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寺院经济的缩影]法门寺老寺院

　　原始佛教本与钱财无关，但传入中国后境况却大不相同了。唐睿宗时，一位右台殿中侍御史描述佛寺占有社会财富的情况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在当代中国，佛教寺庙又纷纷“金光闪闪”。
　　
　　四月底的关中，正是天气最好的时候，田野里弥漫着麦苗的绿色和油菜花的金色，还间或伴有灿烂的桃花。而在巴士过了扶风县城没多远，另一种金色在远处张扬开来，司机也提醒乘客：法门寺就要到了。
　　但是这片金色的建筑却并非法门寺，虽然其名称叫“法门寺文化景区”。
　　记者登上法门镇一处建筑物顶点从空中看去，“法门寺文化景区”像是一条巨大的金念珠，如果把法门镇比作一个人形，法门寺就是这个人的头部，这条金念珠则扣在法门寺上面，并罩住了整个法门镇，一直垂到南面的田野中。
　　为了这个景区，法门镇拆除了8万多平方米的建筑，拆迁户几乎占到全镇非农业居民的一半，此外还有数十亿的投资。――此前曾有媒体报道“陕西法门寺耗资50亿元人民币，修建专门供奉佛祖真身舍利的合十舍利塔”，此后陕西省宗教局副局长张宁刚辟谣说整个投资只有20亿元左右。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公司总经理刘兵则表示，法门寺文化景区一期投资在25亿左右，两期总投资为45亿。
　　位于景区中心的是由台湾著名建筑设计家李祖原策划设计的合十合利塔，塔高148米，相当于50层楼高。2009年5月9日，“佛教圣地法门寺合十舍利塔落成暨佛指合利安奉大典”将隆重举行。届时，将有海内外高僧大德、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知名人士、旅游界代表和佛教信众约3万人出席。这个隋唐的皇家寺院将迎来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庆典。
　　
　　难以超脱红尘的寺院
　　
　　合利塔的南端是一个可容纳10万人的广场，然后经由15D0米的佛光大道可步行到达南边的山门广场。在这半个多小时的步行路程中，除了法门寺南门一段为铁栅栏外，都是连绵的高大红色围墙，等到整个景区建成，包括现在独立运作的法门寺和法门珍宝馆都要被圈进这个围墙当中。景区管理人员告诉记者，5月8日整个区域就要全部封闭。
　　此前的3月20日，因为开发商搭建围墙堵塞了法门寺东侧的机动车出入通道，使得寺内的放生法会无法正常进行，引发了寺庙僧人的不满，数十名僧侣和施工人员发生冲突，推倒了围墙。法门寺一度发布《法门寺暂时关闭公告》称：“由于法门文化景区建设有限公司在有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强行在法门寺山门口砌围墙，设门卖高额门票，连寺院内部用车出人通道也要封闭，法门寺依法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决定暂时关闭山门。”事后经过政府的紧急协调，开发商道歉称是施工人员“理解错误”，不再搭建围墙，法门寺则于次日重新开放。
　　一个月后，记者在法门寺采访时，有关方面都不愿再提起此次冲突。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说，法门寺和法门镇宝馆都不愿意实行一票制，在政府协调下法门寺勉强接受了，并且和景区初步达成了协议，但是珍宝馆和景区还没有达成一致，因此三方协议就一直没有生效，开发商为了赶进度就想先把寺庙周围的围墙先建好，因此引发了冲突。后来协调的结果是，以后农历初一、十五和寺庙有重大节庆时，持本寺皈依证的信徒可以免票进入。
　　“但事实上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这位人士介绍说，比如佛骨舍利现在是由法门寺委托公安部门管理，但是合利塔竣工后没有通过公安验收，舍利到底怎么存放还属于未知数，将来开光后寺庙要对有关佛教礼仪进行监管，要派出僧人入住进去，这个协议也还没有达成。
