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新中国之三：万方乐奏
时间：2021-06-06 04:01:4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毛主席纪念堂二楼大厅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这就是由著名画家刘宇一创作的《良宵》。画面上，毛泽东等共和国缔造者与各族代表欢聚在皓月明媚、宫灯高悬的中南海庭院中，或吟诗写字，或品茗倾谈，欢乐祥和的景象令人神往。
《良宵》描绘的正是1950年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的情景。当时，共有159位少数民族代表和222名各民族文工团员应邀赴京参加国庆活动，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10月3日晚，少数民族文工团员在中南海怀仁堂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晚会。
为纪念这次晚会的盛况，毛泽东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词作《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第一首词作，他以领袖的气度和诗人的情怀，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团结的序曲。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下设的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由周恩来任组长。经过两个多月的辛苦工作，周恩来于8月22日将《共同纲领》草案初稿交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仔细阅读后，提出了一个关于民族问题的重大修改意见。
原来，草案初稿在结构上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两大部分，具体纲领部分有解放全中国、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国防、外交侨务6个方面，并未把民族政策单列为一个方面，而是在条文上一般地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民族自治区。
毛泽东认为民族问题至关重要，有必要上升到国家结构形式的层面来考虑。他提出：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还是搞统一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看来恐怕还是不要搞联邦。
毛泽东关于民族问题的考虑有其历史和现实的依据。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对中国各民族的剥削和压迫，给各少数民族造成了极端贫困和伤害，也在中华各民族之间造成了很深的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问题获得了根本解决的可能，但彻底消除民族隔阂和矛盾，实现民族团结仍是十分艰巨的任务。而且，在西藏及新疆南部，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在支持所谓“独立”的分裂活动猖獗。
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而言，要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必须解决好民族问题。而要解决我们的民族问题，必须首先做出重要抉择。是学习苏联实行联邦制，还是走自己的路？
毛泽东就此征询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意见。李维汉经过深入研究，认为中国与苏联的国情不同，不宜实行联邦制，建议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自治地方制。他具体分析说：苏联少数民族人口与俄罗斯民族大体相等，而我国少数民族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苏联经过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许多民族实际上已经分离为不同国家，因此不得不采取联邦制，作为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我国则不同，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平等联合进行革命，到平等联合建立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并没有经过民族分离，始终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完全同意李维汉的分析和建议，认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更有利于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完整统一。在对《共同纲领》草案的修改中，也相应地增加了“民族政策”一章的内容，并向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进行了解释。
9月21日至30日，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期间，各民族代表、各党派各团体代表就这一国家结构形式问题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商讨，确定在中国只能建立单一制的人民共和国。大会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
从这时开始，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制度和基本国策确定下来。这对于后来在任何复杂情况下，都始终保持整个国家的完整统一和各民族的大团结，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幅毛泽东1950年6月的题词手迹——“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这是毛泽东当年送给各少数民族的一份礼物，而不远千里替毛泽东把这个礼物送到的，就是中央民族访问团。
1950年初，毛泽东提议组建中央民族访问团，深入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新中国的民族政策，疏通民族关系。中央通过了这个提议。6月，第一个访问团——中央西南访问团刚刚组建，毛泽东就接见这个团的120名团员，并亲笔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
此后的两年多时间，中央民族访问团分成数个分团，跋山涉水，分别到达西南、西北、中南等地，足迹几乎遍及全国所有少数民族地区。他们也把毛泽东的题词翻译成各种民族文字，带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还通过表演歌舞、放电影、办展览等多种活动，在感情上拉近与少数民族群众的距离。
在多数地方，中央民族访问团受到了当地各族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奔走相告：毛主席派亲人来看我们了。许多人是风餐露宿几天，从百里之外赶来，就是要看看毛主席派来的访问团，听听毛主席的代表说些什么。
解放初期，民族地区卫生设施还十分落后，瘟疫时有流行。毛泽东和党中央十分关注这种情况，卫生部先后向西南、西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40个卫生工作大队。1952年，一支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来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这里老百姓得病的很多，但他们治病的方式就是到庙里打卦。卫生大队很快“入乡随俗”，把医疗工作做进了喇嘛庙。据时任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大队长叶干运回忆说：“我们每到一地，就到喇嘛庙去拜访活佛。我们给他献哈达，然后说明来意，就是为老百姓看病治病，为群众谋福利。以后和活佛关系搞好了，一般老乡有病还是先到庙里打卦。一打卦，活佛就说，菩萨说了，你这个病要到民族医疗队去看，他们那里有好医生、好药。他们就信了，就到我们那去治病。病很快治好了。当地老百姓都传说一句话：“活佛的卦真灵，而毛主席派来的医生技术和药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