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五卅运动中的梁启超】

　　摘 要：晚年梁启超依然在文化活动与政治事业之间徘徊。五卅事件的爆发，为梁启超提供了表达政见的机会。他发表了大量文章，系统阐述了对于解决事件的看法。梁启超建议组织“调查委员会”，主张缩小抗争战线，反对大规模的学生罢课，但这些文章无一例外地遭遇了大范围的攻击，梁氏身陷舆论重围。在对梁启超的批判中，旧日的政治生涯和此时的“名流”身份是最为醒目的把柄。新的政治势力已渐壮大，五卅运动中的梁启超已成为尴尬的“名士”。
　　关键词：梁启超；五卅运动；政治家；学者；“名士”
　　
　　早年因戊戌变法而“暴得大名”的梁启超，终身对学术研究亦未能忘情，只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活动重心。大率言之，1918年之前的梁启超主要投身于政治活动，此后则日益为学术研究、文化建设的魅力所吸引。1920年欧游归来，他甚至有“对于现实的各方面（尤以政治方面为最），皆一概绝缘”{1}的誓言。在同年完成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这样品评自己：“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当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2}从中可见他由政治家向专家学者转向的意愿以及引领学术界、思想界风气的壮怀。只是类似的“告别政治”的表达，在辛亥之后的梁启超已是多次。这种屡屡复现的自我期许，从反面揭示了时事献言于梁启超永恒的吸引力和他内心缱绻难舍的政治欲。
　　1925年5月9日给女儿梁思顺等人的信件中，梁启超正兴致勃勃地准备对时局做一番详尽的发言。显然，这是一次筹划已久的文字活动，而不仅仅只是偶有所怀的感触：
　　我近来大发情感，大做其政论文章，打算出一份周报，附在“时”、“晨”两报送人看，大约从六月初旬起便发印。到我要讲的话都讲完了，那周报也便停止，你们等着看罢。③
　　就在梁启超跃跃欲试时，5月30日上海南京路上的枪声，为他酝酿多日的政治欲提供了及时发表机会。
　　对于梁启超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此前已有《梁启超为争取“五卅运动”胜利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及《梁启超与五卅运动》两文予以分析。{4}而笔者认为，两位作者对其时梁启超所处的历史情境及其遭际的政治、文化意味犹未尽言，故撰此文，以补前人之不足。
　　建言与辩难
　　五卅惨案发生后，梁启超在第一时间与朱启钤、李士伟、顾维钧、范源濂、董显光、丁文江诸人发表共同宣言。此外，他还在1925年6月撰写了一系列的政论文{1}，阐述其看法与主张。
　　事件：法律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五卅事件的爆发，其历史根源可追溯至鸦片战争，梁启超认为，根本解决办法是改订中外现行条约。但此目标显然不可能短时期内实现，权宜之计，“宜用严正迅厉手段明定责任”，“使对手方不能狡赖”{2}。此手段即梁启超与顾维钧、丁文江等人在共同宣言中所设想的“双方当局应该立刻派公正的中外代表，共同组织委员会，会同自由调查杀伤人的实在情形，来决定责任究竟在谁身上，并作一个报告，作为解决这件事的根据”③。6月13日，梁启超又在《晨报》上发表《赶紧组织“会审凶手”的机关啊》一文，重申他的观点。
　　事实上，6月8日，由英、美、日、法、意、比六国代表魏礼克、葛林、重光、祁毕业、孟都拉、于兰斯组成的“六国调查沪案委员会”从北京动身，10日到达上海。而在6月9日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开审因五卅被捕的十七名学生，一律无罪开释，“对于下令开枪的捕头及副捕头，堂谕虽认定为外交事件，公廨无权干涉，但据各方面供词及证人供词，爱伏孙未发警告，遽对无抵抗无武器的群众开枪轰击，其为滥施职权，草菅人民，却因公廨的审问而完全征实。所以公廨判词，实是最重要的交涉根据。”{4}梁启超对沪案的建议，似乎正朝着现实走来，但社会舆论对此主张的批判，却出乎梁氏的意料。
