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中经济投票行为研究
时间：2021-06-04 00:04:3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经济投票”理论为分析公民投票行为内在机理提供有效的观测窗口。伴随我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民主选举的蓬勃开展，针对投票人投票参与和投票选择等行为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已有研究中由于存在样本选择、资料来源、研究方法取向等问题，无法从严谨的学术视角提供经济投票理论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选举行为的影响的实证分析。对经济投票理论展开全景性回顾和归纳性评述，基于全国性调查数据来实证分析农村基层选举中经济投票理论的现实影响，可以发现，年龄与投票行为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社会经济地位对投票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经济状况和主观社会地位来施加，政治涉入程度越深的村民更倾向于积极参与，认为“经济发展比民主重要”的人群更愿意投票，“经济评价”对投票行为只发挥了很有限的影响。所谓“经济投票”理论对中国农村基层投票行为的解释力有限，可能受理论局限性、经济投票测量问题、中国当前重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以及村庄的异质性的影响。
关键词：农村基层选举；经济投票理论；投票行为；实证检验
中图分类号：D6；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2-0037-13
一、导语
日常话语中的基层民主可区分为基层政权民主建设、基层党内民主建设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民主建设。就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民主建设来看，自1988年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后的首轮县级村委会试点选举，到1997年底全国80%的村委会进行两届以上直接选举，之后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对村民自治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其“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随后大部分省市制定了“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办法”和“村委会选举办法”，完成了相关地方法规的立法任务；再到新近党代会报告中进一步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村民自治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我国村委会民主选举制度建设工作进入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阶段。
农村群众自治组织民主建设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充分重视，同时由于对其人民民主能力训练的期待和对未来中国民主进程图景的瞭望，也激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浓厚兴趣。特别伴随社会急剧转型，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其中“最突出、最核心的变化就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注：李景鹏：《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这种利益结构的变化深刻影响着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民主选举的投票行为，因为人们参与政治，基本的出发点是力图“通过影响和推动政治决策来达到某种利益追求”[注：［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134页。]。格林、沙皮罗曾经提出过一个描述选民的选举理性行为的公式，认为如果投票行为产生的福利和所期望的集体收益超出了选举成本，选民将会权衡平衡账目和选举相反的一面，即选民将去投票，此时公式表达为：
PB+D>C
该公式把每一个公民的投票行为计算特定为四个参量：B为选民因自己选择的候选人当选而得到的私人的情感或者金钱等方面的收益，P为加权系数，指手中选票影响选举结果的机会率；D为选民选择的候选人上台后推行政策给该选民带来的利益；C是选民选举付出的成本[注：［美］格林、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徐湘林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77页。]。这个理性行为模式表明，选民基于一种对候选人当选后的经济发展期望，是构成其投票行为和投票选择的重要因素。
因此，本文认为，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民主选举过程中，选民对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的感知、评价和对候选人当选后对经济发展提升的预测等与其投票行为具有相关性。由于对这种基于经济利益发展认知是如何影响村民选举中投票参与和投票选择一直缺乏系统深刻的研究，下文首先回顾国内外有关经济投票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历程，然后从国家层面和区域市县层面反思经济投票理论相关实证检验，最后基于“2008年东亚民主动态调查（中国）”数据的农村样本，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选举的经济投票行为进行针对性分析，最后给出经济投票理论在中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投票行为的实证结果及进一步研究深化的路径与方向。
二、相关文献回顾
（一）经济投票理论评价
20世纪以来，西方理论界对选民投票行为[注：投票行为分为投票参与和投票选择这两个维度，投票参与是指是否会参与投票，而投票选择是指将票投给谁。在本文中，为研究便利将投票行为等同于投票参与，即分析“参与投票”和“不参与投票”。]研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生态学研究路径（Ecological Approach）、社会学研究路径（Sociological Approach）、社会心理学研究路径（Social-psychological Approach）、经济学研究路径（Economic Approach）等各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形成了诸多形色各异的投票行为理论，如议题取向投票（Issue Voting）、回顾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展望性投票（Prospective Voting）、个体的经济状况（Pocketbook Voting）、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等等[注：臧雷振：《西方经济投票理论的批判性考察》，《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在上述西方投票行为理论诸分析流派中，虽然经济学研究路径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以进入，却呈现异军突起之势；无论其理论影响力还是现实解释力，都大大推进了投票行为研究的前进。
特别是唐斯（1957）《民主的经济理论》出版之后，大量关于经济政策与选民投票支持关系的文献蜂拥出版。此类著作对以下问题纷纷发问：国民经济表现结果会影响选举吗？这种影响效应在什么条件下增加或降低及重要程度如何？为什么经济因素在1980年代美国总统选举中有着重要的影响，而最近30年却逐渐式微呢？为什么投票支持行为在短期内会随着经济变化而变化？为什么经济因素对英国的首相选举结果影响持续显著而对荷兰却截然相反？为什么经济影响投票的显著性在德国要比意大利高等系列问题[注：Duch R.M.,Stevenson R.T.,The Economic Vot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以上这些作为经济投票理论核心内容所试图回答的问题广为传播并日益占据重要的研究地位。而早期古典经济投票理论已得到相当的投票经验支持：即选民在经济情形良好时候赞同现任者，在经济恶化时否定现任者。但这种单一解释模式忽略了其他理论维度的测试，特别是针对经济政策延续性、经济效果显现滞后性及投票人社会地位等作为经济投票理论内在变量的考证都还没有被仔细探讨过。部分学者也意识到古典经济投票理论解释力的单薄，他们通过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调查，并对一系列经济项目进行分析后认为，经济因素对选民的影响有三种路径：效价（valence，意指关注个人目标与需要）、地位和遗产，并认为将上述路径整合后的分析维度至少解释了短期经济因素与政治投票行为的关联[注：Lewis-Beck M.S.,Nadeau R.,Economic Voting Theory,Electoral Studies,2011,Vol.30,No.2. ]，但经济因素对于选举结果决定性关联的重要程度却是在不断变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