　　对于协议中门票收入分配的问题，这位人士表示并不是很清楚，“据说要优先还贷款。”
　　在凤凰网进行的网络调查中，80％以上的网民都对法门寺的“推墙”表示支持，并且反对对寺庙进行商业开发。
　　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佛教寺院当然无法和经济脱离关系，但是寺院直接涉足经济活动，却是佛教传人中国以后才有的现象。在原始佛教时期，出家僧侣严格遵守不经营、不持有财物的戒律，每日食时到城中乞食。现在在东南亚的南传佛教国家，基本上仍保持了这个传统。
　　但是佛教传人中国后，却遇到了不同的社会环境，在较寒冷的北方一日只吃一顿饭已经较难做到，而且汉族文化传统中认为乞食是卑贱的行为，许多信徒更愿意布施财物乃至土地给寺庙，再加上一些戒律的翻译滞后于佛教的传人，因此佛教团体在中国的发展渐渐产生了不同于印度的传统，除了极少数严守小乘戒律的僧人外，绝大多数寺院乃至僧侣个人都不再靠乞食为生，并且主动参与经济活动来获得从事各种佛教活动的资金。
　　纵观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其经济形态也有着不同的阶段。在刚传人中原的时候，佛教僧人以外来的胡僧为主，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僧团，其生活主要靠官方和官僚贵族的供养，佛教场所之所以称为“寺”，就是因为接待第一批外来僧人的“招待所”被仿照鸿胪寺命名为“白马寺”。
　　两晋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佛教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时代的动荡加上部分统治者的鼓励，使得寺院数目和出家僧众人数都急剧增加，也出现了许多规模较大的寺院。这些寺院开始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其财富以田产为主，大致有以下几个来源。一是朝廷勒赐，二是官僚豪富的捐献，或是他们自带部分田产建置寺院，招集僧徒，耕种土地。三是城市寺院兼有经营活动，有的经营工商杂业，有的开当铺。
　　唐初，开始实行均田制，僧人给田三十亩，女尼给田二十亩。朝廷正式承认了寺院经济属于社会经济的一种成分，寺院的免役免赋等特权也保留下来了，所以寺院经济急剧膨胀。据日本僧人圆仁在《人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山东长白山醴泉寺有庄园十五所，广东的南华寺也有山田千顷。右台殿中侍御史辛替否在描述唐睿宗时佛寺占有社会财富的情况时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
　　法门寺所在的长安地区，是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宗教中心，包括法门寺在内的许多寺庙，都是主要依靠皇家供养生存。比如西安的大兴善寺，是隋文帝开始建设新长安城(当时称大兴城)时就在“九五之位”同时规划、同时施工的，大雁塔所在的大慈恩寺，则是当时的太子李治为了替去世的母后祈福而出资建立，并钦赐给玄奘作为道场。
　　法门寺作为佛指舍利的所在地，也同样是在皇家的荫护之下。唐代200多年间，先后有高宗、武后、中宗、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和僖宗八位皇帝六迎二送供养佛指合利。每次迎送声势浩大，朝野轰动，皇帝顶礼膜拜，等级之高，绝无仅有。在法门寺门口的宣传板上，还记载着20年来重要领导人和外国政治家到这里参访的情形，一次，当时的住持还对某前领导人说：“唐代有八位皇帝来过这里，您就是第九位了!”