　　6月12日，上海本地报纸刊出了反对文章，语气尖锐：“调查真相问题，这正是帝国主义的延宕手法。帝国主义急于民众的罢工罢市罢课抵抗，而于此事件之根本解决则多方卸责，多方延宕，最多只许其成了一种悬案。谁不知道罢工罢市罢课是帝国主义激成的呢？这种真相还须调查？真是自欺欺人之谈，掩耳盗铃之计！”而梁启超、丁文江等“所谓的高等华人”，“是帝国主义的应声虫”，“他们的建议正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建议”。{5}
　　而北京大学教职员的文章，认为五卅事件主要是政治问题，他们也对梁启超不以为然――“有些人看过了政治的方面，而把沪案缩小到一个极简单的法律问题。于是有主张‘赶紧组织会审凶手的机关’的提议，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根本错误，不能不坚决的表示反对。”他们“反对把法律的解决来抹杀根本主要的政治问题”，认为“首先专讲法律解决，而搁置政治的条件，不但是给对手国政府以避脱重大的政治责任之机会，而且阻抑现今热烈的民众运动的进行”，梁氏的“此种调停办法，出于第三者的法、美各国，还可以说是睦邻息争。出于身受压迫戕害、理应反抗的中国，简直是自甘屈辱”{6}。同日《京报副刊》上有文也认为“沪案本不单是个法律问题，亦不单是个政治问题”，而“是个黄白种族间的问题”，因此对梁启超颇有微辞。{7}戴电原则干脆痛斥梁启超等“甘愿亡国灭种”{1}。
　　然而“沪案专为法律问题”，并非梁启超本意。比如署名“平子”的读者看完北大教职员之“辩正”，“觉得诸先生义愤填膺，令我的热血亦增高了好些”，但同时也认为，“然而梁氏之目的，亦未尝不在政治问题，大约诸先生义愤填膺，未有把人家的文章读完，就立刻执笔作辨正，必非有意抹杀”{2}。梁启超面对北大教员的攻击，反应十分激烈，当天就作了一篇反驳的文字：“‘把沪案缩小到一个极简单的法律问题’，完全不是我的意思。”③进而继续强调他的用意是“要拿法律上事实上证实英人的政治上罪恶”。虽然国人看来，事件的是非曲直，近乎一目了然无须细辨，但未经法律程序把基本事实确定，依然不足为交涉依据，因而确定法律责任，是谈判、绝交抑或宣战的基本前提。在驳斥北大教员曲解文意的同时，梁启超对这种集团形式的批判相当反感：“万不料几句稍为近于理性的话，便可以触惹诸君的误会，劳动诸君作一篇大文来‘辨正’！其实，政府是不会听梁启超‘妖言惑众’的。便想听，也迟了，机会已过去了！”{4}
　　战线：缩小还是扩大？在《赶紧组织“会审凶手”的机关啊》的文末，梁启超沉挚地说道：
　　诸君啊：讲义愤吗，我梁启超虽不肖，也不在诸君之后。依我看，此事若发生在别个国家，除了开战外更有何话说？但回头一看我们绞尽全国膏血所养的三百万大兵怎么样？不由得人不索然气尽。{5}
　　既无实力宣战，便只能想切实办法，通过罢工等“平和的战争”，从谈判桌上争取尽量多的权益。为此，梁启超写了《我们该怎么样应付上海惨杀事件？》一文，对这场“平和的战争”的战略、战线和战费等方面，“有一点意见，试写出来求国人商榷”，而他的这篇文章，确实也遇到了大范围的“商榷”。
　　关于战略，梁启超认为“游行示威不能算攻势，止有罢工才是真攻势”。而在战线上，“战线广漠，非惟难得照顾，而且易生破绽，所以范围愈缩小愈好。――后方援助，固然以多为贵；前线对垒，总要集中一点。――我们要认清题目，这个义愤是专对‘上海英捕房’”，所以“英国以外的外国人，当然不是我们敌人”，“上海以外之任何都市，我们绝不拿来做阵地”。{6}梁氏最遭他人诟病之处，即此“缩小范围”说。
