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反”：民众有序政治参与的有效实践
时间：2021-07-11 04:01:0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华东实践表明，“新三反”不是疾风暴雨或短暂突击式的政治运动，而是执政党对民众社会政治化行为的积极引导，是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政治社会化实践。正是从此意义上说，“新三反”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其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治党从严态度，更在于其深刻地证明：执政党只有紧密围绕现实工作，加强对民众有序政治参与意识和行为的培育和引导，方能切实增强治党成效，并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变革。
关键词：“新三反”；民众；有序政治参与；党群关系；经济社会变革
中图分类号：D2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6）02-0122-007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认为，“新三反”就是1953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党范围内开展的，旨在着力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问题的工作。这项工作启动时，“三反”运动才告基本结束不久。为示区别，党史国史学界习惯称其为“新三反”。然而在直接的历史影响上，它相比“三反”运动要小许多，在学界引起的关注也非常少。截至目前，仅有王瑞芳、刘录开、刘义生等少数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从总体上梳理了“新三反”工作的基本历史脉络。于此基础上，近年来又有杨芳、黄平等年轻学者，开始针对某一地区（如甘肃省、中南大区）的“新三反”工作情况进行更为具体的考察。现有研究成果数量虽少，但对“新三反”在全国或一些地区启动后的具体过程已作了非常详尽的描述工作。然而，这些研究普遍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它们都将“新三反”视作一次（温和的）政治运动。而事实表明，“新三反”在实际过程中就是依托逐级向下检查处理群众来信，对各级党组织领导开展各项实际工作情况的集中检查巡视。更为重要的是，针对检查中所发现的问题，也不是依靠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和短暂突击式的党内整训去解决，而是依靠严肃党纪国法分别加以处理，并落脚于拓宽民众的有序政治参与渠道来加以防范。这已明显超出了政治运动的范畴。
现有研究成果一方面交代了上述史实，另一方面却仍将“新三反”归为政治运动，其原因一是以文件考察代替了历史考察（其时一些党内文件中就将“新三反”称作“运动”），二是因单纯局限于群众来信激增的背景来理解“新三反”的启动和结果。而事实是，“新三反”在全国启动时，很多地方的信访数量还很少，“新三反”问题也不是民众信访的全部甚至主要内容。这说明“新三反”首先是对民众有序政治参与的动员和定向引导。依此反观“新三反”的结果，固然不能说彻底解决了官僚主义等问题，但却成功将民众的注意力引导到这些问题来，有效增强和拓宽了民众进行有序政治参与的热情和渠道，这就达到了预期目的。更为重要的是，“新三反”启动时正值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工作进行中，二者不仅被有意识地结合起来，且“新三反”对后者的顺利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这说明民众的有序政治参与还发挥了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重大功能。因而，不对这些问题加以考察分析，既不能揭示“新三反”工作的全貌，更会阻碍我们从中获取应有的启示和经验。
二、基于积极社会政治化引导的“新三反”工作
（一）“群众来信”：民众社会性需求的政治化表达
信访固然反映了民众对某种社会资源分配状况抑或现实处境的不满，但不应将某地信访数量（频率）与该地政治生态简单地划上等号。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突出印证。在当时，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老解放区已有相对丰富的治理经验，各级政权相对健全，在各种经济社会活动中，民众“更进一步相信了党的领导”。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一九五二年冬季六项主要工作的指示》，载《中共中央华北局重要文件汇编》，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厅1954年版，第371页。这是党群关系的基本面，它不仅有效避免了民众对具体的干群矛盾事件的性质加以错误地延展拔高，也利于民众对各级政权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正确处理矛盾事件的决心和能力保持信心。因此，更多的老区民众会选择信访而非聚集乃至对抗的形式来表达诉求。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区的群众基础还非常薄弱，很多地方长期经受国民党政府的负面宣传，在大规模的“双减反霸”工作开展起来之前，一些人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持有观望乃至质疑的态度。在此情况下，新区各地的信访数量相对要少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区比老区的政治生态要好。
相比其时其他大区，华东大区的情况尤其值得注意。一方面，山东、苏北等地都是典型的老解放区，另一方面，苏南、浙江等地则是典型的新解放区，中国共产党对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情况，完全是生疏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斗争》，1949年（总）第11期。在“新三反”工作启动之前，华东新区虽然信访数量远远少于山东，但一些情况却颇值得关注：其一，不同于老区民众自行信访，有关新区的信访多为“代笔”。如1950年浙江宁波某地因粮赋制定不合理诱发的干群矛盾问题，就是由南下工作团中的一位干部向中央反映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3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其二，由于新区建政伊始复杂的政治社会情况，当地更易出现相比信访更为剧烈的诉求表达方式，特别是在1950年初，敌特人员利用一些民众对上一年度征粮数额的不满情绪加以造谣蛊惑，短时间内酿成多起群众性抢粮事件。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关于防止匪特煽动抢粮的指示》，《斗争》，1950年（总）第38期。
华东大区的情况说明，在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信访问题时，相比依据信访数量来评判当时当地的总体政权运行状况更为可靠的应该是以之为依据来考察民众诉求方式的转型启动。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再对具体的信访内容加以辨析。1952年正值“三反”运动热烈开展，但很多群众来信内容与“三反”斗争无甚关联，这在当时就引起了各地党委的注意。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检查人民来信处理工作情况的通报》，《斗争》，1952年（总）第183期。如中共中央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在1952年12月就对全年各地各级党政机关所收到的非“三反”类信访案件做了专门统计。中共中央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检查清理控告、申诉案件情况的报告》，《组织工作》，1953年（总）第32期。而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的一份报告，自“三反”启动到1952年6月，直接向华东局一级机关信访的信件数量总计18610件。其中多数固然还是检举贪污分子、不法资本家或反映“三反”政策执行情况的案件，但其他诸如求职、群众纠纷、寻人、问事、要求解答问题的信件数量已超过2000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反”运动在客观上促进“群众政治积极性提高”，因而“来信报告生产计划、成绩，提出各项合理化建议及各种发明创造等，亦有二百零六件之多”。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关于三反、五反运动中处理人民来信的报告》，《斗争》，1952年（总）第165期。而在山东省，非“三反”类信访案件数量在1952年呈现出井喷态势，根据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统计，全年这类来信数量不少于10万件，反映问题庞杂，有求职的，问事寻人的，对各级党政工作提出建议或批评的，要求改定家庭成分的以及反映基层（区、乡级）干部强迫命令或违法乱纪等等问题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检查人民来信工作的报告（摘要）》，《组织工作》，1953年（总）第3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