　　庄园式的寺院经济的发展，是中国佛教宗派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只有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才能为创造发达的佛教哲学体系提供丰富的学术资料和学术条件，并 使这种学术水平持续下去并不断发展。一个独立的寺院经济，也产生了类似家族的“传法继承”关系，并形成比较稳固的、有独立性格的教团。所以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都诞生在隋唐时期，其中多数诞生在长安的官方寺院里。
　　但是寺院经济的膨胀也对世俗统治势力构成了一种挑战，历史上的“三武一宗灭佛”，除了佛道之争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对财富控制的争夺，灭佛的重要举措就是让出家人还俗成为纳税人，将寺院的土地收归国有，将佛像融化铸造铜钱。
　　就是在大型寺院发展的黄金时期，也存在着大量的民间简陋寺院，大大超过了国立寺院的数量。它们大都处于山乡僻野，多由各类逃亡的流民组成，可以称为“灰色”寺院。也就是在这样的民间寺院里诞生了以六祖慧能为代表的中国禅宗。经过多次“灭佛”后，其他佛教宗派都一蹶不振，只有植根民间的禅宗一枝独秀。禅宗寺院经济形式以农禅经济为特色，主张僧人亲自参加农业生产，“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即使有雇工、开店等经营活动，也都是独立进行，极少依附朝廷资助和豪富的布施，这就使得其对官方的依附性更弱。
　　在明清时期，中国佛教整体进入了衰微期，寺院经济也繁华不再，除了土地和信徒供养外，一些寺院更靠念经忏、放焰口等法事获得收入，而且寺产私人化的陋习也成为积弊。20世纪初期，太虚大师提倡佛教改革时，就把“教产改革”列为三大内容之一，可惜没有能够落实。
　　文革期间佛教经历了一系列浩劫，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宗教自由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一些被没收的寺院又归还给佛教界，但是很多都已经是千痊百孔。为了在这个基础上重建佛教，许多寺院都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来增加经济收入。少林寺无疑是这其中走得较早也是走得最远的一个。也因为此，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成了最具知名度以及争议最大的僧人，被冠以“博士、CEO、MBO、政治和尚、精英和尚”等一系列头衔。
　　释永信的一位皈依弟子对记者说，许多事情不能算到释永信头上，“师父最开始也就是要解决僧众的基本生活，然后能把几十年毁掉的重建起来。后来越做越大，也就身不由己了，他的文化程度不是很高，很多业务上的东西都是交给几个台湾来的有经验的信徒打理。再加上后来政府、周围的村民都参与进来，就更复杂了。”
　　
　　门票与围墙
　　
　　无疑，当地政府对于少林寺的“经济发展”是持欢迎态度的，所以才会有奖励宝马的举动。而且欢迎少林寺的还不仅是河南当地政府。去年11月，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政府和少林寺签署协议，让少林寺“托管”当地的四座寺庙。
　　对这次“扩张”，释永信说：“少林寺的管理模式核心是重文化、重教育、重地缘、重慈善，禅修与武术并重等，少林僧人的人驻将为当地带来精神文化，提升知名度，带来人气。”而官渡区区长刘跃进则直言不讳地说：目的是利用少林寺这一全国著名品牌及少林寺成功的管理模式，为官渡聚拢人气，促进经济繁荣。
　　利用佛教来发展经济，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偏爱，山东省汶上县是国家级贫困县，1995年发现了佛牙舍利，地方政府投资2亿多元打造了占地1200多亩的中都佛苑景区，包括宝相寺最区、150米宽的礼佛大道等等。而江西某贫困县为了投资建寺庙甚至扣发全县公务员的工资。近年来又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号称发现各式各样的“合利”，然后开始投资修建各式各样的佛教文化景区，这被许多人讽刺为“借圣地变胜地”。
　　如果少林寺是寺庙自发经营的典范，因第二次世界佛教论坛而更知名的无锡灵山则是政府+商业运作的典型。这个在佛教史上本来默默无闻的地方，从兴建88米灵山大佛开始，到现在梵官落成，借助持续的运作和宣传，已经被称为“100年来最大的新佛教圣地”，这背后同样是政府的强力运作，数十亿的投资，还有已经被围在一个小角落的祥符禅寺。位于佛教发达的江浙地区，灵山无疑有着更大的财源，第三次佛教论坛结束的次日，这里曾一度涌入近十万名游客。
　　就在地方政府看到了金光闪闪的佛像的经济价值的时候，中国逐步进入了社会大转型的时期，民众对宗教信仰的需求大大增加，中央政府也渐渐认识到了宗教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但要发挥这种作用，显然更多的是要靠人的因素而非钱的因素。过多的经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接触和了解佛教。比如，与一些佛教、道教圣地高额的门票相对的是，国内所有的天主教、基督教教堂包括一些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内，都是完全免费开放的。
　　早在2004年，作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就曾递交两份议案，主旨为如何更好开放佛教寺院，希望能免除寺院门票。当时他曾表示：包括少林寺在内，目前我国主要佛教活动场所周边都被有关旅游管理部门开发为旅游景区，并收取门票，而一些地区把许多和佛教活动场所无任何关联，甚至是游客都不感冒的商业项目强行列入到所谓的联票当中去，引起了普遍反感。
　　时至今日，少林寺的门票仍然以“嵩山少林景区通票”形式收取着，门票价格100元，包括少林寺、塔林、武术表演、三皇寨、初祖庵、二祖庵、十方禅院、达摩洞共8个景点，事实上，一日游的游客很少把这8个景点全部去完的。
　　对于佛教寺庙取消门票，法门寺监院贤空法师深表赞同。“从历史上看，古代的佛教寺庙都没有门票一说，寺庙买门票是当代才有的事，”他对《世界博览》杂志记者说，“从世界上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宗教活动场所都是没有门票的，在国内看，其他宗教的活动场所也是没有门票的，为什么佛教寺庙要卖门票呢?”
