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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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对斯大林的批判是赫鲁晓夫当政时最重要的一项政治活动，而这项活动又使苏共的路线、方针和许多苏联人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所以人们对倒赫上台的勃列日涅夫将如何对待斯大林问题给予极大关注，勃氏在上台五年后才正式表明在该问题上的立场。在苏共中央正式发表的专门评价斯大林的决议和文章中，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评价和赫鲁晓夫时期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领导人平时发表的讲话及各类论著中，赫鲁晓夫时期多侧重于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勃列日涅夫时期则多侧重于肯定斯大林的功绩。
关键词：苏联；勃列日涅夫；斯大林
中图分类号：K51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4）02—0062—05
对斯大林的批判可以说是赫鲁晓夫当政时最重要的一项政治活动，这项活动不仅给苏联社会带来巨大震动，而且也使苏共的路线、方针和许多苏联人的命途发生了重大转折。那么赫鲁晓夫作为犯有重大过失的当权者被赶下台后，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将会如何对待斯大林问题呢？
勃列日涅夫刚一登台，人们就对他将如何对待斯大林问题给予极大关注，“一部分人期待新上台的国家领导人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另一部分人则担心出现这种局面”。鉴于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勃氏采取了回避态度，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一直未作表态，报刊书籍也仍像从前那样充斥着对斯大林的指责。尽管如此，苏联民众却不肯相信倒赫上台的新领导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会一如从前，而是认为他们在暂时沉默的表象下正在酝酿着对斯大林评价的重大改变；而对新领导们来说，他们虽然并不想去主动触及敏感的斯大林问题，更不像百姓们所想象的那样正在酝酿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但随着1965年5月一个重要节日——苏联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他们却感到对这个问题已不好再置之不理了，因为按照惯例，党的最高领导人要在纪念大会上就卫国战争这一主题作报告，而卫国战争又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那么在这个报告中该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得失呢？结果是，他们刚想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就暴露出其内部存在的严重分歧。
为了起草这个报告，苏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以布尔拉茨基为首的写作班子，可该写作班子还未动笔，便得到从勃列日涅夫处转来的两份意见书。一份是谢列平组织手下人写的。据布尔拉茨基回忆，“这篇‘大作’，应当是一篇郑重的宣言——一篇用公开的新斯大林主义来全面修正赫鲁晓夫时期党的全部政策的宣言。我们发现有17处政治方向盘急速转向斯大林时期：恢复斯大林的‘良好声誉’；重新审视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决议……”对于这份意见书，勃列日涅夫显然持有异议，所以他的助手在向布尔拉茨基转交该意见书时特意交代道：第一书记希望对它的观点进行分析和评价。
另一份意见书是由安德罗波夫组织人写的，它主张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更加彻底地贯彻苏共二十大制定的批判斯大林的方针。对于这份意见书，勃列日涅夫也有异议。
由于对以上两份意见书均不满意，同时鉴于这两份意见书所存在的原则分歧，勃列日涅夫指示写作班子既不是按照谢列平的观点，也不是按照安德罗波夫的观点来起草报告初稿，然后把报告初稿分发给各主席团成员和中央书记征求意见。从汇总上来的意见看，绝大多数领导人赞成增加对斯大林的积极评价。有的人甚至提供了大篇应增补的文字，说斯大林粉碎了反对派，保障了社会主义的胜利，使列宁关于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的计划得以实现，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准备了前提条件。其中，像谢列平、苏斯洛夫和姆日阿瓦纳泽还坚持从报告初稿中删去诸如“个人迷信”、“个人迷信时期”的提法。但也有一些领导人，如米高扬和波诺马廖夫则坚持照搬1956年6月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决议的观点。面对这种情况，安德罗波夫建议在报告中继续回避斯大林问题，完全不提他的名字。他指出，在这个时刻对斯大林问题纠缠不清会导致党的领导层及其管理机构乃至全党和全国人民发生严重分裂。勃列日涅夫反复掂量了各种意见，最后采取了一种折中做法：5月8日他在纪念大会上作的报告中只简单地提了一次斯大林的名字，说“在非常的情况下……组成了以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约·维·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来领导反击敌人的一切行动。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在动员我国所有力量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而同时他又宣称：“我们始终不渝地实现反映在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和苏共纲领中的总路线。”然而，报告所采取的这种羞怯而含糊的态度，不仅未能使人们弄清新任领导在斯大林问题上的真实立场，而且加剧了对其真实立场的猜测和担忧，并因此而造成以下复杂形势：
第一，阿尔齐莫维奇、卡皮查、萨哈罗夫等25位著名文化活动家联名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对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对斯大林作的肯定性评价提出抗议。同时，各级组织对斯大林时期受害者的平反工作仍在进行，对个人迷信的批判仍未停息；一些出版物也仍在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比如1966年2月由国家政治出版社出版、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改编的《列宁传略》第三版，在14处提到斯大林的地方有8处是对他的抨击。
第二，出现了一股赞颂斯大林、否定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的风潮。1965年6月2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在本共和国的党中央全会上作的报告中，直接引用了斯大林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述，这是自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来，苏共领导人第一次在正式言论中正面引用斯大林的语录。1966年1月30日，《真理报》发表了几位历史学家的署名文章，批评在赫鲁晓夫当政期间，“‘个人迷信时期’这个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术语得到了传播”。1966年3月上旬，格鲁吉亚党中央书记斯图鲁阿在本共和国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宣称：“批判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所付出的代价表现在，这种批判给反共宣传的某种积极性提供了材料。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主要注意力，曾经一度放在反映以斯大林为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时我们社会生活的阴暗面。……某些过分积极的批评家，企图打着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的旗帜，来恢复托洛茨基主义、右派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存在于我们党内的其他反列宁主义的思想倾向。”同年3月12日《乌克兰真理报》对“反对个人迷信”问题也发表了类似观点。与此同时，一些将帅配合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所发表的回忆文章，都讲述了斯大林的功绩而回避了他的过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