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行为与文化笔记 文学批评与文化心理

　　摘要：诺斯罗普・弗莱是加拿大乃至整个北美最富盛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他对加拿大文学与文化的评论始终贯穿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之中，并与其理论形成相互呼应。唇齿相依的态势。本文通过分析弗莱对加拿大文学与文化的评论，尝试阐释不同时期弗莱对加拿大评论的侧重，展现其对加拿大文学及文化认识的循序渐进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诺斯罗普・弗莱；文学与文化；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6－0284－07
　　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是加拿大乃至整个北美最富盛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他所撰写的《可怕的对称：威廉・布菜克研究》、《批评的剖析：论文四篇》、《伟大的密码：(圣经)与文学》和《有力的词语：(圣经与文学)续编》等诸多著作得到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追捧，与之相关的研究文献更可谓是浩如烟海。“根据当代弗莱研究的权威性学者罗伯特・丹纳姆(Robert Denham)考证，从各国学者对弗莱以及其著述的引用和评论来看，他的地位应当排在马克思、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列宁、柏拉图、弗洛伊德和罗兰・巴尔特之后，是一位高踞于自己的时代之上的伟人，他应当被当作一位划时代的思想家来研究。”然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在弗莱理论形成的过程中，被称为重要的“田野调查”的加拿大文学评论，却并没有得到批评家们的青睐，相关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与对弗莱其它领域的研究形成鲜明的对比。事实上，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弗莱对加拿大文学与文化的评论始终贯穿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之中，并与其理论形成相互呼应，唇齿相依的态势。
　　通常情况下，学界把弗莱对加拿大文学的评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38－1950年，共有33篇关于加拿大绘画、诗歌和小说的随笔和评论，大多发表在《加拿大论坛》中。第二个阶段的文学评论主要发表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十年间，弗莱每一年都为《多伦多大学季刊》的“加拿大文学”专栏撰写一篇加拿大诗歌年鉴。这些评论不仅是弗莱对加拿大文学评论中最重要的部分，也使其见证了加拿大诗歌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是1960－1990年。这一时期弗莱的研究领域从加拿大文学拓展到对历史、文化和未来的探索。在加拿大文学上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评论而是致力于对加拿大文化生活的评注工作。本文通过分析这三个阶段的评论，尝试阐释不同时期弗莱对加拿大文学与文化评论的侧重，展现其对加拿大文学批评的循序渐进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文学传统：现代性与本土性之争
　　比起汗牛充栋的美国文学研究，加拿大文学一直处于被人冷落的尴尬地位。建立文学传统成为加拿大文人最为迫切的愿望。弗莱在第一时期发表的众多加拿大文学评论中也做出了同样的努力。其中，以1943年和1946年发表于《加拿大论坛》中的两篇文章《加拿大及其诗歌》和《加拿大英语诗歌的叙事传统》最具有代表性。
　　阿瑟・詹姆斯-史密斯(Arthur James Smith)是加拿大现代著名诗人，并长期从事加拿大文学作品的编辑和评价工作。学界对他的这项工作一向给予高度评价，“诗人伯尼曾经说过：作为一位编选者，他并不是信手拈来，他的才学与智慧使他能确定编选类型，并根据诗的题材和主题来分门别类进行选择。所编选的诗歌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和深刻的意境。”除此之外，作为加拿大现代诗歌运动的先驱，史密斯也积极倡导加拿大文学应该摒弃单一的本土元素，投入到国际现代主义大潮中，运用现代诗歌的技巧和观念为本土文学注入新鲜的活力。其目的，并非是想让加拿大诗人去模仿艾略特等现代诗人，而是要让他们去取得相等的艺术水平和重要地位，从而建立加拿大自己的文学传统。他在1943年编辑出版的名为《加拿大诗歌集》的序言中提出了“本土作家”和“世界作家”的差异，在肯定兰普曼(Archibald Lampman)、斯科特(Duncan CampbeH ScoR)和普拉特(E.J.Pratt)的优秀作品的同时，反对“动辄就写枫叶和海狸的那种太在意自我的假民族主义。