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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生态与陈卓伦的悲剧?

    时间:2021-05-06 16:02:3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从安徽阜阳司法腐败窝案,到北京西城法院原院长郭生贵受贿案,再到陈卓伦案。近些年来,律师行贿司法官的案件频频曝光,令人触目惊心。“打官司就是打关系”似乎成为了一种大行其道的司法潜规则,律师与司法官之间的关系如何,已然是当事人权益能否得到维护的决定性因素。震惊全国的陈卓伦案件,将这样一种畸形的司法生态状况暴露无遗。
      美国犯罪学家格雷沙姆·塞克斯与戴维·马茨阿的研究发现,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大都会使用一种独特的合理化和辩解技巧来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辩护,以消除心理上的罪恶感。值得注意的是,如同所有落马的律师一样,明星律师陈卓伦也十分有渲染力地使用了“中立化技巧”,将其行贿法官归结为司法生态的破坏与体制的压迫:“腐败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在法官队伍中也不例外,律师只能适应环境,无法改变环境……每一次送钱给法官都感觉是一次对心灵的侮辱,是失去人格尊严的表现,但也是一种无奈。”在其“很郑重、很理性、很无奈”的感言中,陈卓伦成功地从一个行贿犯罪人转变成了一个被畸形司法生态系统裹挟的“被害人”,等待判决的陈卓伦亦笼罩着悲剧性的色彩。
      一位曾经与陈卓伦有一面之缘的律师在回忆与其的交往经历后也这样感慨道:“在社会上做了两年律师之后,亲身体验到做律师的不易,方方面面、左左右右都有为难之处,做大与做好总会遇到许多法里法外的矛盾与冲突。陈主任在业界做得这么大这么好,忠孝不能两全。”而在安徽阜阳司法腐败窝案中落马的另一行贿律师董卫东则更加凛然地说:“如果不送礼的话,我就没有能力为当事人维护正当权益”。
      深谙司法“潜规则”的陈卓伦以及其他“圈内人”感言当然具有客观性,司法腐败甚至严重的司法腐败,是我们不得不直面的现实。但是,如果我们轻易地被绝大多数犯罪人都会使用的“中立化技巧”所迷惑,甚至产生共鸣,而忽视对犯罪行为本身的谴责和严重危害性的认识,其后果才是致命的。
      律师行贿所造成的最大恶果并非对个案司法公正的妨碍,而是对司法公信力的破坏。当律师与司法官组成司法权寻租的“黄金搭档”时,正义的底线是没有抵抗力的,公众对司法正义的期待也将轻而易举地彻底崩溃。
      事实上,律师行贿司法官并非因为环境逼迫使然,而更主要因为它是一种最简单、最直接,且往往是最有效地在司法生态系统中占据“食物链”顶端的途径。民谚以“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来形容“关系”的非同一般。一些犯罪组织在巩固犯罪团伙的时候,也往往使用类似“一起嫖过娼”的“罪之链”技巧。律师与司法官之间通过行贿与受贿所组成的“罪之链”,同样可以牢牢地链接成寄生系统,轻易缠绕、腐蚀司法体制而恣意养肥私欲。
      要求律师保持底线的职业操守,做到不行贿司法官,并非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以司法生态逼迫使然作为为行贿司法官辩解的理由,应当受到严正地谴责。我们有理由相信,也应当坚信,我国的司法生态系统尚未至“逼良为娼”的地步。对司法腐败的认同要比司法腐败行为本身的破坏力更大。保持对司法的信念,才能促进司法生态的良性发展。
      不持有这样信念的人,也会在无形中成为司法生态系统的破坏者之一。因为,当所有的人都认为司法腐败已到“逼良为娼”地步的时候,即便是再良好的司法系统也将会朝着被“标签化”的方向堕落。这就是犯罪学理论中所谓的“标签效应”,或者经济学理论中的“劣币驱除良币规律”。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卓伦在罪行暴露后所发表的诸种感言是对司法生态的二次伤害,更应该受到鲜明且坚定地批判。
      事实上,律师行贿司法官时在“度”的把握上是娴熟而富有技巧性的。正如陈卓伦所言,律师影响司法官的空间是可左可右的“灰色地带”,或者仅仅是为了创造好的执业环境,使司法官能够对自己所代理的案件尽职尽责、不被刁难。对于通过行贿与受贿所形成的寄生链的另一端。也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
      无规范化的司法运作,自律的司法官,就难以有自律和自重的律师。法谚云“公安是做饭的,检察院是送饭的,法院是吃饭,律师是要饭的”,在现行司法权力格局中,律师显然是弱者。如果在司法生态系统中,权力一枝独重,而知识权威不被尊重,那么律师也就难以通过提高执业技能、追求专业权威性的方式去安身立命。律师与司法官之间通过姻缘、血缘、业缘等稳固而安全的方式组合,为司法权力寻租提供载体的现象也就会层出不穷。而那些与司法官之间无法建立姻缘、血缘、业缘关系的律师,也就会通过行贿司法官这样一种“罪之链”的方式,去与司法权力结合为寄生系统。
      司法环境如同生态系统,它是脆弱的,破坏容易,恢复难。但修复司法生态系统的方式却可能非常简单。例如,保障和尊重律师的权利,让其可以有尊严地执业。再如,给司法官公正执法足够的底气,保障其可以独立行使职权;“蒙上司法官的眼睛”,限制其社会交往,让司法官成为法治社会的孤独者。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开始建立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之间的防火墙机制,例如禁止律师与司法官之间存在姻缘、血缘关系。但据说这样的改革竟然也备受争议,难以推行,着实不可思议。
      修复被受损的司法生态系统需要从细微之处做起,容不得妥协,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保持对司法公正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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