　　文章刊出的第二天，《晨报》上就有北大教授张竞生的文章，认为：“梁先生意思仅要在上海英租界对待英人就够了，这未免把阵地缩得太小，授敌人有自由活动的机会，失自己四面包击的胜算！”{7}6月15日《京报副刊》刊出北大政治系学生张荣福《怪哉梁启超》一文，针对梁氏的“和平战略”和“范围愈缩小愈好”的战线论大加指责，认为“其功效则为‘授英人以机宜，使确定其关于沪案之外交方针’”。此前梁氏与顾维钧、丁文江等人发表的宣言，则被冠以“不智不忠”的罪名――“首先宣布吾人之秘密，使对手方知我实价几何。以政论家在野政治家自命之人，如此轻率发言，如此轻率表示态度，更无外交常识，赤裸裸的宣布秘密，其为不智不忠，尚何言哉！”{8}如此论断，已非平和理性的论争，而是夹杂着人身攻击而又近乎胡搅蛮缠的詈骂了。
　　而在6月14日发表的文章里，国民党左派杨杏佛对梁启超亦尽嘲弄讥讽之能事：“梁先生十二分客气小心的把罪名缩小在英捕房身上，而英公使英政府偏十二分不客气的硬往自己身上拉。你说这是上海市民权之争，他说这是大英政府全体对待华人之政策。住在天津著书的梁先生不承认上海学生工人是为全中国争主权人格，但是在伦敦的下议员和在北京的英公使却承认上海英捕房为他们争国家的体面，扬大英的威风。这是何等可怜可耻的现象。”{1}梁启超原是从解决实际问题着眼，尽快通过和平手段结束争端，以最小的代价争取尽量多的权益，因此，类似杨杏佛的言论不免流于“高调”；而杨杏佛站在主权和国耻的角度，梁启超的态度即过于软弱，其息事宁人的做法更有卖国之嫌，既“可怜”又“可耻”。
　　再往前推，6月13日，《晨报副刊》上刊载了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高荣葵的文章，开篇即道“我的意见却和梁先生不同。我以为战线范围愈扩大愈好”。{2}或许是因为梁启超与北京师范大学的特殊关系，作者对梁氏并未有嘲讽，而是把矛头直指全世界帝国主义：“此次上海惨杀事件，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问题，不是中国一国的问题，也不是东亚一方面的问题，乃是全世界人类的问题，所以我很希望不单上海市民，中国人民，东亚民族要加入战线，全世界全人类都要加入战线。”“梁先生让我把战线范围缩小专对‘上海英捕房’而宣战，我却愿意把我们的战区扩大，扩大到全世界，对全世界上‘强横的帝国主义者’而宣战”，“务将无理性的野蛮的帝国主义者歼灭无余，使其永远绝迹。”这种论调，代表了大部分激进青年学生高涨的爱国热情。
　　更加尖锐的批判来自共产党领导人恽代英。6月13日他发表《辟三种洋奴的论调》，讨伐“三种荒谬绝伦的主张”，虽然他针对的只是6月11日《中国晚报》转载的文章，其中并无梁氏的《我们该怎么样应付上海惨杀事件？》，但毫无疑问，这三种主张，梁氏都有份：“第一是厚脸皮的江亢虎所发表的‘缩小范围’、‘就事论事’说”③；“第二是梁启超、范源濂的和缓上海空气说”；“第三是最荒谬的陈霆锐的法律问题的研究”。“我们必须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必须要趁这一次全中国人创巨痛深之余，努力唤醒大家，为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而谋为长期的奋斗。一切要‘缩小范围，期于速了’的论调，都是一般洋奴帝国主义者减轻责任的说法，切不可让民众受他们的蒙蔽。”“梁启超等那种超然置身事外，提出什么‘希望两方面应该注意’的一类话，这已经十足的表示出他们的没有人心”，“我们绝对反对一切缓和上海空气的企谋，我们希望上海以至于全国的空气更紧张！”{4}而另一位共产党人瞿秋白同样认为：“妥协派只想速了，如梁启超江亢虎等，竟要蒙蔽民众，把反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变成对英对日的狭义的国家主义，甚至于变成反对工部局巡捕杀人的简单口号，这简直是代帝国主义想法，替他们巩固这种统治制度。”{5}这些言论中，值得注意的不仅仅是“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理想，更有初现端倪的非此即彼、势不两立的阶级话语。
