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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红字》中海丝特.白兰的悲剧因素 红字 白兰

    时间:2019-01-04 03:32:1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 《红字》的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的悲剧命运一直是评论界关注的中心,造成她悲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分别从海丝特与清教徒冲突,海丝特自身的性格,以及霍桑个人经历对《红字》的影响这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了海丝特的悲剧因素,从而得出海丝特并没有获得新生,而是最终接受了清教社会对她的审判,认同了清教主义的人性观和人生观。
      关键词: 纳撒尼尔・霍桑 《红字》 海丝特・白兰 人性悲剧
      
      《红字》是美国19世纪著名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得到各国读者和批评家的广泛关注。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深刻地表达了对宗教和清教徒殖民地的黑暗残酷的痛恨,对小说男女主人公悲惨命运的同情。在霍桑的笔下,海丝特・白兰既有独立反抗性的一面,又有人性脆弱与妥协性的一面。她的悲剧性格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本文通过霍桑对海丝特所处时代的铺述和对海丝特心理发展历程的挖掘与分析,去揭示人性悲剧的因果。
      一、海丝特与清教的冲突
      海丝特的主要悲剧在于她对人性的追求与清教加尔文教社会的冲突。霍桑指出,人性悲剧的真正缘由就在于它与社会的冲突。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正处于一个上升时期。他们反对清规教条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海丝特是他们的一个代表。她渴望自由的爱情和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最终与丁梅斯代尔相爱并生下珠儿。虽然整个资产阶级在当时处于上升时期,但其正式地位并未得到确立与巩固,旧的世界依旧存在。像海丝特这样一个敢于冒犯加尔文教清规戒律的妇女,势必要遭到清教徒的迫害,遭到社会的歧视。海丝特内心的渴望与她周围这个循规蹈矩的清教旧世界发生冲突,即个人力量与社会力量发生冲突,原有的和谐被打破,造成了她的悲剧的根源。
      小说中所描写的地方统治者,是波士顿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清教徒代表人物,是一群迫害海丝特的刽子手。他们不仅毫无人性地公开羞辱海丝特,而且在她以后的惨痛生涯中,继续扮演着监护公众道德的圣人,把她作为训诫罪恶的一个活标本,残忍地蹂躏她那颗饱经创伤的心灵。然而这群所谓教会圣徒,实际上是一些伪君子,表面上刚直可敬,骨子里却极其虚伪无耻。
      海丝特不单单受到当权者的残酷迫害,同时还受到其他妇女们尖刻的辱骂,陌生人无礼的围观。当海丝特第一次站在刑台上接受示众的惩罚时,她本希望能从观众中得到些同情。但恰恰相反,她走向人群时,脸上变得苍白而颤抖起来,因为她看到的是一张张望而生畏的脸。其中一个女人说:“这个女人给我们所有女人带来耻辱,罪该万死。”听到这些,海丝特痛苦不堪,“好比她的心灵已然被抛在大街上,人人都可以踏上去踩几脚”。
      尽管海丝特为维持生活诚实地工作,尽自己微弱的力量援助贫穷的人们,在瘟疫流行的时候,表现出可贵的献身精神,走入受难人的家室给人以安慰,然而她还是孤独地生活着,成了为社会所摈弃的罪人。正是清教徒们可怕、逼人的偏执狂加深了海丝特的悲剧。
      二、海丝特自身矛盾的性格
      海丝特是一个充满自身矛盾的女性,具有反抗性格,但同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妥协性。她性格中的反抗性使得她不甘听从命运摆布,更加深了她与政教合一的清教统治社会的冲突。而她性格中的妥协性又使得她不得不把对社会的不满深埋心底,作出表面的让步和妥协,最终造成了她的悲剧命运。
      在七年的苦熬中,海丝特从不向人诉苦,也不乞求别人的怜悯和宽恕。她敢于接受新思想,在罪恶的宗教势力面前表现出一个普通妇女在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下所能有的最强烈的反抗精神。海丝特三次公开的反抗是作者赋予她反抗性格的聚光点。海丝特第一次行动上的反抗表现在对孩子的养育权的争夺上,第二次表现在对前夫的无情揭露上,第三次就是她勇敢地激励牧师一块出逃。当发现所爱的人的精神与肉体几乎全面崩溃时,她再也不能忍受了,勇敢地激励他一块出逃,并拟定了一系列计划,准备与他一块逃离这是是非之地,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她的反抗性也一步步走向成熟。但在十七世纪的马萨诸塞州,她的这种反抗精神是不可能给她带来任何好结果的。相反,更加深了她与政教合一的清教统治社会的冲突。结果,海丝特成了她自身反抗的受害者。
      海丝特的性格中有反抗精神,但无法完全摆脱宗教思想对她的束缚和禁锢,这就造成她在思想和行为上的妥协性。她深知与丁梅斯代尔的爱情具有自身的神圣之处,但还是认为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宗教戒律,在上帝面前,自己是罪恶的。宗教思想在她心中根深蒂固,她曾力图打破它对自己的禁锢,并在行动上迈开了第一步,但最终还是无法摆脱它。于是,她日复一日地受凌辱、受折磨而毫无怨言,竭力使自己相信,这样最终会净化她的灵魂。她无法摆脱罪恶感,坚信上帝的存在,惧怕上帝对她的惩罚。她虽朦胧地认识到妇女解放的根源所在,却又错误地相信她的不幸遭遇是由她自己的癖性所造成。由于她的妥协,本该是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残酷的宗教法规进行彻底斗争的时候,她却心甘情愿地重新戴上标志耻辱的红字,去做不能得到原谅的忏悔。她性格中的这些妥协性进一步加深了她的悲剧命运。
      三、霍桑的人性悲观性对作品的影响
      在霍桑生活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正蓬勃发展,残酷的剥削压榨和疯狂的侵略扩张将社会的阴暗残酷暴露无遗。霍桑对他周围新生的现代主义无动于衷,旧世界的消亡令他感到兴奋,但他也非常反感新世界的粗俗。他在清教主义道德的崩溃中还能看到其中永恒的东西,然而在一个新的经济社会的国家中,一切对他来说都无足轻重。观《红字》,阳光只照耀了一时,而黑暗几乎笼罩了全书,人物的整个生命以独自飘零告终。从海丝特当年面对全镇的鄙夷仍能昂首挺胸地生活,坚信精神独立和自由,到遭到命运一次次的打击,希望全部都落空后,转而自觉地悔罪,最后到她无奈地接受人生的凄凉、悲惨和黑暗,这些都反映了霍桑的人性悲观论,揭示了人在遭遇现实生活打击面前的无助,表现了人类生活的悲剧意识。通过海丝特的故事,霍桑曲折地讲述了他对人性的感悟、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洞察,说明霍桑对浪漫主义理想的不信任,以及对当时社会的无可奈何。
      海丝特・白兰的悲剧自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自身矛盾的性格因素,但霍桑的人性悲观论注定这部小说终以悲剧结尾。海丝特・白兰性格中的不屈服、勇敢追求和她人性的脆弱性使博得了大家的同情。而正是这令人同情的悲剧造就了《红字》经久不衰的独特魅力,使它成为了美国文学乃世界文学的一部浪漫主义经典。
      参考文献:
      [1]君羊立.“红字”的象征手法与霍桑的文学观念[J].外国文学研究,1990.
      [2]雷旭辉.《红字》主人翁海丝特・白兰悲剧人性探析.湘南学院学报,2005.4.
      [3]纳撒尼尔・霍桑著.苏福忠译.《红字》[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4]史曙华.试论《红字》的人物、象征和主题[J].宁波师专学报,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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