他的抱怨并不完全指责加拿大是一潭死水，而是提议这潭静止的水需要与流满新鲜活水的溪流相接以活力恢复。”这一观点得到了他的拥护者弗莱的继承和发展。在同年发表的论文《加拿大及其诗歌》中，弗莱高度评价了史密斯的这本诗集，并对众多影响加拿大文学发展的本土因素进行了一一批判。首先，他认为加拿大的独特气质并不能仅仅依赖于本土元素，“一个整天以森林、草原、雪和北方的高地为题材的加拿大诗人，并不比整天以十四行诗和袋鼠为题的澳大利亚诗人更有说服力”。而一个爱国主义诗人写出这个国家给予他的最直接的感受，要比时刻不忘歌颂祖国有感染力得多。像史密斯坚持反对加拿大各种形式的狭隘，如清教徒、地方主义和殖民主义一样，弗莱认为，造成大量平庸诗歌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加拿大曾经被殖民的历史。“殖民统治对加拿大来说，使其想象力根基冻伤，并由此产生了所谓的拘谨，这里我并非指两性方面的保守，而是本能的去寻找一种约定俗成或平凡的表达方式。”但这种方式对文学的发展并没有建设性的帮助，以加拿大法裔文学为例，为了防止文化“被殖民”，魁北克地区的“所有人都以孩子的方式说祷告词、热爱他们的土地、讲述民间故事、吟唱歌谣”，以求保存其原有的本土元素，最终却也只让魁北克省沦为旅游观光地区。除去客观历史因素，弗莱还提到了极为流行的两种谬论，同时也是禁锢加拿大诗歌发展的重要因素。首先，很多人认为加拿大作为新兴国家，发展文学并非首要任务。一个国家文学的发展应该建立在经济极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对于这一观点，弗莱尖锐地指出“只有那些生活在现代城市中，总是腰酸背痛、半死不活的城市人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实际上，加拿大并非年轻的国家，它现代化的发展时间和其他欧美发达国家基本持平，而早在欧洲人进入北美大陆之前，印第安人的部落中就已经开始通过神话、诗歌、图腾等方式来记录当时的生产生活。第二种谬论是关于加拿大想象力方面的，即认为诗人创作诗歌的灵感应该来源于第一手资料，要真正走到田间体验花香，而不是把眼光放在书本上，从而毁坏诗人视觉的新鲜感。弗莱对这一观点的反驳并非仅仅针对加拿大文学。实际上在他后来更为庞大的理论体系中，他就不止一次地提到文学并非来源于生活，“所有伟大的诗歌都是从厚重的无止境的学习和阅读中得来的”，文学需要在整个文学传统的大框架下进行考量。和美国相比，加拿大本土并没有产生过任何形式的革命运动，可以让他们有机会切断与欧洲文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建造自己的文学传统。“欧洲的历史对加拿大来说，就像一个万花筒一样炫目多彩，并无法确定其形状和意义，但却以其繁杂的形式，深深地、带有一丝嘲讽地潜伏在加拿大文化之中。”加拿大文学既要发展本土性文学，从而减轻欧洲文学对自身的影响，又无法不参与到现代文学的发展大潮中，在世界文坛中谋取一席之地的矛盾心理在加拿大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 　　关于加拿大与欧洲文学传统的关系问题，弗莱在1946年的《加拿大英语诗歌的叙述传统》一文中做出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他开篇便提出了加拿大文学因为受到上千年的欧洲语言文化的影响而无法改头换面，从而建立自身的文学传统，但与此同时又不能忽视欧洲传统那个文学给予的影响。虽然加拿大的经济发达程度始终都与西方国家保持步调一致，但文学却始终恪守古欧洲的文学传统。追溯其特征源头，可能要回到比乔叟还要早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这样原始的文学特征难免会在二十世纪的社会生活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正如弗莱所说：“这些特征与古英语文学的特征如此相似，却反映了原始与高度文明之间矛盾的紧张状态”。由于浪漫主义盛行一时，加拿大文学这种仿佛是“历史倒退”的文学特征无法得到批评家们的认同。对此，弗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英语文学早期的形式要比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吟唱和二十世纪的形而上学更适合加拿大文学的主题。加拿大文学继承了英语早期文学大量使用叙事诗写作的特点，但是由于英语文学史中并没有一套完整的叙事诗传统，迫使加拿大诗人们通过对神灵的虔诚、对自然的敬畏、对巨大甚至可怕事物的描述等形式来填补自身文学传统中的空白。在文章的结尾，弗莱再次重申了现代性与本土性的问题。他认为“加拿大诗人对加拿大的印象已经由人们共同直面自然的先驱性国家发展到一个定居的、文明的、在国际秩序下并开始考虑社会精神文明的现代性国家”，尊重并发展文学的叙事传统并不意味着要过分地排斥新兴事物。新形式的现代元素加入到加拿大文学中将会对恢复公众对诗歌的尊重和加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神话：文学的原型批评
