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再研讨
时间：2021-07-12 04:01: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95年,我去莫斯科查阅有关档案期间,多次拜访原苏联派驻中国的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阿尔希波夫曾交给我三份文件。回国后,我将这三份文件分别呈送给江泽民总书记和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不久,江总书记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布置了研讨“在中苏关系破裂方面‘中国有什么责任’”的课题;杨主席也向我交代,在中苏关系恶化过程中,我们党、毛泽东主席有什么责任,要认真研究,好好总结。就这样,1997年12月和1998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召开了两次由当年中苏大论战过程的直接参与者、见证人和有关专家学者参加的座谈会,对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对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事情的缘由
20世纪90年代中叶,我曾去莫斯科查阅俄罗斯保存的有关中国的档案,并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多次拜访原苏联派驻中国的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就中苏关系恶化的缘由向他请教。阿尔希波夫说,1989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前曾委托他召集了苏联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研究苏联和中国关系恶化的原因和过程,并对计划中的中苏高层会谈涉及过去的冲突如何表态提出建议。阿尔希波夫说,当时他自己写了一份回忆,叙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中苏关系的一些大事,同时在他主持下,起草了《苏中冲突的原因和过程》的文件和一份附件《苏中冲突大事记》。当时阿尔希波夫把这三份文件都交给了我。我当即同一起去莫斯科的赵仲元、邢书纲把这三份文件译成了中文。
阿尔希波夫提供的《苏中冲突的原因和过程》的文件,对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提出了明确观点。
(一)公开论战是谁发起的?
文件指出:“如果说是谁‘主动’展开公开论战,并把分歧扩大到国际论坛和报刊上,那么在这方面采取决定性步骤在较大的程度上是苏方,而且是因尼·谢·赫鲁晓夫个人所决定或坚持的。”
“当时的苏联领导(尼·谢·赫鲁晓夫)总是竭力想‘坚决反击’中国人的‘特殊观点’与‘分裂活动’,为此就先是对中国施加精神和政治上的压力,然后施加经济压力,以迫使中国领导人接受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形式与途径、关于国内国际政策的观念和观点。最初是在个人会见时的谈话中这样做,然后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论坛上这样做,随后又通过采取外交行动和通过报刊这样做,终于展开公开论战,日趋尖锐。结果,冲突‘公开化’,引起全世界各种政治势力的注意,认为是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的关系‘破裂’。”
“论战很快就扩展到苏中两国的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然后是经济关系及其他领域,发展成为日趋尖锐的政治斗争,而且使用宣传、外交、经济和其他种种手段,以至包括使用军事措施,从而终于导致在边境上发生武装冲突。”
(二)是谁把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两国的国家关系上?
文件指出:“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基本上也是出于苏方主动。在此,我们从一开始就明显失算:过高估计了苏联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可能性,而低估了中方抗拒对其施加压力的能力。”
“客观地讲,应当指出,在最初阶段,中共和中国领导表现了相当大的克制,但随后则进行抵抗,其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尖锐, 越来越愤恨。这场逐渐尖锐化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逻辑,使用宣传和外交手段业已无效和毫无结果,则促使采用越来越强大的‘杠杆’如经济贸易的、国际政治的进一步是军事的杠杆,来对中国施加压力。这些步骤越来越扩大了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阵线。被日趋积极卷入这场斗争的不仅有其他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而且也有被迫对冲突双方采取这种或那种立场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尖锐的斗争扩大到了中国同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成员国的关系上,并且扩及世界政治领域。”
(三)苏中冲突的后果
文件指出:“即使苏联在同中国争论的重大问题上的方针和立场实质上是正确的,但是实践已经证明,我方用于影响中共和中国领导的政策所使用的方式方法,其本身就背离了各党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健康的同志式关系的准则,因而是明显无效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采取此种方法,结果是违背了苏联的利益。它们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造成苏中两国关系上不能容许的冲突局面的尖锐化,从而不仅给中国,而且与其说是给中国不如说是首先给苏联本身,给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损失,其中包括经济损失,并且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实上的分裂。”
“苏联在对中国的政策上的失算和错误,导致伟大卫国战争后我国对外政策的最大的主要的失败,即同苏联的主要盟国、同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发生了冲突。这给我国带来了最沉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这场冲突的结果,最大的赢家是美国、西方和日本。苏联领导在对中国的关系上的失算和错误,其结果使苏联失去了中国这个最重要的战略同盟国,而美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则因同中国接近获取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优势。”
1995年回国后,我通过曾庆红同志将阿尔希波夫提供的三份文件呈送给江泽民总书记。同时,我拜访了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时的老领导、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向他汇报了阿尔希波夫交给的三份文件的情况,并把文件的中文译本送给他。过了几天,杨主席指示说,在中苏关系恶化过程中,我们党、毛主席有什么责任,要认真研究,好好总结。
我随即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李静杰同志,向他介绍了阿尔希波夫给我的三份文件的内容,并转达了杨尚昆同志的指示。李静杰说,正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刚传达了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在中苏关系破裂方面‘中国有什么责任’的指示”,正准备召开座谈会,研讨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课题。经我和李静杰商定,他们负责邀请有关的专家学者、准备材料,我负责找开会地点、筹集所需经费。这样,就有了1997年12月和1998年4月两次座谈会,对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对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等问题进行的探讨。
研究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
重要指导思想
1997年12月22日至24日,召开了讨论“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座谈会。会议参加者多是当年中苏大论战过程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其中有从事外交工作、党的联络工作的原负责同志,有当年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长期做俄文翻译的老同志,此外还有来自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等研究中共党史和中苏关系的学者,共20人。会议的宗旨是弄清历史事实,总结经验教训。鉴于关于苏联方面的问题,过去已经说过很多,所以这次讨论的侧重点是在中国方面,试图回答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在中苏关系破裂方面“中国有什么责任”这一重要问题。
与会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新披露出来的材料,其中包括一些档案材料,对中苏关系从同盟走向分裂的过程作了回忆和分析。讨论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谁是谁非上,而是对中苏分裂的历史背景、原因和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探讨。
大家认为,毛泽东关于“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是中苏关系要害所在”以及邓小平关于“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的论述是我们研究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重要指导思想。
毛泽东关于“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是中苏关系要害所在”的论述,出自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后,他在11月4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讲话。毛泽东在分析中苏分歧、公开论战问题时指出:“公开论战当然包括许多意识形态的问题、理论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苏联领导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沙皇时代不说了,帝俄占了我们那些地方不说了。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时期中苏关系还比较好,到了斯大林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好的。我们什么时候跟斯大林吵起来的呢?那是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我到莫斯科去祝贺斯大林70寿辰的时候。为什么吵起来呢?我当时为什么大发脾气呢?就是因为斯大林看不起中国,不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兄弟的国家,而是以老子自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