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民主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探析
时间：2021-07-03 16:04:0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二战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分别在1969和1998年取得执政地位，治国理政长达20多年。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社民党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执政理论的与时俱进、执政政策的应时而变和政党建设的适时转型。这些经验对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关键词]德国社会民主党；治国理政；经验
[作者简介]何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河北 秦皇岛 066004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8)10—0087—0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分别在1969年和1998年取得执政地位，治国理政长达二十多年。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社民党虽然因其改良主义性质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该制度固有的诸多弊端，但其在执政中显示出了较强的执政能力，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试就社民党在战后治国理政的过程中所积累的一些经验作一简单探析。
一、与时俱进：德国社会民主党治国理政的理论经验
理论纲领是一个政党的立党之本，是政党公开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一个政党要想在当今社会中生存、发展和壮大，既要保证党的理论纲领的连续性，又要顺应时代潮流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及时地作出调整和创新。与时俱进的理论纲领是一个政党保持生机和活力的思想源泉和根本保障。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迎合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总是不断对自己的理论纲领进行调整更新，力求突出自己的政治特色。纵观二战后社民党的发展历程，重大的、标志性的理论更新与调整有两次。
(一)第一次理论更新：《哥德斯堡纲领》
德国社会民主党战后的第一轮理论调整以《哥德斯堡纲领》为标志。它的形成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继续在理论上、纲领上习惯性地沿袭阶级分析的传统观点，但是在政治实践上已越来越认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这样在其指导理论和执政实践之间产生了矛盾：作为争取成为执政党的主要反对党与它所宣称的“社会理想”之间无法合拍，它需要在保持“左”派的旗号和适应形势之间寻求一种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因而社民党陷入了理论矛盾之中。其次，德国社民党在20世纪50年代的历次选举中连续被右翼政党所击败，得票率始终超不过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一，从未获得执政机会，党组织的发展由此也呈现出放慢甚至停止的态势。为了改善其政治形象，争取更多的选民，获得上台执政的机会，1959年，德国社民党召开特别代表大会，通过了战后第一个党的基本纲领，即《哥德斯堡纲领》，对自身的理论纲领、政治目标进行了重大调整与修正。其要点包括：第一，正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把自己所信奉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归结为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并尊重人们对信仰的选择，从而在纲领中正式确认了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第二，放弃原有“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强调在居民已分化成为不同社会集团的复杂社会里，社会民主党“已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一个人民的政党”。第三，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方面，社会民主党确立了其基本的原则：人人都能从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和国民经济收益中，得到公正的分配，享受一种摆脱了依赖关系和没有剥削的自由生活。同时强调实行“混合经济制度”，保护和促进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承认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限制大企业的垄断与统治，改进福利国家制度，扩大国家宏观调控，放弃“社会化”的要求，这样就在更大程度上接受了现行经济制度的框架。
德国社民党这次理论纲领的更新，大大突出了其原有的改良主义特征，改变了自身的政治形象，对扩大其社会基础和选民支持面、改善党的生存条件、适应形势新变化起到明显作用。在此推动下，党的组织力量逐步上升，党员人数也从1955年的58.9万上升到1965年的71万；党的选举成绩也不断改善，得票率从1957年的31.8％上升到1969年的42.7％，从而使德国社民党于1966年结束了漫长的在野生涯，参加了大联合政府，并于1969年成为主要执政党，继之连续执政达13年之久。
(二)第二次理论更新：“新中间道路”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德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此形势下，社民党仍然固守一些较为僵化的社会公正、国家干预以及所有制原则等思想。这些理论既不能反映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也难以应对形势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因而也难以对广大选民产生吸引力，在实践中不同程度地碰壁。从而社民党陷入了严重理论困惑之中，一度茫然失措，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彷徨徘徊之中，从而导致在联邦议会大选中连续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社民党不得不以变革求生存，力图在变化了的条件下通过积极的理论革新来摆脱困境，实现其重返执政舞台的目标。全党上下经过约两年之久(1992～1993年)的探讨和争论，在1998年的联邦大选中，提出了“新中间道路”，其主要内容是：
1．“新政治”。“新中间道路”强调要摆脱过时的意识形态，超越左右对立，放弃公有制和国有化原则，摒弃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目标和阶级政治。寻求跨阶级支持。在坚持自由、平等、公正、团结、互助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对其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强调机会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义务的平衡，兼顾“效率与公平”、“发展与正义”，建立新的“个人与社会关系”。
2．“新经济”。“新中间道路”对经济既不采取放任主义，也不实行国家干预，创造一种“新的混合经济”，实现经济生活中的管与非管、社会生活中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平衡。政府的任务是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为经济发展提供条件而不是指挥经济，并要利用市场的力量服务于公共利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政府只有加强国家间的经济政策协调和具体政策上的合作，才能弥补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渐渐丧失的对国民经济的干预能力。
3．“新福利”。“新中间道路”强调要更新对社会福利体制的理解，变“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要改变以前那种消极地向失业者和生活困难者发放救济和补助的做法，通过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提高就业者自身抵御风险和进入市场的能力，在风险与安全、个人责任与风险面前建立新的关系。
4．“新治理”。“新中间道路”强调政府与社会之间应实行新的政治分工，国家不能包办一切，社会和个人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关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关键是“民主制度的民主化”，政府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实行一种“广泛包容”的政策，向更加透明、法治、高效、负责的方向转变。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政府与市民社会各种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