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亲点邓子恢参加广州会议
时间：2021-07-11 00:01:4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全党“反右倾”，继续“大跃进”，这股风气蔓延到农村后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大包干的风潮。进入60年代，全国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征购大幅度上升，频繁的自然灾害加上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国家进入了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特别是农村的面目更是惨不忍睹：农民卖过头粮、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现象普遍出现，人口死亡率急剧上升。据统计，此时安徽的人口死亡率高达6.8%，即每15个人中就有一个被饥饿或者是疾病夺去了生命。一年下来，安徽的人口净减了200万！同时，在山东、山西、河南、江苏等省份的情况都跟安徽不相上下。为了挽救这种困难的形势，中央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一时之间，农村工作的诸多问题，立即成了中央工作的当务之急。
在1961年初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之风，要求这一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为的就是让党的领导干部不要只看报告听汇报，而是必须亲自深入到农村去调查情况，只有这样才能找出真正的症结所在，找到医祛农村病瘤的真正良方。为了收集真实的声音，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便率先派出自己的三大秘书：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让他们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湖南、浙江、广东的农村去调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61年3月10日，全面深入讨论农村工作的“三南”（中南、华南、西南）、“三北”（东北、华北、西北）会议分别在广州、北京召开。毛泽东从1月26日南下，一路经过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等地，2月24日和先前派出的三大秘书在广州汇合，听取他们的报告，随后主持了“三南”会议。在3月13日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指出了全党在过去所犯的错误。也许是南下沿途所见深深地震动了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也许是秘书们的报告让他看到了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毛泽东决定请“三北”会议的同志们移师广州，合开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农村工作问题。在通知南下来羊城的中央大员中，毛着重提到了被冷淡很久的邓子恢，“务必通知邓子恢同志，也来广州参加这个会”。
1953年1月，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邓子恢受中央委托，奉调进京，组建农村工作部。当时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指示是：调你来做农村“统帅”，在10年、15年或更长的时间内，把4亿7千万农民大军组织起来，搞农业合作化，这是农村工作的总任务。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作为泱泱农业大国，面临的困难重重，党中央在此时安排邓子恢主持农村工作，无疑是对他的高度信赖和期望。就这样，邓子恢成了建国后主持农村工作的“统帅”。后来，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毛泽东开始否定邓子恢从实际出发解决农村问题的想法和做法。1955年，邓子恢由于极力坚持农业合作化发展应当稳步前进的正确主张，在党内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当时被个别场面所迷惑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更是批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主持农村工作不到三年的邓子恢就这样由于自己的“固执”而被打入了冷宫。
被毛主席亲点参加广州会议的时候，邓子恢正在海南挂职养病。在海南榆林通往广州的公路上，几辆轿车急速穿梭在蒙蒙烟雨中，坐在车上的正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凝望着车窗外迅即闪过的田野山村，邓子恢脸色凝重：这时节本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光，可眼前田地里却看不到丝毫的繁忙景象。农业生产每况愈下、农村状况日益恶劣，让这位心系农民的花甲老人感到无比的焦虑和担忧。但此时他的心绪又是不平静的，从被冷落良久到忽然被毛主席点将参加解决农村问题的会议，他沉寂的心里又开始汹涌澎湃，或许他感到属于他的施展机会已经到来了。
一、《農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成为广州会议决议的参照
50年代，面对中国人多地少、贫困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现实，邓子恢反复强调解决农民问题、制定农村政策必须循序渐进，不可急躁冒进。在合作化时期，他提出自愿互利，循序渐进的原则，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坚决反对一哄而起、一蹴而就那种强迫命令的做法。在人民公社的“高潮”中，他强调要发挥集体和个人的两方面的积极性，反对大呼隆的生产方式，反对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然而，在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极“左”热潮之下，急躁冒进的风气笼罩着整个社会，邓子恢的正确主张不仅不被接受，反而被批评为保守右倾，“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走路”，对合作化运动有“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坚持正确做法的邓子恢在许多问题上总是和最高层唱反调，一度被打入“冷宫”，自1958年来，他已经有几年没有参加中央会议了。
虽然没有亲临到会，但邓子恢对于中央政策和农村的情况却是一如既往的关注，作为曾经分管农村工作的领导人，他的内心没有一天平静过，更没有一天轻松过。为了促使农村工作健康发展，农民安居乐业，1960年底，他抱病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毛泽东听说后，以为他搞的是人民公社示范章程，当时并不感兴趣。《条例》分14章66条，对人民公社化以来的许多问题，特别是人民公社内生产大队之间，也就是原高级社之间穷富拉平的平均主义的问题，提出了妥善的解决方法，得到了周恩来、刘少奇的充分肯定和称赞。
广州会议上，这份被毛泽东当时所不重视的关于农村工作的条例，重新获得了实施的机会。毛泽东要在广州会议上亲自制定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就会自然的想到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邓子恢，就会自然的想到他的《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子恢获得了参加广州会议的机会，他的《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成为了广州会议决议的参照文件。
二、广州会议上的重大转折
广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心情颇佳，这主要是因为：首先，两个月前他从中央博物馆看到了福建龙岩地委党史办征集到的《关于调查工作》一书（此书是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调查时写的一篇著作，1964年6月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3月11日，毛泽东在书前加上自己的批语，把它印发给参加“三南”会议的所有人员。其次，使他高兴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次会议对《关于调查工作》和他给“三北”会议各同志的信得到了强烈的反响。
虽然广州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农村工作，但邓子恢在会议初期并没有成为热点人物。原因很简单，他是受过中央批评的人，“帽子”既未摘掉，在政治斗争中熟谙进退的人们，自然不敢公开和他亲密交往。
后来，毛泽东在全体会员面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时，特别提到了邓子恢，“我这里要提提邓子恢同志，他长期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他搞的那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我看是个创举”、“邓子恢同志脾气犟得很，我为了说服他，跟他谈了好多次。现在我和他的争论已经结束，跟他统一了，没有矛盾了。去年他在山西、石家庄、苏南作了一次调查，做得很好，他的观点很正确，对制定农业六十条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做了一件好事”。
最高领导人的一番肯定顿时让全场鸦雀无声，这就愈发烘托出毛泽东那响亮的湘潭口音：“农村工作后头犯的错，是谭震林同志他们有份，邓子恢同志没有份的。你们不要看不起邓子恢同志，那样是不行的，人家是有调查研究精神的，他现在的主张是正确的。在农村许多问题上，邓子恢同志是正确的。”
得到了毛主席如此高的肯定和评价，邓子恢在广州会议中的地位一下子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与会的中央、地方大员都纷纷与邓老交流经验、取经求解。道远知骥，世伪知贤，邓子恢已经知道主席发现到了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也看到了自己向中央所作建议的价值所在。可想而知，邓老当时的心情是多么的兴奋，多年以来的苦闷、压抑之情顿时烟消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