　　学生：“活动”还是“冲动”？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1920年5月1日在纪念五四的文章中指出：“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不问时势，不问实力，没有筹备，便贸然议决全国罢课，是错误的。”“我总愿以后可以避免一时的，不经济的‘冲动’而养成永久的、真正的‘活动’！”{6}他对学生运动的总结，可谓意味深长。梁启超对大规模的学生罢课举动，也有近似的看法。
　　五卅惨案发生，6月2日，全国学生总会电告各地学生会及各团体，“望各地学生罢课演讲、举行示威运动，致电北京抗议，一致主张贯彻沪学生会各条件。”{1}同一天，北大学生会“在第三院召集全体大会，讨论罢课问题。及至三时，到会学生已逾千人，群情激昂。当场议决办法数项，（一）自六月三日起，本校停止上课。（二）通电全国，宣布英捕横行罪状。（三）联络北京各校，于六月三日在本校第三院集合，举行大示威运动。……”{2}而梁启超却对全国性学潮不以为然，他在《我们该怎么样应付上海惨杀事件？》中说：
　　至于“罢课为学生自杀”，这句话早已经多人提醒。若说借此为示威手段，则敌人最愿意我们的青年从此不进学校，他们才得有永远驯良的奴隶！他只有拍手大笑，点头赞成，何威之可示？
　　此处“罢课即自杀”论并非梁氏的发明，③但因为他的声望，同样激起了很大的反响，与“法律问题论”、“范围缩小论”一起遭到了青年学生的质疑。如上海大学马凌山认为丁文江的论调，“比玄学鬼梁启超‘学生罢课是自杀’的怪论，要高明得多”{4}。而北大学生张荣福将此次罢课与前数次学潮进行区别，“此次吾人对上海事件之罢课，非为对内的，非为扰乱行政系统的，非为警戒政府的，非为以罢课手段，而与任何方以恐吓的；其为性质，是纯粹对外的”，“此次之罢课纯然是为国牺牲，为上海被压迫同胞请命，为社会服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初不问其是否自杀也，即自杀亦为国自杀，非枝枝节节为一党利害，一人权利而自杀之可比也”。在此分辩之后，张荣福质疑梁启超的“名流”身份和良心，很有杀伤力――“要之，吾人此次之罢课，自有吾人之判断与良心在，不过以智识阶级自居，民族领袖自居之人，有如是不明之观察，吾不能不为华族前途悲也！”{5}
　　上海的《国闻周报》在对待学潮的问题上，与梁启超的主张较为接近。如著名报人张季鸾认为，“使全国学生，废学号呼，乃等于自杀，而去反帝国主义之成功愈远”{6}，吴鼎昌的文章亦云“旷日罢课以胁众，形同自弃，罪等自杀，徒使仇者快意，友者痛心而已”{7}。北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大多对大范围罢课持反对态度，胡适虽然承认“我们观察这七年来的‘学潮’，不能不算民国八年的五四事件与今年的五卅事件为最有价值”，但依然认为个人的“事业”比“呐喊”要“重要十倍百倍”。{8}丁文江则从学生运动谈到知识分子的责任，“梁任公说学生罢课是自杀，这句话我们当然是承认的。然而平心而论，学生这种举动，也是知识阶级不负责任激出来的”{9}。然而，也就是他的这种“知识阶级”身份，招致了众多抨击。
　　进入7月之后，梁启超不再对五卅事件直接发表意见。7月2日《晨报》总编辑刘勉己对梁启超的评价，很能代表过去一个月中梁启超在一般读者眼中的印象。刘勉己认为，虽然“对沪案率先发表有系统的意见，当推梁启超先生”，但“梁案全局的弱点，就在偏于现实，把全文重心点放在‘调查事实’方面，因此惹人误解，枝节横生”{10}。总体上看，五卅运动中的梁启超，对外力图援引人道主义的支持（《对欧美友邦之宣言》、《致世界著作家协会电》），对内则本着实事求是的方针，平实稳健，抓住机会，争取权益，“不管大小，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至于那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则暂时搁置，比如梁启超始终不提收回租界，因为这类条件无异于“与狐谋皮”，“明知无效，何必多此一提”？{1}又如国人力争的关税自主问题，梁氏在1917年任段内阁财政总长时，“尝有所筹备，拟编定一种新关税率，以求各友邦之赞同”{2}，但在五卅之后他的文章里亦未曾多作主张。他此阶段的表现，依然是二十多年以来未曾改变的改良主义者的本色。③梁氏虽然对事件多有建言，但对整个事件的走向，影响微乎其微。