　　“其实就是在中国佛教内部，卖门票的寺庙也是少数。”他强调说，“像学诚法师任方丈的其他寺院都取消门票了，陕西这么多寺庙，现在收门票的也只有大雁塔和法门寺。如果说之前30年许多寺庙收门票是为了获得重建的资金，现在佛教的发展应该进入以培养人才为重心的时期，再收门票就弊大于利了。”
　　贤空法师承认，现在门票收入在法门寺的收入中占到很大比例，但是他说，假设明天就可以取消门票，“出家人从来也不会饿死的。”
　　“佛法讲不度无缘之人，但不能不度无钱之人，”他说，“收门票就关闭了许多人接触佛教、了解佛教文化的大门。何况佛教的寺庙本来就是属于众生的。”
　　但是他也无奈地表示，虽然现在门票是寺院自己收的，收不收却不是寺院能决定。“就算我们自己不收了，别人在外面砌道墙，还是一样地收，你有什么办法?”他似乎有感而发地说。
　　确实，现在的寺院经济与历史上一样无法完全超脱红尘，也无法真正独立自主，而且像法门寺、大雁塔这样的寺院还面临着古代寺院所没有的问题，宗教、文物、旅游等部门都对其有管理权。在一些地方"如北京灵光寺、镇江焦山寺，寺庙更是被公园包围在中间，如同将来的法门寺。
　　据悉，法门寺文化景区开放后也将实行通票制，将目前的法门寺、法门珍宝馆都纳 入其中，一票游览三处，通票价格初步定为180元，比目前两处门票的总和还要高出一倍多。而且，现在法门寺的门票是单独出售的，实行通票意味着如果仅仅是要到法门寺参拜，也要先购买180元的门票。
　　
　　曲江奇迹的复制
　　
　　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义初曾在去年建议取消少林寺等寺庙的门票，据他研究，在旅游业发达国家，景区门票、住宿、路费仅占总支出的30％，其余70％为娱乐、餐饮、购物等方面，但在我国，游客的旅游消费支出结构刚好颠倒，景区门票、住宿、路费的开支占总支出的70％左右。旅游完全变成了“门票经济”。
　　而对法门寺景区而言，则基本上是靠门票收入。法门寺距西安118公里，走高速公路一个多小时可以到达，这个距离近到半天可以来回，远到属于两个地区，中间还隔着一个咸阳市，而附近又没有其他可以串起来的景区。所以游客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除了门票和一顿午饭外，只把身影留在了法门，食宿购物都留在了西安，虽然东线一日游的兵马俑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那里毕竟属于西安市。
　　据记者在法门镇观察，每日中午为旅游高峰，游客络绎不绝，而下午1点以后游客就开始大幅减少，到了下午4点西安的最后一班旅游车返回以后，一直到次日上午，就完全没有了游客的踪影。
　　在法门寺南门经营西府小吃店的老板娘对记者表示，“这几年来玩的人越来越多，但留不住，一到下午就没人了。我们饭店都是只做一顿午饭，2点就打烊，服务员就都回家了。”
　　而在法门镇上，除了家庭小旅社外，略具规模的旅馆只有水利招待所一家，现在里面住满了法门寺文化景区施工的人员，几乎没有游客。曾经是镇上最好宾馆的富莱花园酒店，已经停业很久，现在则是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公司的办公场所。
　　据法门寺文化景区建设公司总经理刘兵向记者介绍，法门寺景区除了东区即佛文化展示区，还将建设4平方公里的西区，其中规划建设星级酒店、大剧院、购物一条街等，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包括休闲、娱乐、佛文化体验等多种旅游配套设施，成为法门寺文化景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乃至西安西线游的一个中心，目的就是让游客不再“上车睡觉，下车看庙”。
　　在采访中，许多私营商户都表示，期待新景区建成后能带来大量的客流，但也有人表达另一种担心：现在法门服务游客的商户都集中在法门寺南门的街上，如果将来实行“一票制”后游客都从文化景区南门进入，无疑将大大减少法门寺南门外的客流。
