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期的政治语境与文艺论争
时间：2021-07-11 16:04:0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建国初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政治语境制约着文艺界，决定了文艺论争呈现出相对复杂的状况。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属于人民的范畴，而从思想情感的性质上考量又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这种两面性使得过渡时期的文艺论争具有了一种“张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在文艺中尚存立锥之地。随着过渡时期的压缩，小资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对象的一面被突出，其地位越来越尴尬，资产阶级思想遭到彻底的否定，文艺界的“中间地带”不复存在。
关键词：过渡时期；政治语境；文艺论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政权更迭，新旧交替，可谓百废待兴，而且四面受敌的国际环境也不容乐观。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做出了建国初中国社会仍然处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战略判断。这个判断不仅给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苟活延缓的希望，而且为过渡时期的文艺界提供了一个“中间地带”。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属于人民的范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思想情感的性质上考量，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又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这种两面性致使过渡时期的文艺论争呈现出相对复杂的状况。尽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为新中国文艺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工农兵文艺，但是建国初的文艺论争并未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彻底排除在外，论争就是论争，还不像后来那样只是单纯的斗争和批判，对所谓非无产阶级文艺的因素还保持了一种宽容的姿态。而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对过渡时期到底要维持多长时间的认识上产生了分歧，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遭到批判，原来设想的维持相当长一个时期的观点过时了，跑步进入社会主义遂成为当时的主调，过渡时期被大大压缩了。于是，在文艺论争中，宽容的姿态被决绝的严词厉语所取代，“中间地带”不复存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不再有容身之地。
一、文艺论争与对话
1949年8月22日，上海《文汇报》报道了上海剧影协会欢迎全国首届文代会返沪代表的一则消息，这则消息引述了陈白尘在会议上讲话的要点，其中一条是“文艺为工农兵，而且应以工农兵为主角，所谓也可以写小资产阶级，是指在以工农兵为主角的作品中，可以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人物出现”，由此引发了建国初上海文艺界一场声势较大的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论争。冼群对此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如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也可以写以小资产阶级人物为主角的作品，因为“不是可不可以或应不应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是要求我们（写的人）不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研究、去描写的问题”。以陈白尘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是关系到根本的阶级态度与阶级立场的问题，因此不应该有回旋的余地。这种绝对的论断意味着，在无产阶级文艺作品中，小资产阶级由于其阶级属性，只能是配角而不能当主角。而以冼群为代表的一方则力求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语境中更宽泛地阐释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其潜隐的意义是，“一面可以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立场写”，而另一面则不妨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来写”。
这次论争的方式是对话。你亮出你的观点，我端出我的见解，你来我往，有交流有争论，谁也不试图吃掉谁。“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指可不可以把小资产阶级作为文艺作品的主角。陈白尘的回答是否定的，冼群的回答是肯定的。论争双方都在为小资产阶级在文艺作品中寻找合适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冼群发出的声音并不微弱，呼应的人不少。在论争消歇两个月后，文艺界的重要人物何其芳表达了他的意见：“说这个问题就不应该提出，是不对的，因为这不能解决问题。说小资产阶级的人物虽说还可以写，但绝对不可以作为作品中的主角，是不能说服人的，因此也并不能解决问题。说小资产阶级的人物可以写，并且也可以作为作品中的主角，不过应该少写，批判地写，也还是比较表面的回答，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今天许多作者所共有的这个疑问和困惑。”在工农兵文艺方向引导下，文艺作品应该以工农兵和工农干部为主角，这不成问题，“但是，这也并不等于在全部的文艺创作中就不可以有若干篇以小资产阶级的人物或其他非工农阶级的人物为主角的作品”。“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和过去根本不同的时代，中国的劳动人民团结其他民主阶层胜利地进行了翻天覆地的人民民主大革命，并已经做了新国家新社会的统治者。如果我们自己就是中国的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对于中国的劳动人民抱着火焰般的热情，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写他们呢？”很明显，在这里，何其芳是把小资产阶级看成了“中国的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看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功臣，更重要的是，看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统治者”。既然如此，在文艺作品中把小资产阶级作为主角又有什么不应该、不合适的呢？
这次论争的双方各有自己的依据，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结果。一方持激进的立场如陈白尘，强调的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主张在文艺创作中践行压制资产阶级的策略；一方处于守势如冼群，强调的是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的一面，主张在文艺作品中为小资产阶级留下一席之地。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这一点在何其芳的论述中表达得更为明显。由此可见，处在过渡时期的文艺界，在文艺的阶级性这个重大的问题上，尚存有讨论的余地，小资产阶级并没有被一棍子打死。
二、清理与宽容
陈白尘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必然要求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陈白尘认为文艺作品不应该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角，其实质是要求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领文艺阵地。
1951年5月，文艺界展开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亦属于意识形态统一“运动”的重要一环。回顾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过程，我们清晰地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清理文艺领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必然性。然而，在过渡时期的政治语境中，对于文学领域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仍未表现出一种“除之而后快”的决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