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始末
时间：2021-07-11 12:01:2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插红旗、拔白旗”的提出和发动
在1958年的"大跃进"过程中，曾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当时把这种作法叫做"拔白旗、插红旗"。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这是错误的。因为这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红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又不专。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像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要求大家要“将自己和许多人都变的又红又专。”由于认定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道路和资产阶级道路的矛盾，在思想上设置的对立面就是“红”与“专”,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就是促进派与促退派，冒进派与保守派,上游与中游、下游，以及所谓“中间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等等。而这些划分以及“大红”、“白的”、“灰色”和“桃红色”的表述正是随后的“红旗”、“白旗”以及“黄旗”、“灰旗”等分类的开始。
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要求防止只片面地注意业务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在运动过程中，会不断地出现惊人的奇迹，出现各种平日难以达到先进的速度和先进的指标，树立起各种先进的典型和旗帜。这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提出了树立旗帜的问题。
接着，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一开始就提到，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而技术革新正是“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在陶铸发言时,毛泽东有一个插话：对许多错误思想,党内要作严肃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共产党员要有明确的态度。但有的人借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有相当庸俗的空气。思想阵地，你不插旗子,他就插旗子。这是毛泽东最早明确表述“插旗子”的问题。
5月8日下午,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明确提出，我们要学习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插红旗,是应当的；一种是插白旗，是不应当的。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另插红旗，是应当的。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5月23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强调插红旗，辨别风向。你不插，人家就插。任何一个大山小山，任何一亩田，看到哪个地方没有旗帜，就去插，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得拔，灰旗不行，要撤下来，黄旗也不行,黄色工会，等于白旗。任何大山上，小山上，要经过辩论插上红旗。毛泽东“插旗、拔旗”的思想是同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相一致的，也是同红与专对立统一关系思想一脉相承的。
中国共产党八届五中全会于5月25日召开，这次会议决定主办《红旗》杂志，任命陈伯达为总编辑。6月1日《红旗》创刊号刊登发刊词:更高的举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并指出“毫无疑问，任何地方，如果还有资产阶级的旗帜，就应当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经过宣传，全国各地在认真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的同时，积极迅猛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
二、“插红旗、拔白旗”运动的迅速扩展
“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来势异常迅猛，各地贯彻落实异常迅速。在《人民日报》社论和《红旗》创刊号社论发表以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就于6月2日召开跃进大会，提出把资产阶级的灰旗、白旗拔掉，把无产阶级的红旗插满社会科学的各个工作岗位。同日,首都青年召开誓师贯彻总路线大会，提出“人人敢创造，个个插红旗”。全国各地各级党组织也立即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精神，部署落实任务，组织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利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积极配合，文艺、歌舞、曲艺、黑板报、墙报、标语、有线广播、宣传车、展览会纷纷上阵。各地基层在插红旗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仅河北阜平一个县在6月份就插了1110面红旗。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北戴河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发动、领导“大跃进”运动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它全面制定了“大跃进”运动的各项主要计划。会议决定，要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大搞群众运动。会议要求，为了保证各项工作的“跃进”,必须采用“拔白旗”、“插红旗”的工作方法。要对“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严厉批判，要使“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在思想上彻底破产；要把“白旗”、“灰旗”统统拔掉，要把“跃进红旗”普遍地插起。
“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涉及领域非常广泛。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讲话中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为大跃进扫清思想上、组织上的障碍。
在农业领域，各地提出要坚决破除“条件论”和“习惯论”,把“白旗”、“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地插起来。在具体工作中,“白旗”主要是指对密植持异议的“稀植论”和“密植减产论”以及按传统方法旧的耕作方式进行生产的干部群众；而把“敢于创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改革工具”显著的，特别是学习密植经验积极一亩地下几百斤种的干部群众，统统都看作“红旗”。这样就把一大批实事求是的领导干部、劳动群众打成白旗。
在工业领域，中央工业书记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中要求，必须采用拔白旗、插红旗的工作方法；要把白旗、灰旗统统拔掉；要把跃进红旗普遍地插起。鞍山钢铁公司下属炼铁厂的厂长陆达，由德国学成归国，是冶金专家，因主张工厂由厂长负责，被作为“白旗”拔掉。《工人日报》社社长陈用文等也因反对虚假被打成白旗。在大购大销的商贸思想指导下，以完成购销好坏实行“插红旗”、“拔白旗”,促使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现象泛滥。
在军队方面，1958年5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全军普遍开展了错误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刘伯承在会上作了检讨。随后在全军范围内特别是在军事院校普遍搞起了“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整肃了一批干部，尤其是军队中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各界，如宗教界、工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中普遍展开了“交心”运动；青年界、妇女界则要求要敢于插红旗，打破妇女思想中比较普遍存在的保守和自卑观念，在一切工作上插无产阶级思想红旗，拔掉资产阶级思想白旗。
文化教育领域是“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重灾区。毛泽东说过: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应当继续帮助他们批判个人主义和学术思想。在思想战线上我们要拔掉资产阶级的白旗,插上马列主义的红旗。通过搞红专辩论,把那些对大跃进、浮夸风错误持批评、怀疑态度的专家、教授当作白旗拔掉,打击了大批专家、教授。仅北京大学就拔掉了冯友兰等几百面“白旗”,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被当作“白旗”拔掉。
在史学领域，因为“拔白旗、插红旗”运动而刮起了“史学革命”之风，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只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只有农民战争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史学研究丧失了自由、平等的探讨。而古典文学领域则被姚文元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文学研究中最后一个阵地”，“现在正是跃进高潮接着高潮的伟大时代，文艺战线也要大跃进，其内容之一，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更广泛更深入的斗争，把毛泽东的红旗插遍文艺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