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对光绪帝：一面之缘的政治资本
时间：2021-06-28 20:01:1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网络上流传有一张光绪帝、康有为、梁启超合影照。许多朋友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照片肯定是假的，但故事并不简单。
1898年5月29日，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因病去世。年轻的光绪帝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约束，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6月11日，光绪帝宣布变法，明定国是，拉开了1898年政治改革的序幕。6月15日，光绪帝宣布将自己的老师翁同稣开缺回籍。
6月16日，也就是翁同龢开缺回籍第二天，光绪帝安排召见康有为。这既是康有为毕生第一次见到光绪帝，也是惟一一次。这次会见似乎成为康有为重要的政治资本之一，他在后来的岁月里，反复强调这次召见的重大意义。康一直期待被接见
根据康有为后来追忆，这次会面从光绪帝询问康的年岁及出身开始，康有为在作了回答后切入正题。康谈到，如今西方列强环视中国，步步紧逼，试图分割中国，中国的危亡就在眼前。对此，光绪帝接着说：“皆守旧者致之耳。”光绪帝前一日刚刚免去翁同稣的职务，而翁同龢也确实是自胶州湾危机以来最主要的责任担当者，由此似乎也可以体会到在光绪帝心目中，翁同稣并不是一个维新变法运动的推动者，反而可能正是对光绪帝试图增加“民众对政治参与”的主要反对者。
听了光绪帝的叹息，康有为对道：皇上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此；既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变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
对于康有为的这种说法，光绪帝当然表示赞同，他明确表示：今日诚非变法不可。至于应该怎样变，这就是今天的谈话内容，他当然希望康有为尽其所知谈谈自己的看法。康有为说：现在的问题似乎已经不是变法还是不变法，而是小变还是大变，是枝节的改良，还是根本的彻底的变革。他称，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这就像～座宫殿，既然它的基本材料已经败坏，那么小修小补已经很难从根本上挽救其倾覆。正确的办法谁都知道应该是拆而更筑，乃可庇护。
接着，康有为就其开制度局以统揽全局，先改定制度、法律而不仅仅是枝节改良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数十年中，朝廷诸臣始终都在言变法，但是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反观这些所谓的变法，实质上都是“变事”而非变法，都是枝节改良而不是根本改造。鉴于先前这些经验教训，现在请皇上在变法之先，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请先开制度局修订、制定相关法律，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此，光绪帝表示赞同。
对于变法前景的描绘，康有为说，他曾研究过中西各国变法经验，大体上说，西方各国经历了差不多300年时间才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后来的日本由于有了西方各国经验作为借鉴，大约花了30年时间就达到目前程度。中国人口众多、风俗各异，但如果从现在开始算起，认真、踏实地推行新政，举国同心，那么大约需要三年时间就可以达到自立程度。康有为就此鼓励光绪帝说，以皇上之圣明，只要下决心实行变法，那么图富强，在一反掌间耳。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康有为的急躁情绪或者说是他的激进主义倾向。
不过，困境中的中国人总是期待一种美好前景，“三年初见成效”说从来都是激励中国人奋发精神的有效工具。对于康有为的美好描述，光绪帝自然感到高兴，他夸奖康有为的这些见解甚有条理。康有为接着却反问道：“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至割弱？”据康有为在其自编年谱中描述，他当时就知道光绪帝有碍于慈禧太后，不能放手去做变法革新的事情，于是他建议光绪帝：“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耆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鱼也。”康的这种说法似乎也正对光绪帝的心病，光绪帝称，这些老臣皆不留心办事。康接着说，这些老臣也不能说是不留心办事，无奈现在的升迁体制制约了人们的创造力，他们当年也都曾奋斗过，奋发过，无奈当他们奋斗了几十年成为当朝大臣的时候，已经精力不济，且兼差太多，每日忙忙碌碌，既无时间读书获知天下正在变化的趋势，又无心思考具有全局意义的大事。所以他们奉旨办学堂、办商务，而这些新东西都不是他们年轻时代学过的，所以也就难怪他们不知道怎样去办。康有为建议，皇上如欲变法，只有舍弃这些老臣，提拔那些年轻的小臣，广其登荐，予以召对，察其才否，由皇上亲自提拔，不吝爵赏，破格使用。方今军机处、总署并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两官分任内外诸差，则巳无事不办。其旧人且姑听之，惟彼等事事守旧，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凡变法之事皆特下诏书，使彼等守旧大臣无从议驳。康有为的这个“用新而不特别弃旧”的人事折衷建议以及增加政治透明度、遇事即明下诏书以示公开的策略性考虑等，甚得光绪帝的赏识。
康有为相信，用新而不特别弃旧的人事布局虽然要消耗掉政府许多的精力，减弱政府的行政效率，但至少可以减轻守旧大臣们的反对；而公开性的策略有助于光绪帝增强自己的权威，树立自己的威信，在满朝文武中拥有绝对的、不容置疑的至上威严。康有为接着重申自己几年来的一贯主张，建议光绪帝颁布“罪己诏”总结几年来外交得失，振奋民志以收拾人心。
康有为话题一转谈到开民智以及废八股等问题。他说，今日中国之患，主要在于民智不开，所以尽管中国人口众多，但真正有效率、能够使用的各方面人才实在是太少。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很多，但一个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以八股、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惟一途径可能严重妨碍了有经世实用之才的成长。学八股者，不必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必考察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只要熟读那些八股经典以及熟悉作文章的套路，再凭借自己的运气就可以通籍累致大官。所以满朝文武人才济济，但这些人才无以应对外交难题，从而使中国的外交陷入日趋被动的境地。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甲午战争的失败，尤其是台湾及辽东半岛的割让，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战争赔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八股的危害。
对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非议，在清朝已有很久的历史。自清中期以来，已有许多志士仁人看到了八股制度扼杀人才的危害，但国家选拔人才制度的稳定性，也使这一尽管有着无数弊端的制度长期有效地运转。因此无数的青年才俊正在八股科举的考试征途中跋涉，任何时间下令取消这一制度都会造成一批无辜的牺牲者，所以清政府的最高决策层对于是否继续沿用这一人才选拔制度一直犹豫不决。所以康有为在光绪帝召见时提及八股考试的弊端，直接刺激政府最高层的敏感神经，应该说还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