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运动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和教训
时间：2021-07-12 08:01:1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我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工作了二十年，前十年即1956年8月——1966年5月，是开创和建设的十年，学部的建设有了相当的发展；广大科研人员甘坐冷板凳，埋头做学问，学术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泛滥，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连续不断，严重干扰和阻碍了学术研究的进行；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大都是为探究人类对现实社会认识改造的规律，几乎都与现实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中，往往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区别，被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科研人员，几乎动辄得咎，学术研究陷于死气沉沉的局面。后十年赶上“文化大革命”，除去斗来斗去，就是全部被赶下乡去当农民或集中几年清查“5·16”，不论年长年少的知识分子都不得安宁，根本说不上坐下来读书。这些年的科研工作，陷于极大的困境。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一、百家争鸣还是两家之争
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在学术研究的漫漫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多种不同认识，形成不同的见解和观点。例如，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分期，封建社会起建于西周还是秦汉或者其他朝代，就有郭沫若、范文澜等多种不同观点。对于各种不同的学术见解，早于1953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百家争鸣，自由讨论。1956年9月党的八大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繁荣文艺和科学的基本政策。这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出现了良好的学术风气。例如，在全国开展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运动期间，文学研究所领导贯彻执行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讨论。在讨论中坚持发扬民主，一再让俞平伯发表自己的意见。凡是他讲得有道理的地方，都充分予以肯定，决不否定一切。此后还鼓励俞平伯继续进行关于八十回校本《红楼梦》的工作。1956年晋升职称时，他也没有受批判的影响，仍被定为一级研究员。各研究所也都注意贯彻“双百”方针，形成了一个生动活泼的学术局面。
但是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在1957年又说百家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而且说知识分子中“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的，在没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就使得学术研究非无即资，百家争鸣变成了两家之争，实际上只是无产阶级一家对资产阶级一家的批判和斗争。一些大型的政治思想批判活动，无人敢提出不同观点来进行争鸣，使得学术研究领域一片萧条。无论是批判《武训传》，批判梁漱溟封建复古主义，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还是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等等，莫不是如此。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对“修正主义风潮”的批判，更是直接冲击了许多学科的学术研究。例如“中国近代史学术讨论会”，批判了苏联的“修正主义史学理论”，实际上使我国近代史研究陷于简单肤浅教条的泥坑。此后，哲学界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和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史学界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以及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让步政策”论；经济研究所批判孙冶方的商品生产要讲利润就是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经济思想，使得经济学界注重价值、尊重价值规律、重视成本核算和利润指标的学者都遭到批判，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一般地说，对封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以及其他错误思潮进行讨论和批判，是必要的、有益的，但是这种讨论和批判，应当是充分说理的，应当是对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思想认识进行平等地讨论、批评和反批评。许多学术问题往往不可能通过一次讨论和批判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应允许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和探索。
但是当时的批判，往往把思想认识问题拔高到政治问题，有的甚至望文生义，歪曲原意，把不同的学术见解妄断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令人噤若寒蝉。二是把学术研究中的不同观点和认识，简单化为不是姓无就是姓资，不是唯物论就是唯心主义，进行生硬的甚至粗暴的批判；而且是只许一边倒的批判，不许别人解释、反驳，致使许多批判流于空泛，缺乏说服力，甚至混淆或者颠倒了是非，严重挫伤了研究人员探索求真的积极性。有些学者即使写出文章，也不敢争鸣，不敢或不能发表，只好压在箱子底下。而且一段时候批判的浪潮愈演愈烈，使人莫测高深，结果连范文澜也被迫进行检讨，郭沫若也说，“我的书完全可以烧掉”，由此，可见一斑。
学术研究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科学才能创新，才能在探索客观规律上有新的发现和前进。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轻率地把有不同言论的学者视为异端甚至敌人。对科学家及其著作，不能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在学术思想问题上，即使涉及现行政策问题，只要不违背宪法和法律，我们都要提倡民主的讨论方法，有批评自由，也允许人家有反批评的自由。提倡不同的观点进行讨论，通过自由辩论，加深互相了解，促进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
在科学研究中，应当允许犯错误。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研究过程中，不许失败，不许犯错误，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恰恰说明持这种态度的人，不懂得科学研究的规律，不了解科学研究的艰辛。我们要发扬学术民主，坚持百家争鸣，允许自由探讨，对科学研究成果要做具体分析，不能求全责备，不能简单否定、“一棍子打死”。
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与现实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确把握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对于开展学术研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实践证明，一时分不清学术与政治界限的问题，应一律按学术问题对待，允许争鸣，是大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的。记得有一次，我把熊十力先生的佛学著作书稿送郭沫若院长审阅，他当面对我说，人家以毕生之力写出来的书稿，总有一些资料可用吧。立即批示：“印五百本分送全国各大学各地方图书馆。”郭老深知作学问的甘苦，并没有因为唯心主义，加以否定，体现了一种爱护人才的思想和与人为善的态度，这给我很大的启示。
总之，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已经有力地告诉我们：“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发展和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什么时候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比较好，那个时期的科研人员，就思想比较解放，钻研思考的劲头比较大，研究讨论的风气比较活跃，学术成果比较丰富，科研事业就向前发展；反之，则人人自危，闭口缄言，万马齐喑，学术凋零。所以实行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正确把握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实在应当是发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针。
二、噤若寒蝉的科研人员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犹如一场暴风骤雨，我们党错误地判断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把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民主爱国人士和党内外干部有益的批评、建议，断定为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攻击，因此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打击，将他们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学部各所的反右派运动，是在中国科学院党组的领导和部署下进行的，因为学部当时尚未建立党委，也没有政治机关。学部七个研究所一共划定了四十多名右派分子，其中知名的有狄超白、林里夫、徐懋庸等。这些都是完全错了的冤案，他们后来均得到平反昭雪。
在这场反右派运动中，有一件十分荒谬的事，就是把社会学这门学科判定为资产阶级社会学进行批判，于是知名的社会学家陈达、潘光旦等都遭到批判，被定为右派；进而连过去学过社会学的青年学者，也几乎都被划为右派，将学术问题一概作为政治问题定性。此前，费孝通曾找潘梓年和我要求搞社会调查，希望得到学部的帮助。我们请示中宣部获得同意，决定批给三千元作为活动经费，支持这位社会学家的工作。社会学被批判后，这在客观上对党造成了一种印象：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每每想起此事，使我很感内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