会思潮卷），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
　　④刘叔雅：《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新青年》2卷2号，张宝明，王中江主编：《回眸》（社会思潮卷），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98页。
　　⑤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新青年》1卷2号，张宝明，王中江主编：《回眸》（社会思潮卷），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28页。
　　⑥刘叔雅：《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新青年》2卷2号，张宝明，王中江主编：《回眸》（社会思潮卷），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200页。
　　⑦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体育之研究》，《新青年》3卷2号，张宝明，王中江主编：《回眸》（社会思潮卷），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29页。
　　①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刊》第1期，温波：《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运动研究（1934-1935）》，上海：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页。
　　②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492页。
　　③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492页。
　　④张秀章编著：《蒋介石日记揭秘（下）》，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493页。
　　⑤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809-810页。
　　①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刊》第1期，温波：《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运动研究（1934-1935）》，上海：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285页。
　　②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810页。
　　③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811页。
　　④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809页。
　　①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温波：《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运动研究（1934-1935）》，上海：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页。
　　②胡适：《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胡适文集》（第11卷），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页。

推荐访问:中国 近现代 历史进程 男性形象、气质与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 气质与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 中国男装的过去现状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