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的自由国际秩序与主权的复归
时间：2021-06-28 16:00:2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 本文在“自由国际秩序”演进的历史脉络中分析了主权规范自冷战结束以来的起落。本文认为，随着“自由国际秩序”的思想灵魂由“社会自由主义”向“新古典自由主义”转变，主权规范受到挑战。但是，推动“自由国际秩序”转变的各种力量，无论单极权力结构、“脱嵌”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进程，抑或“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都使“自由国际秩序”在由地方性走向全球性的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调整，导致“自由国际秩序”在扩展中失去内在平衡，反而激化了更多矛盾，产生了更多问题。由此而来的各种形式的负反馈运动共同制造了当前的秩序危机，也促使国家与主权规范重新获得重视。主权的复归如能得到正确引导，则有助于国际秩序回复平衡，反则可能导致更大的秩序失衡。
【关键词】 自由国际秩序 主权社会 自由主义 新古典自由主义 全球化
国际秩序是对国家间互动关系的相对稳定与程式化的安排，主导价值观、国际规范及制度安排是其基本构成要素。①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市场经济与美国实力领先的基础上，以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以一系列多边机制与国际规范为支撑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从西方世界向全球范围扩展。主张贸易保护、要求政府减少国际事务投入等逆全球化思潮风起云涌，国家、主权规范再次受到重视和强调，这与此前20多年间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自由主义高歌猛进形成鲜明对比。为何会出现主权规范的“回归”？如何理解正在发生的秩序变化？
有关“特朗普冲击”与“自由国际秩序”危机的讨论不胜枚举，但大多是从各种外部环境变化因素出发，追溯“自由国际秩序”受到的冲击和挑战，却忽略了“自由国际秩序”自身的内在矛盾与局限。同时，还存在着把“自由国际秩序”视作一个单一静态的存在，而忽视了其内部的多元复杂性及动态性的问题。本文将“自由国际秩序”的失衡与主权的复归置于冷战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变迁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强调其思想灵魂的变化，从其内部要素的关系变动解释这一秩序的兴衰流变。首先，概述在冷战结束这一特定历史时刻所形成的新秩序的关键特征以及主权规范所受到的冲击;其次，分别从权力政治“回归”、经济—社会“双重运动”、意识形态霸权崩解三个维度，解释秩序理念变迁的社会基础，以及如何促使对国家的重新重视与主权规范的“回归”;最后，总结全文，得出结论。
一、 “新古典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冷战后主权规范受到的冲击
主权是国家处理对内和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具有最高权威性、绝对性、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等特征，涉及国家间主权独立、平等以及不干涉内政等原则。主权规范是近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的“宪制规则”，界定了各种政治单元之间的彼此界限与相互关系，关系到政治权力、利益与责任如何分配与实践的核心问题。它对内主张至高无上，对外要求平等与独立，通过确立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基本的政治权威关系，构成了无政府国际社会的宪制原则。与主权规范密切相关的，是在政治价值体系中对于国家（相对于个人）和秩序（相对于自由）的强调。主权规范的这些特点使其成为政治经济秩序变迁的焦点。
主权规范是“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础原则，但却在特殊历史进程中遭遇了严重挑战。在冷战开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自由国际秩序”基本上只是西方阵营的内部秩序，既推崇共同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时又维持以国家为中心、以主权规范为代表的传统国际法原则，其思想灵魂是罗斯福新政以来所形成的偏向社会公平的“社会自由主义”，并通过多边主义原则维持内部开放性。“自由国际秩序”最终扩展到全球范围，是在冷战终结这一历史节点下伴随新一轮全球化浪潮而发生的。冷战是两大地缘政治集团间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全面对抗，冷战终结使长期的地缘政治对立隔绝被打破，又恰逢信息技术革命带来巨大的技术和组织创新，新的经济活动空间与社会关联渠道不断被开拓，形成了秩序扩展的历史契机。主要经济体间相互依存加深，市场经济进一步向全球扩展，自由竞争与开放市场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态势。西方价值观与大众消费文化随全球化迅速扩散，使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占据上风，成为近30年来全球化发展的意识形态灵魂。
“新古典自由主义”在经济上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反对国家干预;在政治上实行“宪政民主”，推崇西式选举与政党制度;在价值观上强调个人权利和功利主义。以“新古典自由主义”为灵魂的新一轮全球化对政治实践的深刻影响，集中体现为对国家角色与主权规则的挑战，进而动摇了“自由国际秩序”根基，并在事实上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形态。各种全球性问题涌现，以跨国公司和各种国际组织为代表的新力量的兴起，共同推动了政治权威的多样化和分散化。除了经济上推崇自由放任，社会维度的多元多层治理也在兴起，各种政治社群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冲击着国家主权，出现了一些学者所说的主权转移和“流散”现象。根据俞可平的总结，挑战主权观的主要观点有民族国家终结论、国家主权过时论、国家主权弱化论、国家主权多元论、国家主权强化论、世界政府论、新帝国主义论等。参见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1期，第4—21頁。有关主权问题的系统性分析，参见筱田英朗，《重新审视主权——从古典理论到全球时代》，戚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唐士其：《主权原则的建立及其在当代世界的意义》，《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2期，15—27页;D·赫尔德、J·罗西瑙等：《国将不国：西方著名学者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俞可平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国内国际政治学界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考察的著作可参见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85页。
但是，在政治实践中，国家主权可以是多元分散的，也可以被自愿让渡和调整。如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等所指出的，预言主权“过时”甚至“消失”的学者们实际上错解了主权规范的历史实践。至高无上、绝对的和不可分割的国家主权本就是一种“组织化的虚伪”。Stephen Krasner，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进程中，主权规范显示了其韧性与弹性，既没有消失，也没有过时，依旧是管理跨国联系与构筑多边治理秩序的基础。全球化与技术进步改变了国家主权的实践情境，但并未对以国民国家（nation state）为基本单元的世界政治关系原则构成实质性冲击。国民国家仍然是国际舞台上最重要的行为体，是政治网络的中心节点，是政治经济规则的核心制定者与执行者。国家的掌控与治理能力在一些领域有所收缩，却在另一些领域得到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