　　“五卅”后执政府的外交举动，某些方面确实有如梁氏所建议，如“六国调查沪案委员会”的成立，如委任专员蔡廷干、曾宗鉴、沪督郑谦与公使团在上海就地交涉，“实际上已把五卅事件的范围缩小了”。{4}但自6月16日开始的三次谈判，六国委员会态度强硬，认为中方诸多要求与沪案无直接关系，超出委员会职权，因而拒绝再行磋商，于18日离沪返京，交涉遂陷入停顿。上海的罢工运动因缺乏后援，于8月中旬陆续复工。其后英美日三国不顾中方反对，于10月中下旬在上海组织“司法调查”。调查结束之后，12月21日，上海工部局照准总巡麦高云、捕头爱活生之辞职请求，另将抚恤金七万五千元函送至交涉公署，五卅惨案遂如此草草收场。
　　纵观北京政府的表现，很大程度上，五卅后的群众运动成为其对外交涉的砝码，目的是为了延长自己的统治。当局对“五卅惨案”的强硬与退让，对民气的利用与抑止，均是有意为之。{5}客观上，事件交涉的结果虽不尽如人意，但也不是完全失败。如执政府以压制国内高涨的排外风潮为条件，换取了10月26日“国际特别关税会议”的召开，使“举国注目的关税自主问题，总算已经解决”{6}。而次年8月31日上海《收回会审公廨暂行章程》的签订{7}和9月16日北京“法权调查会议”的闭幕，使“治外法权”得以部分废除，北洋政府亦运用了类似的平衡策略。{8}这些来之不易的外交胜利，其与五卅事件的微妙关系，非局外人梁启超能完全领会。{9}
　　政论家的末途
　　1922年，王光祈将梁启超与黄炎培、胡适、汪精卫并举，列为在野人物中为“政治的社会改革”派的代表，并对梁氏过往的行藏加以评论：
　　又如进步党之领袖梁任公辈，归国以后，即决定委身报界，从事教育，则今日言论界之进步，与教育界之发达，其社会成绩，又当如何？然而进步党不为也。又使任公附袁失败以后，而能履行“从事社会教育，不为政治活动”之宣言（见《大中华》杂志任公所作《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一文），则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执笔于论坛，授课于教室，谁能将彼之笔彼之课夺而去之，执而焚之，然而任公又不为也。总之，在恶政治之下，并非无社会上活动之可能，其所以不能者，特不为耳。{1}
　　王光祈希望今后梁氏能更进一步，冷却政治热情，全力专注于报界与教育，即所谓的“社会的社会改革”。1925年的梁启超，其主要精力仍放在著述与讲学上，但因在五卅运动以及稍后的对俄关系讨论中的发言，招致诸多风波，虽然无人“将彼之笔彼之课夺而去之，执而焚之”，但据胡适的演讲，确实“有人在执政府提议要把梁任公先生驱出国境”{2}。
　　所谓的“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并不是一个大小等同的概念，广义的社会活动可以包容政治活动。很难想象梁氏在著述时，能闭口不谈其政治主张，也很难说1925年他在清华大学的诸次演讲中对青年学生的忠告，到底算“社会教育”还是“政治宣传”。梁启超辛亥以后在学术与政治中旋进旋退，很大原因也因为社会活动与政治活动间界线的模糊。因此，只要梁氏的爱国热情不曾泯灭，只要他还在言说，就很难真正与政治绝缘。虽然他多次宣布告别政治，但对于梁氏这样一位感情丰富，长期投身于政治活动的人来说，要让他彻底诀别政治舞台，并非易事。
　　张荫麟对梁氏辛亥前从事政治活动的评价，实则在民国之后同样适用：
　　他万分好意地劝政府彻底改革，结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不能不说话，而且最能说话，而且说的话最多；但他说的话，不独对于原来的目的，全不济事，而且使他受着左右夹攻。③