　　1950年左右，弗莱在完成了《可怕的对称：威廉・布莱克研究》之后，便着手开始了他的第二本书――让他从此享誉国际的《批评的剖析》的撰写工作。在此期间，他应《多伦大学季刊》主编麦克吉利夫瑞(J.R.MacGillivray)的邀请，为《多伦多大学季刊》“加拿大文学”专栏写了十年的诗歌评论。在这十年里，弗莱认为自己“对加拿大文化所处的时间及空间的背景获得了一定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评论形成了一组‘实地考察’，构成了[他]更为广泛的批评观点的一部分，既修正了一些看法，又加深了另一些看法。”换句话说，弗莱是通过对加拿大文学的评论为自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作了一番“田野调查”，不仅论证了其理论的正确性，也为加拿大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
　　弗莱把神话定义为“具有一种特殊社会功能的故事、叙事或情节”，是一切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潜伏在文本之中，潜移默化地给予读者对文学作品的主题和内涵更深层次的理解。在诗歌产生的过程中，“神话为作家提供一个现成的十分古老的框架，使作家得以穷竭心计地去巧妙编织其中的图案”，但无论细节如何变化，每一部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某些特定的神话，透过对作品内容的具体变化去抽取抽象普遍的内在联系，从而展现文学传统的制约力量。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神话一原型的抽取，将文学史中单部作品连接起来，展示一个国家的文学，乃至整个人类文学史的内在联系。正如弗菜所说“诗人如果是思想家(要记住，诗人是用隐喻和意象而不是用命题进行思考的)，有深深关注人类起源、命运或愿望等问题，――关注文学所能表达的更广阔范围内的事情――那么，他们都会发现几乎任何一个文学主题都与某个神话不谋而合。因此才有如此众多的出类拔萃的诗人运用史诗及包罗万象的形式，创作出大批明显具有神话属性的气势磅礴的诗篇”。虽然弗莱本人并没有意图像人们有时所暗示的那样，成为一个文学批评领袖，权威性地指定用神话手法来创作诗歌。但实际上，他在这一时期的评论中，一直就在用这一标尺来评判加拿大文学作品的优劣。他指出“神话是诗歌不可取代的语言之一，大部分英语诗人，包括现在最出色的诗人，都被要求和希望有一个深层次的深化知识系统”。但与此同时，神话并非诗歌的绝对组成部分，而是读者在阅读诗人作品的时候，一把打开诗人内心真正想法的金钥匙。也就是说，神话一原型批评并非要诗人在诗歌中直接书写神话，而是要通过简练的隐喻和暗喻，通过读者对诗歌的心领神会以及个人的知识背景，自然而然地回想到某一个神话或传说，从而加深诗歌本身的内涵及外延。例如在1957年的评论中，他不无失望地指出，对于诗歌创作来说，这一年的优秀作品并不多，仅有一首麦克弗森小姐(Jay Macpherson)的《船夫》(Boatnlan)是他的加拿大诗歌书架中比较有吸引力的一本。他赞扬麦克弗森小姐的诗集计划周密且整齐划一，肯定其大量运用诸如大洋女神欧律诺墨，耶稣信徒抹大拉的马利亚、圣经故事中的诺亚方舟和所罗门之歌的新娘等神话形象来暗示诗中的启示意义。
　　弗莱在这一时期所做出的努力，在加拿大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他把神话一原型批评方法植入加拿大文学批评中，直接促使一批加拿大“神话诗人”的出现，“他们通过刻意运用神话与原型，作为一种诗歌的构建基础，甚至是作为他们诗歌的主要题材”。这些“神话诗人”的出现不仅把加拿大文学中心从蒙特利尔转移到了多伦多，也不断地将神话一原型理论运用到加拿大历史和文化的描绘中去，进一步拓展了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在加拿大文学中的实践。
　　三、文学与“戍边”文化心理
　　地域文化作为与民族性浑融一体的传统成分，对文学具有重要的指向作用，弗莱对加拿大评论的第三个阶段，侧重点由文学转移到了对加拿大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关注。这一时期的论文多达50篇，跨越将近30个年头，不仅涉及加拿大英语文学文化，更包括了法语及少数族裔文化等众多领域，是弗莱对加拿大文学研究和探索后的进一步沉淀和升华。弗莱认为“加拿大人最初就已经习惯于认定自己为身份难以确定，有着让人困惑的过去和碰运气的未来的国家公民”，而在其文化发展过程中“清教徒的清规戒律，拓荒者的生活，‘一个来临得太晚的时代、寒冷的气候或无情的岁月’――这些也许都是构成加拿大文化的重要因素或条件，有助于说明这种文化的特有性质”。由此看来，讨论加拿大文化发展中的影响因素，是理清弗菜对加拿大文化观点的有效办法。
