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的幸运与不幸
时间：2021-07-06 12:00:3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编者按：1917年元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中国新文学的大幕正式开启，一种有别于传统文学的新文学逐渐兴起。至2017年元月，正好百年，这一百年来，中国新文学在现代化的步履中吸纳新潮、转化传统、走向世界，真正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当然，这一百年的演进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期，我们邀请了李新宇、刘恪、刘大先三位著名文学研究者，对新文学运动百年来的得失进行深入探讨。我们相信，在新文学运动发生百年之际谈论它的得失，能厘清当下文学创作的变异和侯症，对当下、今后的文学发展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李新宇（1955-），山东青州人，1982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一直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先后任教于曲阜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和南开大学，现为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兼及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已出版的著作主要有：《爱神的重塑》《新时期小说的文化选择》《中国当代诗歌潮流》《中国当代诗歌艺术演变史》《鲁迅的选择》《走过荒原》《愧对鲁迅》《大梦谁先觉》《突围与蜕变》《盗火者严复》《帝国黄昏》《旧梦重温》《中国共和那一天》等。编著主要有《现代中国文学1949—2008》《大学人文读本人与国家》《鲁迅大全集》等。学术之外，青年时代写诗，中年之后写散文。散文结集有《故园往事》一集、二集；诗歌结集有《梦旧情未了》等。
今年是新文学运动开始一百周年。
100年前，1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5号发表了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该文深得陈独秀赞赏，所以在刊发这篇文章的同时，自己立即写了《文学革命论》，并在2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6号发表。他们的文章得到了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李大钊等人的支持，接着又得到了周作人、鲁迅以及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俞平伯等人的支持，一场文学革命运动因而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于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发生了历史性的大转折，文学面貌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巨变，有了所谓新文学，也就是今日大学教育体系中的一个二级学科一中国现代文学。
百年之后回头望，许多事令人赞叹，许多事令人惋惜，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回顾和总结，但我首先想到的，却是新文学的幸运与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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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那场文学革命运动的人们真是太幸运了！
有谁比他们更幸运呢？没有，中国没有，世界也没有；古代没有，现代也没有。在全人类的文学史上，那是最最幸运的一群人！那场文学革命，也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最最幸运的一场革命！
古今中外的文坛上，历来不乏反叛和创新的动力，更不缺少试图搞出点动静的人。因为从事文学艺术的人往往精神上很不安分，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追求，必然对现状常有不满。有不满就想革新，就想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文学的面貌，无论是为了纠正时代的某种弊端，还是把文学引向自己所认定的方向，甚至只是为了个人在文坛上的名声和建树那样的私欲，除旧布新，掀动新潮，也是一种很大的诱惑。即使在当下的中国文坛，尽管都知道大变革绝无可能，但照样会不断有人扯起旗帜、提出口号、发布宣言，鼓吹某种主义，虽然未必有改变文学面貌和走向的大志，却也盼着开一代新风或领一时风骚，哪怕是“各领风骚三五天”，也会乐此不疲。然而，结果如何呢？往往是口号喊过了，宣言发过了，创作实绩也不是没有，最终却是无人喝彩，甚至无人理睬。文学面貌依旧，文坛秩序依旧，那些新的主张和倡导，充其量像投入河水中的石子，即使溅起些许浪花，也会很快就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相比之下，五四那一代人就太幸运了，他们的收获是那么巨大！他们的成功是那么容易！1917年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并开始进行尝试，短短几年的时间，就成功地改写了文学的定义，改变了文学的面貌，确定了新的方向。他们改变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开创了中国的新文学。他们的成功容易得有点过分，包括那些实在不具备文学才华的人，那些一分才气加九分流氓气的浮浪青年，也成了众所周知的“著名作家”；包括那些实在不成熟的青涩作品，也成了家喻户晓的“文学经典”。
历史为什么如此青睐五四一代人？他们的成功为什么那么容易？因为种种原因，大半个世纪以来文学史对此几乎闭口不谈，人们也很少去想。但是，只要稍微一想，就不能不觉得有点奇怪：改变历史，怎么会这么容易？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概括地说，就是历史为他们提供了机遇，他们则适应了时代的需求。具体说来，就是终结帝制、创建共和之后，新国家的文化建设为他们提供了机遇和要求，而文学革命运动既适应了民主共和国文化建设的需要，又吻合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文学革命会那样迅速而顺利地成功。
有一点是流行的教科书所不讲的，但对理解文学革命的成功却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关系。面对文学革命发生的历史现场，就很容易清楚地看到，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一样，是适应时代的巨变而发生的，但它不是革命的先驱，而是革命的后续工程。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中国人奇迹般地完成了告别帝制、创建共和的历史巨变，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诞生了。革命的成功带来了与几千年传统完全不同的现代政治体制，巩固和完善着现代市场经济，随着国家建设的推进以及它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人们开始思考政治和经济领域之外的问题，于是，思想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提上了议事日程。也就是说，所谓新文化运动，是适应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而发生的，运动的主旨是为已经成功的政治革命进行思想文化层面的补课，是中国现代化这个大工程的一个后续工程，也是一个使其完备的重要环节。所谓文學革命，也是以辛亥革命为主要标志的这个大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因为这样，无论新文学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都是在新国家的制度保障之下进行的，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革命者都无任何风险。就新的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言，文学革命、文化革命都是它的迫切需要，因而不会扼制和阻挠，而是给予热切的期待和欢迎。即使文学革命者的言论和主张并不恰当，甚至让大多数国人难以接受，共和国的宪法也已经在保障着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结社的种种权利。所以，这是时代的赐予，那种自由是五四那代人所独有的。陈独秀说过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第16页。）一篇文章就使新文化运动烟消灰灭，依靠的自然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权力的力量和制度的力量。而胡适之、陈独秀们的幸运之处，就在于帝国已被民国取代，皇权已被民权取代，新的国家已经能够保障公民在文化上自由选择与自由创造的权利。因此，新文学运动遇到的阻力只是古老的传统和习惯势力，而不是国家权力。尽管章行严竭力反对，尽管像林纾那样的人也梦想让权力出来干预，但国家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却没有对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进行压制和阻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