　　从梁氏投身于政治活动的那一天开始，这种“左右夹攻”就从来不曾停止过。民元归国，梁启超意欲与袁世凯合作，广东政界詈其“既为民国罪人，又为前清巨悫[憝]，断不能稍事姑容”{4}；1918年底，梁氏以“私人资格”赴巴黎参加和会时，当地的留学生对其大加讥刺，作“榄核诗”骂梁为“文妖”{5}，并威胁梁氏“要末走，要末死”。{6}而马君武1919年对梁启超的攻击，“以袁段鹰犬，助纣为虐，民国不宁，于今七年，公实祸首。武向号公为阴谋小人，今阅欧洲停战后，公所为文，颠倒是非，不顾事实，乃知公乃里巷泼妇之流也”{7}，今天读来令人齿冷，益觉政治斗争之残酷。更有捕风捉影者，对梁氏的私生活悬以恶名：1922年的《红杂志》内封登载名妓王凌波的照片，冠以梁氏之“爱宠”的名号。{8}而随着国内共产主义理论尤其是阶级斗争原理的传播，梁启超作为“反对者”的立场日益凸显。可以说，以“动辄得咎”来形容五卅事件中的梁启超，毫不为过。
　　与早年多作“策士之文”不同，1925年的梁启超更加关注政治家的“节操”与“天良”，其对孙中山的评价即是显例，{9}因而他的发言多是本着自己的爱国热情和政治家的责任感，意欲淡化党派背景。但梁氏过去的历史及进步党魁的身份始终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在对手笔下更是屡试不爽的攻击手段。如上海大学学生梁伯龙在孙中山逝后对《时事新报》的回应：“研究系――梁启超其魁首，张君劢，张东荪其战将――在表面上可以说是中国一个政党，其实不如叫做狐群狗党”，“研究系，始终是反动的，――只要谁给他们钱，只要谁有势力，他们就去帮谁的忙。”{1}又如共产党员郑超麟对梁氏的抨击：“戊戌政变之后，他们颂圣戴德的保皇，鼓吹君主立宪，与真正的革命派民主派为敌，他们那时的代表便是康有为和梁启超。革命违反了他们的意志而把满清政府推倒了，于是他们丢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而仍勾结封建遗孽的北洋军阀，由保皇党而变成进步党再变成研究系，由保卫光绪皇帝而拥护袁世凯而参加贿选，谄媚曹吴，而奉承‘段执政’。他们的政治生活好比墟墓间的游魂，必须附着于强有力者才能存在。”{2}
　　除了重提梁氏“保皇―附袁―进步党党魁”的政治生涯外，另一非常实用的方法，即是对梁启超们“名流”身份的鄙薄。“‘五卅’惨案发生后，许多著书和畏罪隐居的名流，都出来说风凉话，他们向以社会领袖自居，自不能放弃指道［导］架子”③；“自‘五卅’惨案发生后，许多自居于社会指导者的名流学者，都出来发表他们的名言伟论，确定作战的步骤（也可说乞和的方法）”{4}；“一般‘高等华人’，如梁启超、丁文江、胡适、余日章之类，……他们把自己看做命定的奴隶一般，以为除了要求帝国主义发慈悲讲公道，组织一个他们理想中的公平无私的中外调查委员会，没有方法解决这个案子”{5}……在这种舆论空气中，“名流”们的处境颇为尴尬。6月23日的《晨报》中，汤尔和有一段生动的文字：
　　例如前几天梁任公的议论，听说就有许多人反对得非常激昂，若不是在兴奋之中居然还记得“学者身份”四个字，恐怕梁任公的鸡肋上，早已领教知识阶级的尊拳。又如胡适之兄在什么“潮”里，一场演说，就有人写信给他，要处以极刑。{6}
　　这里的处于兴奋之中但未忘记“学者身份”的新式“知识阶级”，与梁启超、胡适等也显然是处于对立地位的两代人。在这篇文章中，汤尔和亦言：“我很感觉中国人当一派得势的时候，不容他人有异己的论调，乃是历史上的惯例。”而在五卅的风潮中，“得势”的并不是梁启超、胡适、丁文江这些人；话语权被压抑、被剥夺，同样有切身体验的，肯定也不止汤尔和、丁文江两位。