　　说起加拿大文化特色的形成源头，就不得不从它与英国、美国之间的文化关系开始说起。对加拿大人来说，最初的英国是作为一种传统的象征而存在的。但是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对加拿大事务始终不是十分热衷，甚至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也都认为加拿大只不过是供流放刑事犯人的地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英帝国的日渐衰退，加拿大人开始逐渐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强调自身国家主权的重要地位，英国对其的关注度也逐渐有所回升。即便如此，加拿大人仍旧对英国当年对殖民事务的冷淡态度耿耿于怀。那些早期移民加拿大的英国保守党人士因此也逐渐附着上了强烈的激进思想。这种激进的国民性格一直作用于加拿大的文化发展过程。而关于与美国的关系，就相对简单得多。弗莱认为“加拿大对美国的态度是典型的小国对待一个大得多的邻国的态度，分享着后 者的物质文明，但又急于想避免威慑这一庞大帝国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不同于对英国的不满情绪，加拿大多半是采取双方利益兼顾的妥协和权宜之计来解决与美国产生的争端。与英美两国错综复杂的文化关联，使加拿大在自身文化生成初期形成了“两种情绪的更迭，一种是罗曼蒂克、拘于传统及理想主义的，另一种则精明机灵、见微知著又诙谐幽默”的，甚至在国民意识中对国家发展的憧憬也同样是飘忽不定，时而“沾沾自喜”，时而又“妄自菲薄”。
　　自然环境对加拿大的文化形成同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加拿大虽然幅员辽阔、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二位，但从地理环境上讲，它并没有明显的海岸线，从欧洲坐船便可沿着“劳伦斯轴线”长驱直入，这对加拿大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早期殖民者就是沿着这条航线进入加拿大，以经营毛皮等原材料生意为生。由于长期属于英国的商业殖民地，加拿大人已经习惯于以原材料供给地自居，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文化的发展。这种深信“总部”永远是设在别的国家的意识，最终导致了强烈的文化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反映在文学想象力上就是人们会一直为加拿大没有出现真正经典的小说或诗歌寻找各种借口，比如加拿大还是年轻的国家，物质文明的发展还不足以发展文学等等。对于这一问题，弗莱在加拿大文学评论初期就已经做出过反驳，在此不再赘述。自然环境的作用其实还远不止此，由于加拿大人口稀少、国土辽阔，再小的一个居民群落的人们都会产生驻防边界心理，即“戍边文化”心理。他们“随时保持警惕，防范可能遭受的攻击，从而使人们无暇顾及去培养为发展文化所必需的灵活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上的拘谨在加拿大文化中也有所显露，即所谓的文化上的爱国主义。弗莱并不赞同盲目的爱国主义。他认为爱国主义通常意味着侵略，和十九世纪的沙文主义和二十世纪的第三世界革命极其类似。而文化只是要在众多支流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并非到处树敌。而对加拿大本身来说，它的文化的发展并非是国家性的，而是由一系列区域性文化组成的总体文化。没有一个单一的地区文化可以代表加拿大，正如弗莱所说，“加拿大是被两种人建立的，没有人能够说出百分之百的加拿大是什么样，因此这种分化的韵律成为加拿大文化发展的重要空间。”
　　1990年10月，也就是弗莱病逝三个月前，他发表了一篇名为《加拿大文化发展》的文章。他在文章中为文化一词做出了很好的阐释――文化“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表现为一个社会的饮食和衣着习惯，及该社会的行为规范。英国的酒吧和法国的酒馆就反映了两种文化在这类生活方式上的差别。其次，文化是主要通过共同语言流传下来并为人民共同拥有的历史回忆与风俗习惯。第三，文化还表现为一个社会所真正创造的东西，如文学、音乐、建筑、科学、学术成就以及应用工艺美术等”。而对于加拿大文化来说，由于与英美两国盘根错节的文化渊源，它在生活方式上几乎无法辨认其自身特征。可是即便是同样使用英语或是法语作为生活语言，加拿大自身的文化特征又与英美国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它夹在曾经的大英帝国和如今的美国霸主之间，形成了拥有着时而愤愤不平，时而世故圆滑的矛盾性格。此外由于受到不可忽视的自然环境的影响，加拿大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戍边”的文化特色，即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隔阂。
　　作为加拿大文学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无论是最初的现代性与本土性之争，还是为加拿大文学评论建构批评标准的神话一原型理论，以及后期对加拿大人“戍边”文化心理的关注，弗莱为加拿大文学与文化发展所做出的努力无疑都将为后人研究加拿大提供重要的线索和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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