　　扶风县多年来也一直努力开发境内其他旅游景点，去年的旅游规划中就提出了周原周文化园区、建设野河山生态旅游景区、关中风情园民俗民间文化旅游、县城城区游、斑马纪念馆寻根文化旅游等设想，但是在历史文化沉淀极其厚重的大西安地区，这些恐怕都很难有很强的吸引力。现在当地旅游部门的工作重点就是法门寺和周原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如果能申遗成功，周原至少能做起来，”县旅游局的负责人说。
　　而法门寺文化景区，则“基本上是省里负责，县里管不了”。在法门镇的入口，就可以看到“曲江新区全力打造法门寺文化景区”的巨幅广告牌，以致有些游客产生误解。记者第一次乘车到这里时，车上就有乘客质疑；“不是到宝鸡的法门寺吗，怎么到曲江了?你们是不是假景点的黑车?”
　　现在，法门寺文化景区的建设工作由西安市副市长、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段先念主管，建设公司的负责人则是曲江管委会副主任刘兵。房地产商出身的段先念，1996年回西安开始曲江开发，从大雁塔(正是陕西另一家收门票的寺院)、大唐芙蓉园到后来的大明宫景区，现在的曲江影视基地，创造了用文化产业带动整个区域开发的曲江奇迹。
　　现在，已经升任副市长的段先念又受省里委托来负责法门寺景区的开发。刘兵表示，根据曲江开发的经验，实施重大工程带动战略，往往有助于提升文化产业水准，有助于短期内拉动文化内需。“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文化复兴，所以21世纪也会是中国文化复兴、文化产业大发展的世纪，而佛教文化的弘扬无疑是这个过程重要的一部分。”
　　刘兵向记者介绍，曲江新区管委会针对法门寺景区的特点，采取开发公司、地方政府、宗教部门三位一体的合作开发模式，做到既功能多样，又突出佛教文化的主题。“我们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为佛做事，做佛的事。”他说，在整个开发过程中，他们都非常尊重宗教部门和法门寺的意见，在涉及佛教仪轨的地方都由法门寺来全面把关，在各个方面都做到庄严吉祥。
　　为了法门寺景区开发，刘兵也学习了许多佛教知识，成了半个佛教史专家，说起长安的寺院来更是如数家珍。他监制的记录片《法门寺》在凤凰卫视播出后，也取得了很大反响。
　　曲江奇迹是否能在这里复制?一位参加过研讨的专家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法门寺高峰期每天客流也不过2000人左右，按每人180元，一年的门票收入也不会到1亿元，少林寺目前门票收入每年也只有6000万，扣除各种成本得数十年才能收回成本。
　　但是刘兵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他认为，不能仅仅从门票来判断收入，法门寺的开发必将对法门镇周边乃至整个陕西地区带来巨大的辐射作用。新建法门寺文化景区，每年可为陕西带来200万游客，这将为陕西交通运输、旅游住宿以及购物消费等行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收入，合理优化产业经济结构，形成产业优势。
　　据他估算，法门寺文化景区首期投资，将产生约5万个就业机会，待第三阶段投入完成累计投资后，最终将产生17万个就业机会。未来十年间，法门寺文化景区将给陕西带来145亿美元的经济收入，约合人民币1000亿元，这也将成为陕西经济高速增长的助推器。
　　法门寺文化景区的开发能取得多大的经济效益，也许几年后就可以得出结论。而更难定论的一个问题是：这种伴随着经济繁荣的复兴究竟会给佛教带来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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