　　今天看来，五卅运动中对梁启超的攻击，有理直气壮的质疑，也有深文周纳的文字游戏，更有断章取义的辩论技巧。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事件中梁启超的论敌，大部分是他的学生辈。经过五四的“打倒孔家店”之后，传统儒家精神的力量大为削弱，接受新式教育、并被五四洗礼的青年学生，成为各式政治集团争取的对象，并逐渐有醒目的政治表现。青春而躁动的中国，共产主义的力量渐成强势。时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的刘攻芸注意到，英国舆论对五卅事件的论断，一为“排外”，一为“赤化”，如《邮电日报》（Daily Telegraph）称：“此次上海乱事发生，实系苏俄在后把持。俄使馆以攻击列强为目的，专为此事发布传单，花费金钱不少。大使加拉罕最近曾屡劝学生群起排外，此等学生受他利用，一味附和。迩来排外运动，大半由彼等发起。”{1}而《泰晤士报》亦察觉到此次运动里，“中国无数学生，已置孔子及古圣于不顾”，“布尔塞维克主义，尤使中国学生心醉，渐次扩充其地盘，使觉醒之中国，发生永久之不安”。{2}
　　今天的资料表明，无论是各级工会的建立，总罢工的发起，还是复工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要作用。③可以说，“五卅运动”是诞生不久的中共的领导能力一次大范围的演练，它的经验和教训都成为此后各次运动的重要参考。而中国共产党人的背后，确实有着苏联因素乃至共产国际的支持与指导。学者发现，陈独秀从6月至9月，在《向导》上发表有关五卅运动的十余篇文章，其口径“与同时期俄共（布）、共产国际的指示及中共中央发布的各类通告、决议的观点和精神是一致的，甚至某些词句都是相同的”。{4}梁启超对共产党人的活动也看得很清楚，但在共同宣言中，还是为群众运动曲从辩解：“上海工部局方面认称此案发源完全出自共产党的煽动，在当时是否有少数共产党分子参加其间，固难断定，但因当局高压手段，惹动公愤，以致演成群众运动。若谓许多群众，都是共产党的傀儡，我们认为不近情理，且敢信其必非事实。”但在7月10日写给后辈的信中谈到五卅运动，他却是另一种语气：“这回上海事件，纯是共产党预定计划，顽固骄傲的英侨和英官吏凑上去助他成功，真可恨。”{5}这是梁氏对共产党的最真实的态度，不难读出其中的偏见和“晚年过分怕红”{6}的心理。不管情愿与否，此次事件中他的政治立场和舆论印象，确实成为共产党人的对立面。
　　在这种权势转移的背景下，政治斗争的方式和特点已大异于梁启超被奉为“舆论之母”的那段光辉岁月。据罗志田先生观察，五卅运动以后，“群体压倒了个人，政治压倒了文化，行动压倒了言论，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7}。从这一视角看，五卅事件中的梁启超，都站在被“压倒”的那一边。他以个人言论对抗有组织的党派宣传，以时事评论干预现实政治，其身陷重围，当属必然。
　　梁启超的尴尬，不仅在于其在野身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与时局的某种隔阂、政府当局对他建议的漠视，更有精神上的失落和社会角色的陷落。武昌起义后，梁启超自认为“鄙人无他长处，然察国民心理之微，发言抓着痒处，使人移情于不觉，窃谓举国中无人能逮我者”{8}，然而事变时移，20世纪20年代的梁启超，早已不是青年们的精神领袖，戊戌前后令举国读者如饮狂泉的舆论骄子，此时已成为众人围攻的没落“名流”。在“五卅”这一政治舞台上，不甘寂寞的梁启超，留下的只是一个悲剧意味的身影。而新兴的政治力量以“爱国”的名义对异己者加以攻击，以“卖国”的罪名蔑视、甚至仇视“名流”，{9}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似乎极为便利，但这种看似合理的手段中隐藏的语言专制和暴力伦理，今天亦有反省的必要。
　　2011年9月10改定
　　【责任编辑 孟庆澍】
　　
　　作者简介：黄湘金，西南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及近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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