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民主破局可从“三落实”入手
时间：2021-06-02 12:00:2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从党内民主推进到社会民主”大致成为中国民主发展路径的共识。在这一路线图中，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与前者向后者的推进，构成三个重要阶段。从理论上讲，关于三个方面的蓝图勾画，已经基本完成。从实践上讲，党内民主作为中国民主发展的起点，也有了一系列的地方试点经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人们几乎一致同意，党内民主是社会民主以及前者向后者成功推进的决定性条件。
关于党内民主的理论准备和政党建设的筹划，较为充分。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执政党将党内民主视为解决政党各种突出问题的突破口。为此列明了党内民主的主要事项：诸如推进党务公开、畅通党内信息上下互通渠道，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党内选举办法，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扩大选人用人民主、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等等。这些事务，无疑是实现党内民主的重大事项。由于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权力，并决定国家的思想、组织、路线与政策，说党内民主对于社会民主发挥决定性的影响，绝不为过。但需要看到，党内民主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并不是在某个单一层面动作就可以实现的目标。进而，党内民主不是纸上谈兵式的罗列，就可以坐实的。诚如习近平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实现党内民主，“关键在于落实”。
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来讲，需要落实一些什么才能指望实现党内民主呢？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超越政策应对的层面，从一个远为广阔的视角去看“落实”的问题。就此而言，首先需要对“实现党内民主”进行界定。这一说法至少有两个指向：一是党内民主的目标模式，这关乎党内民主的战略决断，涉及政党的现代定位、政党结构转型、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政党的个体成员与组织的关系定位等等复杂问题。二是党内民主的有效举措。这关乎党内民主的逐步推进，属于策略层次的安排。这也是目前论及党内民主着墨最多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党内民主的僵局亟须突破，人们急欲寻找到突破点所致。两者显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综合起来看，对党内民主这个复杂工程来说，扼要言之，起码需要三个“落实”，才可望实现其战略目标和策略意图。
第一是“落实”观念革命
中国共产党实现党内民主的前提条件，就是要从根本上转变革命党的定位，真正坐实现代政党观。众所周知，这个命题早就提出来了。但是要成功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需要经历脱胎换骨的变化，绝对不是一句口号能够解决问题的。党不仅需要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现代政党，而且必须放弃自己垄断性支配国家权力的既有利益，将自己真正放置到一个由国家法律管理的对象位置上面。这对执政党来说，是极具心理震撼性挑战的变化。
长期以来，革命党的观念，使中国共产党全党对这一政党定位安之若素、习以为常。全党几乎习惯性地认定，党在国之上、国之外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国家都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因此国家受创国之党的全方位支配，便无任何可以惊怪之处。而没有意识到，现代政党创立国家，并没有理由独占国家。创立国家之后，建国的政党必须回归到普通政治组织的位置上，这样才能以法治的方式去治理自己所创建的国家。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呼吁法治不断，但始终无法落到法治平台上，就与党居于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国家权力之上，无法让国家法律与国家机构按照法治原则运转，具有密切关系。由于整个政党习惯了支配国家权力的治国模式，因此，革命党理念挥之不去。这是中国共产党真正启动党内民主的最大精神障碍。因为一个全面支配国家资源的政党，必定以革命党的高度一律、铁板一块的组织特性，才足以应对极端复杂的治国事务。整个政党也早就在治国之前设定了自己足以治国的资格：实践上是领先的、组织上是严密的、制度安排是合理的、实施过程是严格的、政策绩效是有保证的。结果就更是固化了革命党僵化的思维，难以对之进行任何有效的改进。
要想從革命党真正转变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在观念上深刻醒悟到，自己在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必须将以人民的名义创建的共和国的国家主权交还给人民。人民是在党之上，并且决定党是不是有资格执政的国家主体。革命党并不因为自己创立了国家，就具有了垄断性支配国家权力的先天治国优势。相反，如果革命党不将自己落定在人民主权之下的位置上，不落定在与其他社会政治组织平等的位置，革命党创立国家之后，甚至无法保证自己为治国立定的规则为自己的组织成员忠诚地信守。打破革命党组织的超级优越性预设，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先决条件。这绝对是一次惊天动地的政治观念革命。
第二是“落实”制度创新
中国共产党实现党内民主，不能依靠组织领袖的政治意志、个人才能和权谋技巧。加之党已经经历了两代守成型的领导过程，守成型领导的人格特质不应再是建国之初创业型领导的“卡里斯玛”。因此，政党必须借助于严格的制度规则，展开治党和治国的历程。于是，坐实政党民主的制度建设原则，便成为有效推进党内民主的不二之选。
坐实党内民主的制度安排，首先不是将制度内化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制度，而是外化为高于政党组织的国家法律体系。国家法律高于一切政治与社会组织，执掌国家权力的政治组织才足以游刃有余地治理国家。国家法律成为政党的政治工具，表面上看起来有利于执政党掌控国家权力，但从长期效果来看，绝对不利于执政党稳定有序地执掌国家政权。在这种执政思路中，执政党必须借助工具化的法律为自己聚集统治资源，从而彻底断送组织间理性分享国家权力的法治国家前途，断送公民对政党一国家的理性认同可能。公民个人与国家对抗、政治组织之间的诡诈权谋这些政治戾气，就会逐渐弥漫开来。国家也因此渐渐陷入动荡不稳的局面，终至国家的覆亡。这是导致苏东国家崩溃最重要的、但也最容易被政党国家所忽略的政治教训。
坐实党内民主的制度安排，关键在于将独大的革命党转变为竞争的执政党。党务公开、党的代表制度的改进、党内政治生活的平等化、选人用人的公正性、政党决策的民主机制，当然都是现代政党制度建设的重要事项。但是，关乎党内民主的制度布局，最关键的是全面引入竞争性机制、程序性安排和公开性评价。竞争，既是对制度之间而言的，也是对组织层级的，更是对组织成员个人而言的。竞争应该是有序的。有序的竞争依赖于公正的程序设计。必须革除革命党那种简单的服从性组织特质，在组织成员个人与组织之间、在上级与下级之间建立全方位的有序竞争体制。压制竞争的高压型组织，是可以长期维持的，但绝对不可能长期具有活力；活性竞争的组织，表面上看起来不那么整齐划一、组织严明，但组织的活力与吸引力可望长盛不衰。在控制性政党的精英淘汰与竞争性政党的精英吸纳之间，何去何从，答案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